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屡遭“制度性羞辱”的逻辑
2006年1-3月，重庆江北区南桥寺约30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其中最小者50岁，最大者近80岁；但按他们的说法，是“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离婚者均属于“低保边缘人”。（见最新一期《南方周末》）
“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的原因何在？如果夫妻双方不分手，每月的195元将与他们擦肩而过——家庭人均收入不得低于最低保障水平以及当地“七不准”的规定限制了他们进入低保人群；对这种行为，当地官员同情而无奈。当然，这种现象不单重庆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那么可以想象，面临这种遭遇的弱势者是在何等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一无奈的选择？
曾经看过某地一个“离婚”的典型：一个年逾92岁的双眼失明老太太，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三次被自己的孙女婿背到婚姻登记所“结婚”或者“离婚”，而那个和她结婚或者离婚的男人，需要她的孙女婿问上半天才能确认。也还记着，原华北油田短短4天功夫，就有70对夫妻“分道扬镳”。原因无他，而是为了谋求“饭碗”———华北油田日前出台政策，离婚后的下岗职工可重新上岗。政策导向下的“离婚潮”是何等的辛酸，鲜明的嘲讽意味让人无法释然。
追问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对于个人来说，物质伤害远远比精神伤害重要，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如果你想改变生活，如果你想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那么你付出精神伤害的代价也是合理的，如果你拒绝这种代价，那么你就没有改变生活的权利。在这种逻辑之中，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带给个体的仅仅是生存的满足和情感的屈辱。“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有关人士介绍说，政府承认许多市民确实存在困难，一来有些困难是相对的，二来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困难。但是，在不可能解决所有困难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伤害公民的尊严呢？
学者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在文明社会里，社会成员相互不羞辱，在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的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可以看出，“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是制度性羞辱的生动注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生活在羞辱人的制度下，失去人性价值的把持，而代之以金钱的价值，金钱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羞辱力量。笔者以为，只有明白制度性羞辱产生的逻辑，才能避免弱者再次遭遇制度性羞辱。换句话说，只有明白了任何人的生存都不能以尊严的丧失为代价，或者说不能用尊严的丧失来作为维持生存的条件，才能避免制度性羞辱的在先。
目前，国家正在构筑一个以基本生活为基础，以医疗、教育、就业、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相衔接、配套、社会扶助为辅助的救助体系。期待制度性羞辱早日从我们身边离开，代之的是公民尊严的滋长！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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