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攻击”改革，还是实话实说？
渴慕智慧
“天下居”有一个帖子《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其中批判郎咸平道：
“2O04～2O05年郎成平借国有资产流失，攻击国有企业改革，他的主要观点有三：(1)国有制是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改革，只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制度；(2)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以出卖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3)国资流失到私人企业手中，造成今日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
我们来看看，是郎咸平在“攻击”改革，还是实话实说。
其第一条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很难判定其是否正确。就说后面两条吧。
改革是否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否是出卖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改革”处理国有企业主要有三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甩包袱”：
国企“改革”的第一种方式是“承包”制。企业的管理者与政府签订一个协议，企业管理者承诺每年给政府“上缴”一定数量的钱，然后这个企业就由“承包者”完全“说了算”。不仅他们可以随意决定自己和工人的收入分配方式，还可以随意开除工人，以换用更“廉价”的合同工。
第二种是出卖国有企业。既然已经把国有企业当作包袱了，自然也就只能“贱卖”了。事实也就是如此，更有甚者，只要“买主”愿意自己安置企业职工，企业可以无偿奉送。
这里有个问题：既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为何不能将企业“贱卖”甚至“奉送”给全体工人，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答案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得到这种“贱卖”或“奉送”的，只有官僚子女、官僚亲属，或者他们的代理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第三种形式是“股份制改造”。程序如下：
首先对该国有企业“估价”，都是“包袱”，自然估价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价值，往往低到仅仅等于企业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
第二步是分配股份，企业的一把手先分得大约30～40％的股份，其他所有厂长（或经理）级的官员分得的总和大约等于一把手的所得。这两项通常就占总股份的70～80％。然后中层干部分得总股份的约10％，所有普通工人分得剩下的约10％。
第三步，交钱买股份。工人通常只分得几千～一、两万元的股份，这些钱必须由工人自己解决。中层干部自己要从自己的存款中拿出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企业“贷款”。厂长层的“负担”太重，只能靠“贷款”。
第四步，贷款。企业以企业本身的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分配给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他们“购买”自己名下的股份的资金。
看！工人实际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只买到了“一钉点儿”股份，厂长们一分钱不化，并且自己也不欠债，就拥有了企业的绝大部分股份。
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这比“贱卖”更加卑鄙无耻！
上述三种“改革”难道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难道不是出卖了广大工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全部是全民的，如今是私人的，难道不是出卖人民的利益？
再来看看，如今贫富分化是否是国有企业大量私有化的结果。
在“改革”前，几乎几百人以上的企业全部都是国有的。在国有企业中，厂长和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例大约是2.5比1。厂长工资大约在100～200元之间，工人工资约在35～85之间（学徒工不计在内）。这样的收入差别不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对立。
“改革”后，完全私有的企业的工人工资普遍不足千元，而老板年获利几百万、几千万是很普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的企业厂长级年薪几十万至上百万不等（还没有计算“分红”），而工人的年收入一般在一、两万元之间。
不要说完全私有化的原国企，就是承包制、股份制的原国企，年收入也上升到了几十～上百比一的骇人听闻的高度。
再考虑到现在只剩下高利润的垄断行业还保持了“国营”的形式，其他所有行业的原国有企业几乎都私有化，或股份化了，都成了同时制造富人和穷人的“机器”。
再考虑到“改革”造成的大批“下岗”工人。他们的景况比那些还有机会“被剥削”的工人更惨。
这些难道不是造成严重贫富分化的根源吗？
可见，郎咸平是在实话实说，说谎的是刘吉。
石勇：寄生于权力资本掠夺格局的既得利益者
最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是认为凡“反思改革”，凡是对掠夺式的改革说“不”的都是要“回到过去”，持这种论调的人如果不是既得利益者（虽然无耻，倒可以理解），那不得不让人惊叹洗脑的成功和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具有巨大的娱乐功能的理解能力和想像能力。
当一个强盗打劫一个路人的时候，有人反思出现了强盗打劫路人的制度路径是否正确，这个时候，这些无耻者或娱乐者就会跳出来说：难道你要回到贫穷（从而也没有东西可抢）的时代？
不去制止强盗抢劫，反而对路人的反抗指指点点横加辱骂，“不讲道德”居然到了这种狼心狗肺的地步！
在这些“不讲道德”的主流经济学家及其被洗脑者、寄生于权力资本掠夺格局的既得利益者们看来，判断的标准只是那个没有政治权利保障根本就是一种短暂幻觉的“效率”，它的主宰意味着只要一个强盗的抢劫能够看来可以和某种体制具有相似性（事实上只是一个假象，真正的私有经济意味着政治权利的不可撼动和对抢劫的“大拒绝”），那么被抢者的权利只是一种没有价值规范功能的垃圾品。这种狂妄地以经济学标准介入它根本没资格发号施令领域的行为充分表现出一种学术上的智障，使得它连已被斥为“只会让自由主义蒙羞”的边泌功利主义的原始版本都不如。无怪乎在这些人眼中，连秦晖这样的人都不是“自由主义者”！
一种自以为很高明和不敢明说，但实际上路人皆知的策划是：鼓噪强盗去抢，以被抢的路人的啼饥号寒为代价，只要强盗能抢到足够多的东西，他就会抛弃强盗称号去“漂白”，这样似乎“自由”就来临了。当然，鼓噪者不是路人，他们在谈笑之间，对路人的权利、对人类基本的道德良知毫无兴趣。
其实不需要这些人鼓吹，强盗体系内的逻辑运作路径显然是指向这一天堂般的图景。当前早成一块自欺欺人的烂布的意识形态的暂时捂着给思想层面所造成的混乱反映在强盗体系内既是抢劫的方便饰物同时又是一种阻碍。一方面它可以掩人耳目以地“改革”的名义将名义上属于所有人的国有资产鲸吞，并利用人们被洗脑几十年来对意识形态条件反射般的政治光谱幻觉而暗渡陈仓，将掠夺隐身并定位于反对旧意识形态的光荣位置上，然后以另一政治光谱来为之辩护。而另一方面，并没有将早已成一块烂布的意识形态抛弃给一些位于政治光谱的另一极的人从意识形态文本中寻找抑制提供了似乎是合法性的依据。这构成一种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强盗体系内或外的诸多“同路人”与强盗体系的核心在这里的判断可能出现分野：前者希望能尽快抛弃对掠夺有文本上而不是实际上的障碍的意识形态破布而实现公开彻底的“精英”的神圣同盟，后者则考虑到由此而来的震荡是否会让强盗体系崩溃。但它们的分歧只是时间、程度问题。
由此在经过观察和某种刺激后这样的真相并不让人感到吃惊：熟练地以“左”、“右”这样的政治光谱来介入当前的“改革”争论的人说的都是“党内话语”。他们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来自西方而且也从不对应于当今西方对于“左”、“右”的政治和政策判定，而仅仅是PARTY在那么多年来的“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这些人对于“左”、“右”不在“PARTY内”而是在公共空间的言说构成了一种障眼术，在“政治正确”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洗脑的思考模式作用下，舆论对“左”的非法化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的荡涤，而对“右”的合法化则催生出一种权力资本主导下的掠夺秩序－－以“PARTY”内的“左”、“右”思维方式暗中切入对应于公共领域的“左”、“右”判定并致其变质所出现的人的歇斯底里和社会罪恶，居然如此容易！
但那种“骗出一个新体制”的策划也不过是迷糊人的毒药。姑且不说既得利益者为“精英”的神圣同盟所设计的这种天堂般的图景是如何地以弱势群体的斑斑血泪为代价，从而不劳别人动手而行撕下“自由”的面纱，使其狰狞嘴脸暴露无遗，而且不管这些人是内心窃喜还是感到后悔，这个天堂般的图景将落得这样的一个名称：独裁资本主义。
既然当下强盗体系内的掠夺是权力主导或以权力为后盾，那么仅仅按照权力的逻辑，抛弃意识形态破布后，强盗体系也绝不会放弃权力，否则其利益将无法再行维护和积累扩大。而在另一方面，被敲骨吸髓的弱势群体已经滋生民粹主义的思潮，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心理仇视意味着一旦实现民主，弱势群体将对强盗体系进行清算。在这样的博弈中，强盗体系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仅仅是保证自己不受到清算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独裁来阻击来自底层社会的仇恨。只要不是“共产主义”，这种“独裁资本主义”也是哈耶克辈所赞扬的。既独裁，又资本主义，当然再没有任何一种这样的制度更能实现“精英”们的神圣同盟。
这样的政治－社会格局在美国华裔学者蔡爱眉的笔下见之于南美、东南亚、非洲等很多国家，马科斯、苏哈托不过是可重蹈的覆辙。所不同的是中国表现出的将不是“族群冲突”，而是阶级斗争。而在丧失一个自欺欺人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后，这种阶级斗争将产生一些伴生物，比如可能在新疆等地激起民族分裂主义，因为在独裁之下的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博弈、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只会给民族分裂主义留下蔓延的空间。
当前中国必须改革，这毫无疑问。但到底是在政治权利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在私有化等幌子下继续掠夺，继续对弱势群体敲骨吸髓，还是在进行不掠夺的经济改革，并给民众以公正的经济博弈机会和社会保障时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社会以后到底是一个野蛮的独裁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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