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改革反思年的反思与争论

2005：改革反思年的反思与争论

作者： 申端锋 | 2006年04月27日13时31分 |

   【内容提要】

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讨论日渐增多，虽然参与讨论各方的学科背景、参与讨论的方式乃至关注的具体问题均有不同，但他们的讨论却从不同的路径直逼一个共同的、也是非常尖锐的根本性问题，即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下面，参与讨论的各方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得与失、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错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展开了火药味十足的、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在当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言论，而这些言论背后是主张者所理解和追求的中国道路，在笔者看来，当前争论各方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西方经济学道路

坚持这条道路的主要是当前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受此影响的学界主流，所谓的“西方经济学道路”，就是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奉为中国道路的不二选择，并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也就是以“经济人”、“产权私有”以及“市场化”等概念所提供的逻辑来改造中国经济和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武器，只要理解、运用好了这些概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有学者称这些人眼里只有美利坚，而没有广大的亚非拉，他们所追求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的全盘西化的道路，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向西方学习，他们所主张的道路，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实际上，他们对英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根本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确切地讲，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发达国家所实际走过的道路，而是西方经济学所提供的一条在书本和黑板上完美无缺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西方的，而是西方经济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语道破天机：“不要看西方经济学家是怎么说的，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在发展道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笔者将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道路称为“西方经济学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最大可能地私有化，最大程度地市场化”。

二、马克思主义道路

最近，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他对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表示不满和担忧，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竟然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很多大学的经济学院系在教学和研究中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处于边缘性位置，西方经济学则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以数量化和模型化来标榜自己的价值中立和科学性，从而以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为理由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彻底边缘化，刘国光老先生认为，经济学是不可能价值中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而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疑应该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刘老看来，正是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指导思想的变化，也导致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出现了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向性错误。刘老的谈话发表以后，得到一大批新老学者的支持和声援，在政学两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笔者看来，刘国光老先生及其支持者所坚持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道路”。

三、毛泽东道路

对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主流观点把前30年说的一团漆黑，就像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一样，把改革开放后的20年说的是阳光灿烂，就像启蒙运动后的西方，终于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而一些“老左”和“新左”，像马宾、老田以及韩德强等，则对前30年的评价非常高，而对后20年的改革开放却提出了诸多的质疑和批评。前30年的中国发展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生产，借助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一强有力的权力系统和提取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有规划的社会变迁，并完成了工业化建设的原始积累，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且配套的工业体系，很多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为中国的经济自主和主权独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的发展真正走出了传统社会的“历史循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推行了合作医疗和廉价的教育，人均寿命和识字率均大幅度增长。笔者将建国后前30年的发展道路称之为“毛泽东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原苏联的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所预设的道路，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道路，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政治家，他所遵循的是实践的逻辑，而非理论的逻辑，那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试图以西方理论的逻辑来否定毛泽东道路的实践逻辑，注定是行不通的。在坚持毛泽东道路的“毛派”中，老田是一位战斗力较强的代表性人物，老田所援引的思想资源主要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走适度发展之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需要一种经济和军事上的防御态势，国门洞开的开放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四、以技术立国的制造业发展道路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像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像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但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

留日学者钟庆在《刷盘子还是读书》中比较并反思了中日发展之路，[2]认识到日本的发展得益于其重视教育和技术，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干产业，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在比较优势的名义下放弃了基干产业，导致了上文所述的“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他认为他所主张的道路是从实际和经验出发，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非左、右之别，但左派的学者对他的观点反应强烈，如左大培等对他的观点非常推崇。在笔者看来，钟庆的主张实际上是一条以技术立国的制造业发展道路。

而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李斯特的深刻洞见更可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洞察力，[3]李斯特所处的19世纪前半叶，是英帝国的时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提倡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早期也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要有“看不见的手”就万事大吉了，但当时的事实很快让这位年轻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看法，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了德国，大大挤压了德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长空间，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贸易保护学说，针对反对派的不同观点，他区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这一对概念，他认为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也能得到财富，但并不能得到财富生产力， 相反恰恰是以破坏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财富生产力主要是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若没有相对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国家就很难说是真正自主的，所以，他建议当时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于英国来说处于二流地位的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国家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发展起来。

当前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世界分工中，世界产业体系给中国带来了财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以逐步破坏中国的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辛辛苦苦缔造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重创，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严重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

五、和谐社会之路

最近一段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出来，其中，贫富两极分化悬殊，弱势群体人口基数庞大，社会公正问题凸显，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顽疾。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郎咸平事件”以及近来关于中国医改不成功的讨论，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深切关注。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较多，在当前的讨论中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之主张，诸多社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著名学者孙立平的新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从学理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的一部力作[4]。

在孙立平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在7%的增长速度之下，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所谓的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在中国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再向纵深推进一步，我们会发现，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损。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展经济学经常讲到的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图景。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分裂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忽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忽视公平的再分配体制所导致的结果。这表明，近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已经成了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这种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即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时代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要求政府的取向应当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社会公平和秩序等问题的关注上来。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所说，“在《断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功力”，孙立平在这部著作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的有关“断裂社会”的论述，对于我们在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重视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没有给出现成的药方，但仍具有启发意义。

六、以国情为基础的中国道路

坚持这条道路的主要是一些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贺雪峰、温铁军等人，他们被称为“国情派”，他们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共同判断，即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9亿农民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转移出去，将长期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提出中国应走一条以国情为基础的中国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所以，他们是新乡村建设的最有力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使乡村趋于破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的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新乡村建设的必要性，一个是中国道路的战略选择，这两个问题是高度相关的，新乡村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乡村建设，而是在中国道路的战略选择下进行的乡村建设，它的前提性条件是我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中国道路正是以为中国九亿农民想办法找出路为思考的起点和基点的，关于新乡村建设的试验和研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国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和内外部限制，主要是中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制约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只能在中国内部消化，还有就是全球性的资源约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瓶颈，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都不得不重新寻找另外的道路；另一个是中国的事实和问题，主要是中国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农民人口基数太大，9亿农民难以在短时间内从农村中转移出去，这么多的农民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三个是方面是中国人的哲学观，包括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结构性的制约之下，这种文化自觉能为中国的另类发展道路提供文化支撑。

正如贺雪峰在《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中所言，他们的新乡村建设是为9亿中国农民寻找出路[5]，他们的主张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任何主张和观点都应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和概念出发；二是坚持和维护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反对任何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言行；三是强调农村研究应坚持中国农村本位的立场，追求一种大国学术；第四，强调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认为新乡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追求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在消遣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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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第10期。

[2] 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3]（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 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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