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笔者的《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有一位杨连旭“老人家”出来“为众人指点一下”，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杨某人说笔者那拙文“无赖”，而其证明这一点的手法，却真是在耍无赖。
（一）
指责一次闭门的研讨会为“政治会议”，有政治阴谋，且为“卖国会议”，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有证据就行，但是，笔者之所见，都是指责，证据分析缺缺。
笔者说自己对计委的印象，觉得那些“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人们“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而另一类人，是否有此水平，笔者未敢断言。杨某人是怎么批评笔者的──“依作者的逻辑，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不是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就是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的人”。呵呵，“无赖”的帽子，阁下自己戴上吧。
杨某搬出陈云和邓小平，说“计划个市场都得要”，那么，笔者对计划和市场的看法，是要哪个不要哪个，杨某看出个什么来了？唉，无赖之人，往往以为别人也象他自己一样的呵。
（二）
刘日新说高尚全等人改译“市场经济”为“市场协调”是“蒙骗群众”，笔者以为“要说蒙骗，也是蒙骗领导”，因为整理出的文件是给领导看的，改译之举无非是减少领导们对文件内容的反感而已。这不是什么大事，因而笔者说是“小题大作”。杨某人怎样批评呢──“看看吧，我们的改革原来就是这样，被那些主流学者们‘蒙骗领导’进行着的呢！”从一个文件的个别词句，立即扩大到整个改革，这不是无赖，又是什么？
巴山轮会议是什么时候，邓小平南巡是什么时候，“南巡谈话”对市场经济的正面评价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回头来看巴山轮会议文件的“市场协调”译法怎么就不能理解？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程度，当然会有实际的各种影响，改译之举怎么就成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耻为荣、毒化社会”？况且，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多少个版本，其意义有何差别，杨某人是否可以也“为众人指点一下”呢？
（三）
“把被耍的赵紫阳和耍猴的高尚全等同起来，这分明是在肆意侮辱逝去的先辈”，如此无赖地指责笔者“分明是在欺负赵家无后人了”，杨某人不觉得太过分吗？
刘日新对高与赵都有批评，因而笔者将他们并列，说“刘先生显然认为赵紫阳、高尚全等人”如何如何。有本事就分析观点，杨某人这样胡诌八扯，分明是无赖。
笔者“从根本上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因为笔者坚信马克思学说经济理论的体系与理论力量。如果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如果就理论和实践而言，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能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
计划是手段，市场并非手段。市场方式是手段，邓公的意思，当是指市场方式而非市场本身。此其一。
市场经济更不是手段，它是人类社会第二大经济形态，不是“手段”可以概括的。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曾实行计划经济，严格限制市场经济，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学说对市场经济有深刻的研究，这些国家在理解上有偏差，但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基本关系的把握上，有它们的道理。杨某人无视这种道理，炫耀自己的无知，反而指责别人“无赖”，十分可笑。
新民主主义中断，代之以社会主义改造，高级社迅速地普遍化，使得农村所有根本改变，而人民公社只是在集体所有制内部进一步飞跃，但却更为突出了新制度的弊端，其突出表现就是以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不是公有制的必然，而是企图超越现实生产发展阶段的规定性而谋求经济奇迹，新制度恰恰提供了政治动员的手段。公社制度在挫折面前退却，框架保留，其组织规模退到初级社（相当于生产队），即“队为基础”，而这种体制性质与组织规模的矛盾实际上是基本矛盾的体现。土地承包的尝试一直存在，后来在改革大潮中终于取代了公社体制。杨某人对这种矛盾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一窍不通，反而狂妄地诬蔑别人“无赖”，更十分可笑。
国有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是客观存在，杨某人可以信口雌黄地否认，但却看不出他有什么本事来证明他不是无赖。
说什么挑拨“民族资产阶级同共产党的关系”！杨某人应该知道，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但“人还在，心不死”，乃因为市场经济尚未过时。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是顺应现实生产发展阶段的要求，资产阶级重新出现，也很自然。其中的教训在于，消灭阶级，是生产发展阶段变化使然，不是动员一两次社会变革就能成功的。共产党面对的使命，是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约束资产阶级，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坚持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内部孕育出更高的形态。倘若对此认识不清楚，被杨某人之类胡搅蛮缠地以无赖的语言、逻辑混淆视听，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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