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挂羊头卖狗肉的“反垄断”

下岗工人与在岗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不是贫富差距——批挂羊头卖狗肉的“反垄断”

 

刀锋

在每个城市里都生活这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没有生活物质来源，也没有生产资料，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即使与农村地区的务农家庭相比他们都有着相当差距，因为他们是家庭生活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他们的孩子和家属也都处于生活极度贫困状态，这近8000万总量生存艰难的人们就是下岗工人阶层。

 

在上个世纪末掀起的下岗狂潮中，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虽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原先企业从数千到上万元不等的恩惠（买断）款，但在经历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几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原来所在的国营企业在经营状态颇为良好的时候却要进行改制，或者被企业负责人收购，或为私人老板收购，或者干脆转手卖给了外资。他们成为社会最低层，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失败人群，一个已经失去了未来的生命，虽然有人曾经在远离他们正在挣扎的这片苦海以外的岸上高呼“不过是从头再来”。

 

2006年，突然有人“想起”了他们，可是这样的“想起”却不是给他们带来生存保障和就业机会，这些“想起”他们的人不过是指着他们说“看他们的生活多么和谐”，这些“想起”他们的人同时指着他们说“应当以他们的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衡量标准”，这些“想起”他们的人又指着他们说“可是社会上还有工人年收入十万”，这些“想起”他们的人还指着他们说“所以要反国营企业的垄断以”，这些“想起”他们的人最后指着他们说“我们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

 

对于下岗失业的人们来说，甚至对于生活和就业没有安全保障的人们来说，每年收入一万元或者三万元都足够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维持生活，如果能够每年收入五万或者十万那就是他们最理想的目标了，他们从来没敢奢望能像白领一样每年拿个三、五十万，更何况还有年收入超过百万的精英，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私人企业家、新兴资本家们他们更是听说过没见过。虽然他们听说这些每年有百万、千万、上亿收入的人，数量不足中国人的百分之十，却拥有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可是他们并不眼红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钱决不是好来的，他们相信“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话。

 

当社会上一些学者提出要“反垄断”的时候，他们还真以为这些学者会向自己开刀来平衡社会再分配，可是当看到学者们是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那些工人的时候，他们明白了这些学者不过是想借“反垄断”的名义制造新一批下岗狂潮，这些高高在上的学者们指匍匐在脚下的人们对坐着的人说，要缩小你们之间的“贫富差距”。

 

中国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决不是指要缩小下岗工人和在岗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不是下岗工人妒忌在岗工人而要他们也下岗，人们的呼声是要缩小下岗阶层与富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人们要求的不是去缩小年收入三万与年收入十万之间的差距，而是要缩小年收入三万与年收入三千万之间的差距。人们要求的不是缩小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是要缩小新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

 

有这么一些人，打着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口号，借“反垄断”的名义，却把主要攻击目标瞄准了国有制企业的在岗工人，甚至拿“抄表工人年收入×万”来转移目标。为什么在公务员普遍上调薪的时候却来指责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呢？我认为这决不是出于妒忌心理。并且这些人来势汹汹、声势浩大，在媒体、报刊、电视上全方位的制造声势，可以看得出他们是要铲除改革道路上的所有公有制障碍。

 

到底是谁与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有着如此的敌意？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是媒体、报刊、电视这些宣传工具吗？我认为不是，所有这些宣传工具都是要受国家宣传管理部门控制的，媒体、报刊、电视向社会宣传错误导向言论证明而未受到查处就一定是国家宣传管理工作出了问题。是那些学者就能够影响的吗？我认为有一定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是要受教育部门管理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头作大只能是国家教育管理工作出了问题。仅仅是国家宣传管理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出了问题吗，我还是认为没有这么简单，教育和宣传工作出了问题为什么负责人没有受到质疑？那就证明主抓国家组织管理工作作出了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组织管理工作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大问题。

 

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在放纵这些人围剿国有企业，制造工人阶级的新一轮灾难，大力推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很明显了。至于说所谓的“缩小贫富差距”也好，“反垄断”也罢，不过是扯虎皮做大旗，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花样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