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跟法学一样，讲的都不是数学或者物理学那样的公理，看经济学说史比看经济学教科书有收获。
这就好比，单纯为信教的话，读《圣经》是不错的，但想要了解基督教，还是看看赵敦华老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比较好。
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推荐余永定写的那个，美国人的经济学教材有很多存而不论的潜在的东西。余永定的牛津经济学博士身份是真的，不像美国贴牌的张维迎。
哈耶克其实也是还原主义的体现，哈耶克的全部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结成一个简单原理。哈耶克的最大历史功绩，其实是把资本游戏及其规则做出了政治化解释。
《法、立法与自由》，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思想在资本的无政府主义与个人的良善本性之间的无谓挣扎而已，最要命的是，哈耶克宁愿牺牲主体自身以外任何个人的自由，也不愿为资本的自由设置一个界限，这就是让西方爱动脑的右派大笨蛋们纳闷了几十年的所谓主体间性问题。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竞争，导向权力的竞争，即他用来骂人的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此时我想起了郭德纲所调侃的：敢说我三俗？三俗是我用来侮辱人的手段。说我不行知道吗？
竞争的对立面是合作，合作是民主的前提，民主与自由向来都是对立的，而哈耶克只不过是恢复了政治自由的本来含义。
不存在强制的合作，就如同不存在真空的空气，任何集权都是竞争的结果。与民争利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于是就产生了专制。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不鲜见。
联合国，或者欧盟，或者美国联邦政府，他们的建立过程都表明，合作和民主是一路的，而一战、二战是自由的体现。
所谓合作，是给自由设置一个界限，明确群己权之分。理性协商，比竞争有效率，因为任何博弈，都会支出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比如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告诉奥巴马的：保险公司投入很多资源来防止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拿到它。克鲁格曼就像那个指责光屁股国王的孩子。
克鲁格曼的语境是：我们十分相信医疗改革长远来说会节省费用。我们的旧系统不仅是缺陷百出，它同时是极端没有效率，花费巨额的行政费用——比方说，保险公司投入很多资源来防止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拿到它。但在全民医疗体制下，医疗费就会花在它该花的地方。
垄断竞争状态下，寡头们往往也是采取理性协商的手段共享利益，那是少数人的民主。这也同样说明，合作比竞争有效率。
法学本质上是反政治的，政治意味着利益，而法学意味着德性。
这是法之相对于政治的特性，在其他方面，他们则有共性，所以上述定性无所谓片面。就好比在定义人性的时候，不必把狗性也总结进去来追求全面。
法学类似于经济学的宏观部分，法律本质上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所以，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实现法治的渴望和必要。
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和方法，甚至出发点和目标，都不相同。只不过，他们有共同的现实基础，该基础使得微观学说的基础不存在了。
产生于经济危机的实用的宏观学说不可能建立在理想化假说的基础上，但是微观经济学说的信徒们则认为，有必要把现实按理想化假设的样子加以改造，以使其学说有效起来——这是愚蠢、堕落而又徒劳的。如果肯承认市场信号对于市场均衡的价值，就不应该否认客观现实对学说本身价值的影响。
微观经济学，其实是想模仿牛顿物理学，建立一套科学体系。但是，牛顿物理学的基础是观察和实验，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却是假设，两者之间有云泥之别。
比如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常常是失效的，与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的表现大相径庭。直到当前的行为主义经济学，才开始反思这一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假设原理运行于其中的特定客观环境，与假设原理本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好比，在y=F(x)这个公式中，可以假定不同的x值，并探究x的取值区间，但不能假设公式F本身。
经济学本身不值得辩护，自从经济学本身成了一些人赖以谋生的职业，这门学问的科学性本身就是很可疑的了。
这是相当形而下的问题，是简单的利益问题——比如通过私有化造出一个市场来。其实市场本身也是不必要的。
康德为看不见的手留下了地盘，是一种倒退，马克思与卢梭薪火相传，坚定地用理性描述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力量。
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宗教化的东西，其意义是：理性于此止步。这类似于基督教哲学史上的信仰主义：首先接受，然后理解。这是拙劣的驯服。
马克思是理性原则的坚定贯彻者，高级的理性，是理想主义，低级的理性，是现实主义。启蒙的价值在于，使人建立基于情感的理性确信，而不是屈从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看不见的手是反启蒙的显例。
马克思只是把卢梭犹太化了，用犹太人特有的精明，把卢梭的思想做了具体分析，并结合现实为骗子和傻子之间的故事做了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从卢梭到马克思，其实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面对大忽悠，超越个人去观察个人的处境是必要的，马克思从中发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
可以把价值理解成馒头一样的东西，比如人们消耗的体力需要吃馒头来补充，馒头是劳动量的计量标准。省馒头的人，则享有超额利润。
经济规律只有一个。人们的平均饭量决定蒸多少馒头合适，这是理解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方便法门。比卢梭有能耐的是，马克思发现了谁蒸馒头养活谁的真相。
摆在康德面前的物自体，是庞大的商业力量，饿了需要花钱买馒头吃，类似于其先天综合判断。自由、物权、市场、法治，则相当于其知性范畴，往往导向二律背反。康德的二律背反，源于对知性范畴的滥用。自由、物权、市场、法治等一旦被滥用，同样会走向各自的反面。
美利坚就是地球的公仆，中国青年考公务员跟拿绿卡是同样的性质。中国人最爱骂公务员，因为腐败该骂嘛，但边骂边还是要考，油水大嘛。这就可以解释，尽管美国混蛋，但骂美国的人也还是要拿绿卡。这是追求多吃多占的分馒头之争，而不是如何又好又快地蒸馒头之争。
需要明确的事实是：公教会与耶稣是两码事，我愿意把上述这种解释称为馒头经济学与锅台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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