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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生存智慧与理想主义之间——80后的精神状况

作用力比反作用力大那么一点点 · 2011-05-12 · 来源:乌有之乡
“文化自觉”研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人间夜色尚苍苍。  

——王国维《浣溪沙》

   

  

看着《孽债》长大的一代  

  

1978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多年以来被当成是大赦天下一样的恩典去宣传,对当事人来说也许算是恩典吧,其实呢,不过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一个政策副产品。一个原因是国家恢复了高考,从举孝廉到实行科举,虽然录取率不高,但高等教育总算在入学上解除了身份和品德的限制,基本上恢复了学而优则仕的唐宋明清传统,在国计民生和文艺复兴的掩映之下,群体的梦幻狂欢和个体的功名利禄心照不宣互行方便各取所得,知识重新资本化。为了寻找市场,他们希望回城。另一个原因是农村几乎全部分田单干了,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单位,而不再仅仅作为单纯的社会组织,宗族观念开始复兴。作为外人的知青无以立足,只能让他们离开农村。此外当然还有观念上的变化,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以积极的理想主义而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消除“三大差别”、接受思想教育。中央政策大变,这个计划在国家意志的高度上被取消了。在一个美好的理想破灭的同时,只能制造回城这另一个希望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尽管城市并不缺少劳动力。  

  

知青返城尽管只是配合国家意志转轨的一个小步骤,尽管看似仅仅是返城知青个人生活的转变,但知青的返城和导致知青返城的因素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却是排山倒海。在就业机会上,回城的知识青年排挤了城市里的文盲。与知识青年返城几乎同时,合作化生产的群体性生活结束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也重新凸显,出身差异从单纯的政治标签变成了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户口差别。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释出了原先分工协作中的隐性剩余劳动力,“农转非”的简单理想贯穿于农村的八十年代,“卖户口”的政策则于九十年代的城乡结合部盛行,“跳出农门”的脑力外流趋势从未扭转。比如就说83年严打前那一阵子吧,农村恢复了自然经济,耕者有其田之后就饱暖思淫欲了,小农意识跟理想主义是不沾边的。城市里呢,理想的破灭导致了理想主义的不张,新的旧的意识形态都还在起作用,封建的西洋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想法也都有,找不到什么主流思想。大家的情趣都跟王朔差不多,介于文人和流氓之间,是典型的小资文化生态。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了痼疾,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已经近百倍于当年下乡的知青群体,农村文化则逐渐荒漠化了。  

  

颠来倒去的批判与反思  

  

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有,跟具体的某一种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如果非得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理想主义者在社会当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前者就是持乐观的态度,具有性善的思想;后者呢,则主张人类的天性是丑恶且贪心的,具有性恶的思想。前者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精神品格,后者津津乐道的则是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吧,改革前的意识形态是个造就理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当中理想主义者的比例就比改革后的比例要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旧的意识形态被宣布为谬误,又经过类似从“张华救人事件”到“南京彭宇事件”的“真理大讨论”,配合以宣传家们常常拿来教育大家的那个引进狼群来促进羊群健康的寓言,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了。前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鼓励甚至强迫大家自觉做好人,在这种社会规则当中,理想主义者是没有被强迫的感觉的,在这种社会当中,如果不犯罪,是很难有危及生存的生活上的失败的。新的意识形态则强迫大家被狼追着跑,这个理论前提就规定了一部分人在生存上的必然失败,新的意识形态提倡明哲自保,不讲合作讲竞争了,为了躲避竞争的风险,之前的理想主义者当中就有很多人发觉自己如果像以前那样会活不下去的,为了生存,也就变成现实主义者了。到处是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对理想主义的拒绝、对时髦话语的执迷、对现实存在的误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放弃理想的掩护,实事求是成为接受现实的教诲。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里作出的有名论断。诚哉斯言,人类活动空间的广袤和世代繁衍接续的绵长,并没有使有限的个体生命摆脱那些亘古难题的纠缠,人们遭遇问题的历史与试图给问题一个解释的历史同样漫长。在西方,神的除魅和人的发现互为表里,理的发掘与力的表述异曲同工。现代性在回归古典的表象里明修栈道,现代性的危机却也在人们“剧场假象”的迷醉下暗渡陈仓。在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之下,曾经乍现论伤痕排座次的文化江湖,控诉革命成为知识圈里的政治正确。他们以听人忏悔来重塑自我的尊严,以自我否定的程度去判断他人是否真诚抑或内心勇敢。于是在自我否定翻然悔悟以自命有良知的主流语境之下,“霹雳一声暴动”的过往经历便也正如尼采所说:“闪电肯定不是下雨的整个过程,可惜现在多数人都只记得那刺眼的闪电和震耳的雷声,而忘记了滋润大地的春雨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经验历史  

  

被掌控的舆论在人们的思维上打了个节。其实精英们当年的那点儿伤痕,跟今天普通劳苦大众们两地夫妻、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头娃娃、结石宝宝的苦难比一比能算得了什么呢?真理之所以恼人,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于有意无意之间,自愿抑或被迫地发生着断裂,在遭遇到环境的解构和自身的重构的同时,也深处于价值转换的迷局。在“知识即权力”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定位之中,人们对前者的不解,可以归咎于一贯讨巧的道学家们“真话说一部分”的处事法则,而对后者的侧目,则只能体现出那些每日胡吃海塞弄得油腔滑调脑满肠肥以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文明地茹毛饮血食肉寝皮敲骨吸髓的诸君及其追捧者们那种“君子远庖厨”的亚里士多德式中道。  

  

并不通情达理的无聊帮闲们借由一张泛人性的画皮试图编制一套无根的历史叙事,由此编织了一堆灵与肉的故事,指认为生存的本质、普世的价值,以便放肆地口诛笔伐落到他们不成器的秉笔之手上的戒尺。并不悲天悯人的应景帮凶们经由一套潜规则的体系力图澄清一套无语的逻辑样式,由此梳理出一脉铁与血的历史,宣布为革命的缘起、维稳的妙计,从此真诚地言传身教那些他们不入流的论世之笔下的说辞。两种以启蒙者自居的改革吹鼓手因为在遮蔽宏大叙事以告别革命的路上殊途同归从而不但被邀上了后革命时代的人肉宴席,而且还尊享着并且笑纳了各自言之有理的来自餐盘里乃至砧板上的鱼肉们的辞之不恭受之不愧的殊荣。被盘剥压迫驯化宰割的人们一边赞颂无聊者们的高尚,一边敬佩应景者们的深刻。  

  

在不争论的幽静氛围中,人道主义策略式的道德言说和竞争主义工具性的日常操作巧妙配合,不停演绎着触及灵魂的启蒙二重唱。于是人们一边被教训着放弃审视身边的阶级仇敌从而倍加欣赏与天下人为善的美妙愿景,一边被诱导着开始防备四下的全体同仁以便牢牢维系与一切人为敌的生态关系。因理想乐而忘返的人们对人道主义的柔情心生悸动,奉之为神启。为生存疲于奔命的人们对竞争逻辑的展开言听计从,祭之若祖宗。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社会性交互审美之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群体性无意识激发出空前绽放的个人体验,人们开始承认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悖论皆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安之若素。汲汲于现实私利的事务主义于是变成为仁由己促进和谐的不二法门。  

  

在迷茫中往返,探寻来路与出路  

  

美国建国元老约翰-亚当斯曾说,每当选举结束,奴隶制就开始了,意在提醒选民们要慎重选择执政者。执政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轮换的游戏规则,可以保证政府是为绝大多数选民服务的。然而自从利益集团控制了媒体,说客集团把持了言路,政治献金左右了竞选结果,真正能上台执政的就只会是财团代理人了。而且,更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是,政权是更迭的,但财富是世袭的,执政者可以被选下台,但利益集团会持续存在。这就是美国政治变质的实质,如今的美国早已不是建立之初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的美国了。  

  

从社会发展评价的角度说,劳动者积极性提高不见得是好事,这很可能意味着贫困化和生存困难。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说,劳动积极性问题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问题。试想,面对着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的实在问题,当“连家里当包身工的儿子都下了岗,当小姐的女儿都失了业”时,劳动积极性肯定是高的。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能说明人们比以往更爱劳动了,只能说明似乎越来越民不聊生了。懒惰既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怕养懒汉的思想误区,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越是聪明人,越是懒惰,越是懒惰,人就越是聪明。资本主义制度让很多有潜力成为科学家的人成了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谋生的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有的懒汉闲着没事,就会成为科学家、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发展人类智力——文化是无聊的副产品。硬让人们仅仅为赚钱糊口动脑子、卖力气,这就把人们的精力都内耗了,浪费掉了。积极性不是来源于竞争,而是兴趣和智力本能。相反,竞争会泯灭积极性。因为竞争是以结果为标准的,而积极性则是动机问题。竞争只会导致人们试图不择手段地按既定规则取胜,这损害了人们的创造力。比如不能短时间转化成利润的科学发明,就没有人愿意从事。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非洲南美中亚都是资本主义,一直有饥荒,死人无数。美国实际失业率业已攀至20%,市场是万恶之源。欧美明星们搞义演,就是让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穷孩子们少饿死几个,或者晚饿死几天。被剥夺了获取粮食的机会的人,也便丧失了生存权。资本主义是把粮食当成资本用的。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吸星大法,用以人为本的标准去衡量,该逻辑天然具有非法性。哲学是研究人类如何生活的学问,哲学家一直在批评资本主义,包括以哲学家自居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看的跟某型号考试专用铅笔一般,客观上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很没道理。资本规则之下,执法集团是吃犯罪这碗饭的,执法集团是违法集团的利益相关者。同样,资本家是吃穷人吃不起饭这碗饭的,这便是资本主义生态。  

  

分裂与对立的现实,是结构主义的天下,公意的丧失和重建,是历史的辩证法。哲学的传统领域业已为以物理学、心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法学、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所侵蚀殆尽,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这不妨看作是科学活动对哲学活动的有益批判,所谓纯粹哲学便是这种批判的剩余物。这种剩余物,除却人们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对科学未解事物的对待,对语言的重新定位和对科学沙文主义与知识作为权力的反思也正当其时。大抵有志于从事哲学事业者都服膺苏格拉底的那句老话: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活。“活法”是多样的:逻各斯意义上的事物的逻辑,不过是每一个视角所运用的话语系统,选取可行而可爱的话语去理解和解说所谈论的对象就是在对知识的求索上所付出的努力。一套话语不可爱,甚或可憎,那就试着换一套,立场或者偏好允许我们持有不同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启蒙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去寻求契合理性与经验的方式。  

  

太阳底下、地球村里,并没有多少新鲜事  

  

从天下一家四方皆服皇恩浩荡的中央之国,到夷夏大妨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东亚病夫,中华民族这头东方睡狮曾因对世界格局的重大误解备受磨难从而在几十年前倍加觉醒。从重整河山富国强兵领袖弱小的东方巨人,到豪强觊觎、友邦疏离的肥大羔羊,中华大地这座世界工厂也因对进步模式的过度想象饱受赞扬从而在十几年来尤其沉醉。  

  

台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故纸堆,也是中华大地的政治试验田。然而一个社会群体在何种意义上具备行使民族自决的资格,这是由该群体的历史成因、现实处境和行为意图所决定的。一种政治集团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执掌独立政权的能力,这是为该集团的群体基础、现实条件和执政理念所体现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南北朝鲜剑拔弩张,大陆台湾交相威慑,印巴两国长期对峙,这无一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力瓦解分而治之的显例。  

  

就民族国家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分裂催生出英、加、美、澳等独立政权的繁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分裂并不深刻,因为在历经独立与反独立的军事阵痛和霸权与反霸权的文化申明之后,诸国不但在利益上并无实质性对立,而且兄弟同心,在政治上从而也并不包含相互对抗的意思。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霸主,也是这个世界格局的主导者和维护者,他们不仅制服了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挣扎,而且平息了日耳曼人和日本人的挑战。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正体现着与之紧密相关的、由世界近现代史书写至今的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  

  

北大中文系教授,新书《五百年来谁著史》的作者韩毓海在一次讲座上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虽励精图治而终究无力回天,是因为他父祖们改革开放过头了。这是惊人之语,却也是不刊之论。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判断一样,这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如果说后者是基于眼前血的教训,前者则饱含着穿透梦一般的史料回溯铁一样的事实的逻辑支撑和历史底蕴。反观近代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脉络,诸列强多发端于从教会体制下挣脱出来的或贪婪或豪迈或开明或保守的封建君主,他们以聚敛财富为旨归,用坚船利炮开辟了各自的海上王国,以殖民的方式攫取原材料和市场甚至劳动力,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价值体系的顶端,从而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利益体系和人类文明体系。随着民族内部势力格局的嬗变,作为没落利益集团的封建君主被时代精神送进深宫内院抑或被送上了断头台,其社会主导地位为新型有产者所取代。而随着市场逻辑的展开,最终跨国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打破了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藩篱,直指人心地掀起全球化浪潮,这便是当下正在形成中的世界产业体系。如果说清末由祖宗家法派生出的体用之别是上一次改革开放留给后世的永恒心结,参照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开门揖盗的中国现实去回溯那段既往,结论也许只能是对那段往事的后怕和庆幸,以及对时下国家经济自主权丧失殆尽的隐忧。政治上的接轨终究只不过是与人方便罢了,民族解放的任务势必将如血吸虫病一般回潮。毕竟,请神容易送神难,而那种“同住地球村、永远一家人”的暧昧情绪,仍旧只不过是资本增值铁律之下不合时宜的世界公民的大同幻象。  

  

在当今中国时代背景当中所特有的人权与主权有无高下、民族与阶级谁更根本的双重历史辨正当中,漫画式地充斥着“美国大兵,我的兄弟”的无聊诉求,以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浅薄声张,这些毫无建树的文化迷障与“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的讨巧废话一道绑架了政治论战的主题,诱拐了经济解放的真义。  

  

其实稍加体认就不难发现,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存于历史夹缝中的民族,那些身居美国的犹太人,也并不因为其公民身份而放弃左右本国的外交政策以为自己民族的独立政权以色列谋求福祉。这不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有效说明,正相反,这是主权对于人权之具有重大意义的极佳例证。反观中国,当弱肉强食的外部丛林规则内化成为虎作伥的内部生存秩序,为大汉奸翻案、为卖国贼辩诬的脑残行径,实际是富有内涵大有深意的思想铺垫。  

  

民族主义是有界限的,其合理限度就是与反抗阶级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相重合,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出问题。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对阶级压迫的强调一样,本质上都是准确把握到了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资本家没有祖国,甚至有人断言,所谓民族资本,不过是个文化幻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苦难的根本解决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退一步我们可以推知,作为美元债券的空头债主和打工过活的世界无产者,民族解放运动是反抗阶级压迫的必经步骤,民族团结意识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必要前提,这是个体对抗盘剥和群体抵御侵略的双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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