常修泽是学经济学的，他没有弄清计划经济与行政命令经济的区别，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弄清，因为他们不懂哲学，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检验是一个过程所以人的活动到一定程度做事要有计划，但是计划不是不变的要到裎中检验，就要调整计划。
“计划经济”这个词，已经成了经济学界的禁区，谁用这个词，甚至用“计划”两个字，就会被扣了保守落后的帽子。好象“计划”与“市场”是水火不相容。经济学界最时髦的说法是：“从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
其实，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的“计划经济”，虽然在理论上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提法，但是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甚至连原来的“指令性计划”也抛弃，大跃进就是典型的行政命令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并不充分，结果是批了计划经济、搞起了行政命令经济，典型就是各地政府行政命令的形象工程！
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行政命令经济？经济学界没有搞清楚，就提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的口号，结果是批了“计划经济”大搞行政命令经济，所以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的情况，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农民种某一品种的情况。搞什么土豆工程、大葱工程等等。
最近，有一篇报道：10月底，记者在甘肃省玉门市新城区采访时发现，该市2003年8月刚投巨资建成的广场，因领导认为标准还不够高，在今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其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当地群众讥讽为“穷人过富日子”。 (11月7日《人民网》) 有评论说：举全市80%以上的财力建几项百姓并不受益的重大工程，城市的脸面有了，官员的政绩也来了，然百姓得到了什么，除了一种虚无的表象外，是更为贫穷的生活和无力承担的负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相信这样的“富日子”不但百姓极为反感，普通干部职工也绝对不会赞同。（《举全市80%以上财力建百姓并不受益的面子工程 》《红网》2005年11月9日）
大家看一看，这是不是行政命令经济，这样的例子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如果地方官员有一点“计划”的头脑，能瞻前顾后，还会这样干吗？人过日子是要计划的，发了工资，你总得有个初步计划吧？能两天就把工资花完吗？老百姓有个说法：“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过日子要要计划，经济建设是过大日子，怎么能没有“计划”呢？今天头脑一热，就来个超规的“大手笔”，明天没有钱了，就到处借，甚至搞派，这难道就是“市场经济”？恕我直言，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行政命令经济。市场经济也是有规律，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究竟什么是“计划”呢，《人民论坛》第十期，有一篇评论员文章《从“计划”到“规划”》，文章说：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与前十个“五年”明显不同，第十一个“五年”由“计划”变成了“规划”。
计划，指令味浓；规划，指导性强。“计划”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而“规划”更指较全面、长远的计划，更具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从“计划”到“规划”，字面上仅一字之差，但折射出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这段话很有哲学味道。
如果，我们把“计划，指令味浓”加以修正，应该说“计划”不等于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行政味浓，“指导性计划”更灵活，就可以做这样的表述：“计划”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规划”更指较全面、长远的计划，更具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以任何计划只能是设想，任何计划都要在实践中修正，都是可变的，不能成为行政命令！
那么，我们应该说：从指令性计划转向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才能准确的表达我们经济改革的总方针。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
科尔奈的这个概括勾画出一个轮廓，实际上A与B、A1与A2、B1与B2、甚至B2与A1也可以交叉。例如，B1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A2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又可以与B2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结合起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政府制定指导性规划加上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实行的就是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加上指导性的计划，是最佳的选择。
现在一些地方仍然是行政命令经济，搞形象工程，什么大手笔超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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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改革正处于关键的时期 应着力排除两种干扰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当前中国改革正处在十分关键而又微妙的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以及诸多的争议，从改革的战略高度进行思考，我们应当力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力排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力求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文章具体写到，从改革的宏观面来分析，有两种干扰已形成对改革的“掣肘”，需要注意排除。
一是注意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倾向的干扰。
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中国改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上滋生了某些值得关注的否定改革的思潮。对改革不同方略的争论本是正常的，对改革中的问题也应该进行反思(而且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基本方向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有的传播怀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言论和情绪，有的甚至想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虽然有些具体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某些合理成分也值得吸取，但是，贬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力求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思路是不能认同的。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操作，则会使改革出现“左倾化”的倾向，以至回到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在承认“以人为本”，并使人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尊重的中国，回归这条“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老百姓能答应吗？
二是注意排除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的干扰。
与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倾向相联系，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有些人曲解市场化改革的科学内涵，假借“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塞进个人及其某些利益集团的私货。这是一种“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这种倾向与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沆瀣一气，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比如，在一些煤矿，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和国企经营者打着股份制的旗号实行“官煤勾结”；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也出现种种假借改革的名义从中攫取私利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李鬼式”的“假冒伪劣”改革，它使改革出现变形和异化，不仅给贬斥改革的论者提供了指责改革的口实，更重要的是，它背离了改革的初衷，违反了“三个有利于”这一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对这种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尤其要排除之。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干扰，促进改革健康、稳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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