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中国社会当前并非真的仇富 而是仇不公
北京日报
毛寿龙
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不少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而不少富人，则往往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仇富心理吗？”我将此问题用短信发给几位朋友，都回答“嗯” 。看来，仇富心理确实存在。不过笔者在逻辑上稍有困惑:发财致富，诸多人之理想。古人数白花花的银子，没有不眉开眼笑的；今人在数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满面笑容，除非那不是自己的钱。无论是钦差大臣，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博士毕业，基本都差不多。或许为此，还有人去求神拜佛，在新年祝福时，都会说祝你发财。如果能够选择贫富，没有人选择贫穷，除非在特定的疯狂年代。
接下来的问题:人们都把致富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并喜欢拥有更多的财富，但为什么还仇富呢？难道是人格分裂吗？
于是发短信再问:“为什么仇富呢？”
回答是:“仇不公。”
继续问:“穷也有不公，为什么仇富不仇穷呢？”
答曰:“富者非正取，穷为被动。”
这就答到正根儿了: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据此可以想见，中国当前大家认为存在仇富心理，其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富人，有一部分致富手段不正当。这其实并非全怪富人，因为这有其客观原因。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是渐进模式，要打破过去越穷越光荣的传统观念的约束，特别是在改革初期致富的人，往往是敢于“投机倒把”的“胆大妄为”的人。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很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有一部分发家致富的人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胆大妄为，逃避政府管制，向政府官员行贿或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甚至钻某些法律法规的漏洞。更有甚者竟触犯法律，想方设法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在这样客观的环境中，老实人往往被当作是没有胆子，没有魄力。
由此，可以说目前存在的仇富心理，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要向前看，而不是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要理性地看待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改革的成果。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仇富心理的存在，并不如此简单。应该说它有着充分的心理因素和文化的基础，带有社会快速变化的特有逻辑。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说明，爱财并不是小人的事情，即便君子也是爱财的，虽然说取之有道。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从内心就鄙视财富，视金钱如粪土。他们认为财富的确很重要，但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幸福本身。
这种鄙视财富的意识形态，在历时短暂、缺乏文化底蕴的国家，如美国，其基础并不雄厚。但是在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如中国，则表现得较充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代知识分子、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乃至牧师，都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对金钱财富的爱好。他们认为富人多为商人，而“无商不奸”的观念导致大家对商人的品行产生怀疑。于是，高雅阶层人士耻与商人为伍，故而也迁怒于商人的财富。并且这种意识往往被社会中的知识群体所一代代地加以强化。这恐怕就是导致仇富心理存在的根源吧。
当然，目前的仇富心理，还与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历来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经济发展太快了，社会变化太快了，以至于把时间用于读书的人还来不及去赚钱，而那些早早跌入市场浪潮的人已经发家致富，其结果是有知识的人赢得了清高的声誉，但有钱的人却进入了被仇的行列。
因为很大一部分被戏称为“穷小子”的人致富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养成高雅的品位，不自觉地进入了庸俗高价消费的时代:买车要最贵的，买房子要最高档的，连买月饼都要几万块钱一个的。这些富人也知道跌打滚爬的艰辛，深知金钱来之不易。但他们挥金如土，却很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富而骄奢淫逸，富而目空一切，富而吝啬小气，富而品位低下，自然而然更加让高雅的人看不起。
这说明，中国的仇富心理具有特殊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内涵，使得中国的仇富心理看起来很强，实际上却并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冲突。虽然，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不稳定局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贫富差别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富人目前基本上还只是钱多了一些、房子大了一些、车子好了一些、消费高了一些而已。他们还远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等级，也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品位。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穷人要想变成富人的机会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穷人，尤其是有品位的穷人，依然有很多致富的机会，仇富心理并无大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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