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社会主义改革观”研讨会综述

乌有之乡“社会主义改革观”研讨会综述

2006年4月15日北京乌有之乡书社邀请京城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举办了“社会主义改革观”研讨会。研讨会开始由主持人向大家说明了开会的背景和目的。他介绍，自从2004年开始对改革进行大反思以来，思潮碰撞跌宕起伏，从“郎旋风”到“刘旋风”，再到激辩《物权法》，新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西山会议”，牵动着每一个参与者和关注者的神经。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对“西山会议”作了报道，“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胡姓人士表示，网上登载的会议原始纪要是准确的。《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这次“泄密”事件只是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未来走向的公开讨论越来越激烈的大背景下的一个最新插曲。有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贫富悬殊拉大、腐败愈演愈烈、某些行业被外资把持等，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在改革道路上已跋涉27年的中国俨然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亟待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这次研讨会，邀请各位老师发表看法，一同研究中国改革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探讨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需要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回应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

秋实客首先发言，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析当前的形势，展望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他认为当前中国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从新中国历史来看，毛时代不断向左走，到“文革”达到极致高潮。改革开放后由于反“文革”绝对化、扩大化，右翼思想抬头并逐步主导了改革开放。比如农村改革搞一刀切分田单干，城市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存在问题，结果来个全盘否定，大刮私有化妖风，即使从强国的角度看也没做好。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猖獗，使中国陷入亡党亡国的困境，中华民族在国际上被边缘化。这一切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对这种状况负有责任的皇甫平等人却扣起了帽子：谁反思改革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

秋石客对目前的局势评估比较乐观。他认为，在这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短兵相接的较量过程中，泛左翼知识分子们迅速成长，广大党员和群众迅速觉悟，党心民意虽然在新自由主义分子把持的主流媒体难以表达，但在网络上却相当充分地得以表达，都认为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必须叫停，进行反思调整后再出发，这正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分子们大喊“网络舆论不能左右国策”的原因。可见，新自由主义分子的已经急不可耐，在“新西山会议”上已经“图穷匕现”了，他们正在失去人心。

秋石客总结道，新自由主义一步步走来，其战略是十分高明的，泛左翼也应当考虑战略问题。他认为，一、高举马列毛的旗帜。二、坚决拥护胡主席，相信胡主席。三、反对单方面的极端化的改革开放观。这种改革观只能提私有化，不能提公有制，只能说市场化，不能提计划作用。四、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观。

最后，他向泛左翼朋友们发出呼吁，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各自力所能及的作用，同新自由主义做坚决的斗争，为争取中国社会的光明未来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许建康副研究员从理论层面主要谈了三大问题。一、怎样准确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口号的确切含义及其关系。二、分析当前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三、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许建康说，第一个问题被弄得相当混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群众在工作的主要时间里干什么，当不再发生战争时，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阶级斗争为纲”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指在处理经济建设、战争等问题中以什么作为指导和统帅，以什么样的视野和高度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问题、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外交与战争问题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客观上说，各个国家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即都是从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即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和把握上述各种关系，目的是要把阶级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引导到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上去，古今中外历来如此。所不同的关键是自觉地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

许建康指出，过去“左”的思潮对这些问题有误导，他们没看清楚：1、阶级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2、存在着“有阶级的社会”和“阶级对抗的社会”之间的区别。3、存在着“局部对抗”和“总体对抗”的区别。有时候只在局部有对抗性，总体实际上是非对抗性的。4、即使一定阶级矛盾的性质从根本上具有对抗性，也会在相当范围和时期内不采取外部对抗的破裂形式。“左”的错误在于一股脑儿地认为，凡阶级矛盾随时随地都绝对地采取外部对抗的破裂形式。

许建康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劳动人民群众在工作时间里都主要从事生产劳动，而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里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我国现在的政治生活也如此，只是不这样提罢了。之所以不这样提，是因为过去存在“左”的思潮，后来又有对它的批判，都把这个口号曲解了。而任何一个执政党，不能从阶级关系上处理政治问题，进而不能从政治上处理经济问题，则根本无法维持政权。

在谈及第二个问题时，许建康认为，当今世界还是处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世界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斯大林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揭示的基本矛盾概括为三个：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个时期。二战后新出现了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这对基本矛盾，也带动了整个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世界基本矛盾由前一个时期的三个变成了四个。毛主席逝世，苏东又发生剧变，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现在这个时期的世界基本矛盾又回到了列宁说的三大基本矛盾。但经过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这轮全球化的浪潮，原来主要限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基本矛盾，现在已经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还由于战后新殖民主义逐渐取代旧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第三世界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已经演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

从1900年到1945年，从总体倾向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1945年后到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结盟反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苏东剧变以来，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就是南北矛盾。

分析了这样的世界背景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历史和当前矛盾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基本矛盾必然在中国反映，制约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构成。他认为，当前中国正在从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向阶级对抗的社会转变。邓小平自己说过，改革改错了可以再改过来。然而，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事物是新建立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是各种阶级力量矛盾斗争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改革中“试错”的过程，形成或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即便主观上想纠错，单靠长官意志的行政命令也不一定能改过来。由于二十多年来改革的指导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方向、目标、方法和进程显然是非连续性的，间断性的，二十多年改革的全程不是绝对统一的、单一的、划一的整齐过程。因此，反思改革，就可以而且必须把握改革过程的阶段性，对非连续性的过程如实地进行分割，看问题主要出在改革过程的哪个阶段，追究为什么会这样。有害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坏人坏事暴露得最充分的阶段，大家议论清楚了，该否定就得否定，这不是否定整个非连续性的改革过程，反而正是对非连续的改革过程较好阶段的自觉肯定。事实还证明，原来基本好的东西，被错当成改革的对象，存活得越来越少，结果就是社会动荡越来越大。

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

1、中国依附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新发生的资本原始积累，导致政治上公共权力广泛的私有化。而职能资本家只有占据主导地位，才能有产业资本的自我积累，才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依附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二个阶段的区别，主要在于流通领域中非生产性的、掠夺性的官僚资本，是否占主导地位。“西山会议”派主张用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和西方的多党竞争代议制会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忘记”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他们坚持这样的“政治改革”目标，最终只能依靠帝国主义来“解决”中国现存的国体问题，把中国重新变成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附属国。

2、小生产与依附性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主要是指中国的农村。

3、在规模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

4、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与依附性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都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对基本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他强调说，他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面都时时不忘加上“依附性的”这个修饰语，它的阶级含义就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换言之，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当前世界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矛盾的主导方面，它们的势力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渗透到中国境内，控制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根本不是什么“外部因素”。“西山会议”上的卖国主义只是冰山一角。

他指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制衡和力量对比，影响和制约着政权内部的力量分布与政治倾向。

他认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有：

1、变成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纯粹是幻想，基本不可能。

2、停留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官僚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继续结合，搞得民族工商业逐渐凋敝萎缩，人民群众生活日益艰难，新殖民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这是最坏的路。

3、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的存在与发展，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应该是我们争取的方向。

4、不间断地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作为过渡，向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所能允许、能够控制和监督、因而是可以利用的资本主义。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但在政治上要以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为前提条件，而且要求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这是需要我们千辛万苦去争取的大目标。

最后他说，他对整个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当前最重要的是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这一任务有几方面的内容：人民要发展自己的阶级意识，壮大团结起来的机构，健全影响政权走向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炜研究员发言时强调在思想理论领域我们要把保持政权的领导的纯洁性与保护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区别开来。现在两方面都不敢讲，结果资本主义成分占了上风，很被动。马克思主义者要把利用资本主义的观点亮出来，拿出来，把握改革的旗帜。现在光靠公有制是不够的，但要控制住资本主义。

清华大学李定凯教授发言时说，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而不是什么教授，今天我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说话。他说自己入党以来信仰从来没变过，现在想斗争却找不到斗争的渠道，只好上了网。从网上看到确有其事的“西山会议”纪要，感觉举办“西山会议”的人实际上是在开政治会议，在搞阶级斗争。李定凯教授说他很想参与这场斗争，可是发现这是一场我方力量没有组织的斗争，党组织不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组织我们党员进行讨论批判，我们只能开展零星的自发的斗争，没有党组织指挥的斗争，作为一个党员感到十分悲哀。现在，党中央宽宏大量，不与他们争论，但我们普通党员要保持党性，保持先进性，在自保的同时还得讲究策略地同他们斗争。他说，看了“西山会议”的纪要，发现确有“资改派”存在，确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观，小平同志过去说得对。看高尚全等长期的一贯的言行，就可以给他们下定论，这伙新自由主义分析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分子。现在我们国家法律的制定、解释、执行，完全被资产阶级专家控制，共产党请资产阶级的人制定法律，不走群众路线，不反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意志，人民民主专政何以实现？毛主席晚年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东西过去被批成极左，经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今天看来已经得到证明，他老人家是对的。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做斗争，还得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大旗。最后他说，我们应当坚持，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进入胡锦涛任总书记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尤其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军胜研究员递交了书面发言材料，在会议上补充发言时强调，我们要对西山会议进行广泛的宣传，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要让广大党员和群众认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看清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中央对新自由主义这股逆流是十分重视的，曾经进行过布置，对新自由主义开展深入批判，只是一些部门的人本身可能就是或者包庇这些新自由主义分子，他们明里暗里抵抗，不予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立言研究员在会议上讲，要高度重视“西山会议”，要使方方面面的人们全面了解事实真相。他指出，西山会议有不同寻常的几个地方：1、时间上的非同寻常。就在两会前夕，3月4日。2、地点不同寻常，杏林山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开会。3、性质不同寻常，内部会议，反复强调不让记者参加，不让人民知道。4、规格不同寻常，非常之高，高尚全自觉跳出来，充当领军人物。主持人和会议主流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可见他们是有组织，有纲领的。5、目的不同寻常：明确说要影响中央，把反思改革的声音镇压下去。6、它们去意识形态化的背后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的政治性十分明显。

毛立言说，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这场变革的分析和研究还很不够。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后，存在三种倾向：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山会议”实际上表露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势力的改革路线目标，这些纲领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简单说就是全面的“台湾模式”，复制西方模式。在行动上他们提出要“慢慢形成小的团体”逐渐组织化等等。

毛立言还说，我们感觉这一届的党中央很多新的思考是正确的。但西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这场斗争的根源来自上层”，可见他们对新中央的新调整是不满意的。

北京教育研究院原基建处处长李树泉同志在会议上念了给上面写的信《请关注西山会议》。他补充发言说，现在确已形成了新“西山会议派”，核心就是高尚全和世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张曙光、李曙光、张维迎就是他们的骨干。张春霖是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作为项目经理负责世行2000万美圆贷款在美国哈佛大学培养党的高级干部。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在会议上发言时指出，现在使用的话语结构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和市场经济的两套话语结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使用市场经济的话语结构，他们得出《西山会议》的结论是符合这个逻辑结构的。这些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民运分子的基本主张。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恶之上的。在市场上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则把范畴扩大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领域全面市场化，启动人自私的一面来发展经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结构与其是相反的，社会主义是要启动公心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逻辑上两套对立相斥的话语结构，而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操作中实现二者的相容，这是迄今为止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所以，“社会主义改革观”需要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中心的李新民同志在会议上说，“西山会议”实际就是颜色革命的一个步骤，他们在会议上提出了纲领并准备行动，这是从改革以来就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继续。只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像张维迎说的，他们“打左灯，向右转”。他们使用各种遮掩法，瓦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列主义，使之被边缘化，欺骗党员干部和群众，同时利用上层建筑以“产权改革”为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搞私有化运动。其手法是极为恶毒的。看来，还是党的决议概括得好：“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还会激化”。我们搞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可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

最后，主持人介绍了一些网友的意见：第一，社会主义改革须坚持法制和秩序的原则。对照党章和宪法，“西山会议”上某些人的发言明显违犯了党纪国法，应当进行处理，我们拭目以待。第二，社会主义改革须坚持民主原则。主流改革精英们却企图策划于秘室，制定改革大计，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包办替代，如果他们真的以为自己代表民意，还怕什么见不得人呢？搞什么“打左灯，向右转”？从厉以宁号召主流改革精英们“顶住互联网压力”到张维迎宣称“正确观点不需投票，独立学者要敢于独立于大众民意”再到樊纲大喊“网络言论不能左右国家决策”，直到这次精英们搞秘密的阴谋式的宗派活动，在内部会议上“图穷匕现”，他们的真实意图已经明了。正是这些主流改革精英们排斥民众，反对民主，他们只要适合精英们利益需要的自由和民主。第三，“西山会议”表明，新自由主义分子的确就是颜色革命的内应，他们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是美国的特务，是美国安插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我们希望党和国家部门检查这些人跟境外基金的关系，究竟他们拿了哪些人的黑钱。第四，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发言提醒我们思考，中国共产党内的叶利钦是谁？谁有资格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召开“西山会议”的幕后指示者是谁？他们究竟要达到何种政治企图？第五，马克思主义者同新自由主义做斗争必须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马克思主义的旧时话语符合已经远远地脱离了群众的思想实际，特别是年轻人的情感偏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主动改变自己，用群众喜欢的语言说话，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而切不可继续自说自话，群众真正关切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

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形成一个共识，应当把“西山会议”的情况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说明并开展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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