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论毛泽东干部思想的现实意义之七
杨连旭
（2006年4月）
世人皆知，毛泽东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取得了惊天动地的成功，还在于他把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方法也传授给了他的干部。
高尚的道德品质固然是干部所必备的首要条件，但作为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领导才干。所以，毛泽东格外重视领导艺术的教育培养。
（一）
第一、科学文化知识是提高领导艺术的基础，毛泽东十分关注。
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指出：
“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6页）
对于干部的文化学习，他更是常抓不懈，并强调：
“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8页）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第二、政策能力和策略水平是领导才干的主要标志，也是毛泽东教育干部的主题。
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论断。他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3、938页）
所以，他不但强化政策和策略的教育，而且突出培养掌握政策和策略实行领导的方式方法。
第三、方式方法是领导艺术的主体内容，更是毛泽东培养干部的主体内容。
1933年8月，毛泽东就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随后，他以过河与桥和船的关系为例，强调：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139页）
那么方法从何而来呢？只能从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中来。
毛泽东指出：
“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导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二）
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基础，毛泽东还向干部传授了主要的领导方法。
第一是，关心群众生活法。
他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页）
第二是，调查研究法。
他指出：“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要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工作范围的各部各地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第三是，出主意用干部法。
第四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法。
他强调：“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仅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就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
第五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法。
对此，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总结出：
首先，是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其次，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最后，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
第五是，确定中心工作法。
他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1页）
第七是，群众需要和自愿法。
他提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意愿出发。既使是群众在客观上果真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主观上却还不愿意改革的情况下，也必须耐心等待，直到经过工作，多数群众自愿改革后，才去实行改革。
“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3页）
第八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页）
这些领导方法不仅是具体适用的，而且是简单易行的，关键是我们的干部是否愿意用、是否乐意行。用的是否得体、行的是否得当，这是能力水平问题；否愿意用、是否乐意行，这是政治思想问题。
个人主义至上的干部，他们就不关心群众生活、只爱护自己利益，只为自己利益而调查、不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研究，专门出坏主意、用坏干部，工作只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走过场，只要领导不要群众、甚至还要压制群众，工作没有中心、只是投机取巧赶时髦，不问青红皂白、不顾群众意愿、只是强迫命令。
只有具有革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干部，才会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三）
从革命到执政、由夺权到掌权，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革命党的社会地位，不仅是理想主义主导，而且客观条件也压迫着干部，只有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生存、只有自觉地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任干部才能发展。
可是在取得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不仅失去了生存的压力，而且理想主义也会淡化，为人民服务和任人唯贤的自觉性就会弱化，世俗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人性弱点就会外溢。这样，就可能导致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
对此，毛泽东早有考虑，主张既练内功又借外力。早在延安时期，他不仅强调要以李自成为戒，而且指出了“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方法。
所以，在掌权后他，
一方面发出“发扬光荣传统，更去更大光荣”和“五七指示”，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另方面坚持持续不断的阶段性群众运动、清理干部队伍。
练内功和借外力，这是毛泽东建设优质高效干部队伍的两大法宝。
令人扼腕惋惜的是，毛泽东没能来得及总结经验教训，将他的民主方法进行系统化定型。
这就需要后来者继续努力！
对于干部，毛泽东不只是言传，更注重身教，他伟大的人格和光辉的实践就连他的敌人也是由衷地钦佩的，他永远是领导者的伟大典范！
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去做，像毛泽东那样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就能获得最广泛最坚决地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必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如邓小平所言，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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