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armer到Peasant,中国农村土地如何实现规模经营
徐全红 2006.9.2
关于农民的定义问题，在这里暂不讨论。因为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如何给农民下定义，这是我最关心的。最近我查看了许多辞典，发现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I-CHINESE DICTIONARY)的解释最能代表他们对农民定义的理解。在这本字典里，我们所说的农民被表述为三个词汇：Farmer---a person who owns or manage a farm.翻译过来是“农场主”，即拥有或经营一个农场的人。Farm-hand-----a person who work for a farmer.汉语译文是“农场工人”，就是为农场主打工的人。Peasant----(1):(especially in the past or in poor countties) a farmer who owns or rents a small piece of land.(2):(informal,disapproving) a person who is rude ,behaves badly or has little education.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翻译过来是指“小农”，“农民”，也就是拥有或租种小块土地的farmer.这种“农民”存在于过去或者现在的贫穷国家。另一层意思翻译过来则是指“大老粗”“土包子”“没有教养的人”。
西方人的这种表示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要了解西方认为是么会有这种看法，我们得先看看西方的peasant是如何转化成farmer 的。在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得现代工厂缺乏大量劳动力和廉价的原材料，最直接、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peasant驱赶出去。立法不仅把农民驱赶出去，还通过更残酷的立法把他们逼进工厂、逼进farmer的农场里去，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英国的peasant消失了，农田里剩下farmer和farmer-hand.这段历史在马克思资本论里论述得很详细，很一针见血，本文就不再重复了。在美洲，本来也是由peasant的，那就是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即后来的美国）通过非人道的杀戮，通过欺骗，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夺过来，分给有战功的将士，探险家更是跑马圈地，最后把所剩无几的印第安人赶到所谓的“保留地”。美国的farmer就这样产生了。有人很羡慕美国的大农场，很羡慕发达国家的规模化经营，但中国能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即使采用同样残酷的方法，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我看值得思考。
单从土地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具有全面推行以集中土地为主要方式的这么一种制度条件，刚才讲了，中国农村有近９亿人口，有５亿就业人口，在不能大规模实行向非农人口转移的情况下，寄希望大规模集中土地实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农场化的规模经营，并不现实。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农村土地私有化命题，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中国农民有peasant向farmer转变。有时候我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私有化的步子越迈越快，唯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似乎成了公有制的一块“保留地”。 这似乎不合情理。但如果我们研究了两个问题，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合理性。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制度框架下是否影响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当集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情况，近来，一些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土地向种田大户、高效农业经营者流转的现象，温铁军先生在评价这一问题时认为， 这个问题描述的情况恰恰是现有土地制度条件下的一个土地流转现象。在那些有条件的地方（比如说乡镇企业发达），不外乎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因此有条件实现土地向种田大户和高效农业经营者集中，这恰恰证明稳定农村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影响流转。这个问题给出的前提恰恰说明只有实现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才有可能实现土地集中。我是同意温先生的这一观点的，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上，先决条件是农民要转移出去，在这一条件具备以前，优先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并不明智。
第二个问题是：仓促进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私有化情况下的土地集中，其结果可能是一大批农民被“强制”赶出土地，但是 任何企业经营都是有风险的，当企业不景气、非农就业不充分时，这些劳动力还有可能回到土地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有学者做过这些国家劳动力回流情况的调查，发现像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之所以出现不安定甚至动乱，很大程度就在于它们的土地是完全私有的。进城农民卖掉土地后，在经济条件好时可以稳定下来，经济条件不好时这部分回流的劳动力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容易造成不安定因素。这些国家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前车之鉴。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大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农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流动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教训，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化”。无地农民涌入城市，经济破产，在城市周围形成大规模贫民窟，然后就是社会犯罪、黑社会。而正常的文官政府治理不了黑社会，就不断发生政治上的变动，导致军人掌握政权。这样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连正常的安定都保不住。
对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制度，讨论是正常的，但是不可以因为追求某种经济理论的纯粹性、完整理性就一定要中国的现实符合某种理论。在讨论 这个基本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给这八九亿农民提供生活保障。在目前情况下不仅是中国人提供不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为将近９亿人提供完整的生活保障。提供不了，就无法把社会保障功能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剥离不开，它就不是生产资料。反方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以农地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当然是越集中越好；但农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一切围绕效率原则的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因此在耕地问题上，我主张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的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但这只可能在一个十分久远的未来才有条件。
我们回到题目上去，对西方人的农民概念，我总觉得不舒服。按照他们的标准，中国现在的农民只能称作peasant.也就是一群大老粗和土包子，一群耕种小块土地的没有教养的人。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农民不能实现大规模农场化经营，只要中国农民没有变成在别人土地上打工的人，就永远是小农，永远是一群没有教养的人。真的是这样吗？我知道，规模经营是一种趋势，但我更认为，这是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的表现决非“土包子”、“大老粗”的表现。乡镇企业、多种经营、亦工亦农、亦农亦商、农民在不公正的二元体制下、在竞争惨烈的市场经济夹缝中艰难地抉择。这一点我将在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探讨中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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