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尚未成功，争论仍在进行

当总书记胡锦涛在3月6日发表了关于一段“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话后，有的人就急急忙忙下了关于改革的争论将暂告一段落。不过依我看，这个结论下得有点过于武断和过于匆忙，理由呢？有四点：一是对前一阶段争论的性质、内容把握得不准；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会因领导人的一段话而宣告结束；三是社会越开放、越民主，对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争论就越是需要；四是事实上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请看一下现实，现在的“争论”一点都不亚于前一段时间。

关于“对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个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要不要改革；二是怎样改革；三是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我从来都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改革20余年的伟大成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参与改革反思的人中，我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是要坚持改革的，至于那些不要改革、坚持走回头路的人只是“极一小部分”，但是鉴于这部分人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能量，胡锦涛同志对他们作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回应”是很有必要的。也许正因为胡锦涛同志看到了第二、三个问题，才会有“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样重要的论述。

所以，决不要将这一二年来进行对改革的反思都认为是在否定改革，所以，我很同意邓伟志先生说的这一段话：“批评否定改革时也万万不可把批评这些年的存在问题也一古脑儿说成否定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正要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的人实在是属于“极少数”，他们并不代表“改革反思”中的主流，所以不能将它“人为地放大”，更不能将此帽子扣到所有改革反思者的头上，而这种人为地将不同意见者“扩大”为“一种倾向”、将他们作为大批判的对象，是我们社会很容易犯的一种“社会病”、“左倾病”。

为什么说“争论仍得进行”呢？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胡锦涛总书记的“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这段话，只是“怎样改革”和“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的原则和方向，而不是解释现实存在诸多问题的“现成答案”，所以“争论”不会因此而停止，相反地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人都可以根据这类原则作出“自己的解释”。

譬如说，面对大学学费二十余年来疯涨20余倍的现实，教育部就认为是“财政投入不足”引起的，而财政部则立即否定了这种说法，当然学者们则更有自己的观点，这叫不叫“争论”？当然算是“争论”。

最近非常活跃的皇甫平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当今社会存在一个“‘仇富情结’需要理性面对”的问题，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中国社会存在的是“仇腐情结”而不是什么“仇富情结”， 这叫不叫“争论”？当然算是“争论”。

一个名叫张维迎的“经济精英”最近抛出了一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网络世界居然又重新打起了“争论”的“口水仗”，此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有待日后评价，但有一点需指出的是，张维迎在该文中使出了“不怎么厚道的一招”，即将千百万民众对改革的反思都看作是一种“发泄情绪”，而支持民众对改革的反思者的学者却是“被大众情绪左右”，对政府来说就更“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怎么能将千千万万的民众对改革呼求、批评、反思都视作为“发泄情绪”呢？实在是有点太藐视中国的老百姓了，因为张的全文由此前提而“演绎”，其结论当然是荒唐的。当然，这种“煞是有趣的争论”是不是一种“争论”？我想，也应该是一种“争论”，而且是一种不以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争论”。

中国过去对改革的这场“争论”的确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在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新的三座大山”、环境问题等等问题现象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固然并不否认，然而其在对对原因的解释上却是“高论频频”，譬如，有个名叫厉以宁的“经济大腕”在怎样解释“两极分化”现象时，他就这样说道：“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的确，若厉以宁的这种属于谬论性质的“高论” 真的能成立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一万年也解决不了的。

……

所以，关于对“改革”的“争论”，看来是不会停止下来的，而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的的确确需要这种“争论”。根据笔者对这场“改革”的“争论”的关注，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这种“争论”结束了一些“经济精英”在过去一度时间内一统“话语权”的现象，尤其是互联网上的“网络语言”的产生，更是打破了我们社会容易发生的、只有一种观点的“话语霸权”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这种让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的、带有“全社会性质”的“争论”，补充了或是弥补了“平面媒体”过去有一段时间“惧怕”有地方权力支持的“经济精英”的“有持无恐”推销他们错误的精英理论之缺陷，将“不太民主”变为“比较民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中国社会的民主推到了一个新水平。

这种“争论”能让中国最高层听到来自民间的、“没有经过加工过”的呼求声、呐喊声，为什么十六大以来的高层决策越来越得民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的最高层疾听了广大民声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的结果。

这种“争论”撕破了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假改革”和“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改革”的丑恶嘴脸，使改革向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各项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当今前最为时髦的一种说法，实质上就是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作为“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自然“博弈”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强势群体”，所以，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弱势群体”的力量。

总之，改革尚未成功之际，这场关于怎样改革、怎样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的“争论”仍得会、必然会、一定会进行下去。

来源:《光明观察》     来源时间：2006-03-27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