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乐民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据说凝聚了无数精英智慧结晶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放在具有同样国有资产比例的资本主义国家，阻力要比现在的中国大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不管怎么说，有的是经历过资产阶级大革命，有的是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有的是与市场经济搏斗至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是基本上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持肯定和保留态度——这样一个认识的思想高度，是反对这种“凝聚了无数精英智慧结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说是社会层面呢？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起码是在立法的实体上不存在问题。以法国为例，修改一个劳动法案也可以搞得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但问题是这个法案的修改本身没有问题，符合程序也符合实体，只是这个法案的修改使劳动者的利益受损，才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因为改革的措施本身没有对法律规定的社会框架进行破坏，也就是说措施本身是合法的；而民众由于自身利益受损进行反对而产生的阻力，就属于来自社会层面。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不是来自社会层面，而是存在于法律层面——即合法性的问题。
关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以解散人民公社为例，不管在效率上下降、方向上错误，还是在操作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合法性上不存在问题。一个因为是集体财产，再怎么解散重新分配都是在集体的范围里，也就是烂在锅里；出现分配不公则属于操作问题，整个措施本身没有违法。另一个则是因为无非是国家不搞人民公社了，但农民自己可以搞，至于国家支不支持则是一个政策调整的问题——尽管在现实上是出现了百般刁难的情况，但还是有不少集体坚持下来了。也就是说，从法学的角度，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撤也好、并也好，只要当事人愿意在集体范围内实现公平分配，是不存在法律问题的——一个当事人意愿、一个集体范围公平分配，就是集体经济改革中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而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则不仅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论这个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方向正确与否，其改革行为的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甚至是犯罪。
我们现在说的国有企业，以前叫国营企业。以国营为名的政府经营模式，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根本标志。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要求必须是所属社会结构中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即代表国家的政府经营，才能够符合其全民所有的属性。
所谓“全民所有”的属性，就是指所属社会内全体国民所有的性质。在这类企业经营的问题上，政府只是代表国家经营属于全体国民共有的财产。由于企业本身属于全体国民共有，所以政府只有经营权，没有处分权。根据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或根据宪法或根据约定俗成的制约，经营者对所有者的财产赋有增值的义务和保值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享有相应的权利。在所有者不影响经营者的前提下，经营者对所经营财产的增值和保值负有完全责任。
而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改为政府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无论目的如何、名称如何，在司法层面的唯一解释就是犯罪。即，从全民所有制经济改为以“国家所有制经济”之名的政府所有制经济的本身，是政府对全体国民共有财产的侵占——原来属于全体国民共有的财产，现在仅属于政府所有。其政府所有制经济的性质表现为政府管理（国务院下属国资委）、政府处分（改制）、政府委托（即政企分开）。故以全体国民共有财产的数额和价值，当称建国以来第一大案。
至于目前进行的针对以“国家所有制经济”之名的政府所有制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从司法层面的解释也属于犯罪——即属于个人对政府所有财产的侵占。由于政府官员不能经商和通过政府官员实现对国有资产处分的因素，此类案件的作案手法则是一百年不变的内外勾结方式。
由此引申出，在现存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中所出现的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从司法层面的解释同样是犯罪——即属于个人对集体所有财产的侵占。
那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很显然，起码中国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
所以，现在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否具有超越法律的权利？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框架内改革”还是“框架外改革”的问题——如果改革有权利超越法律，那么改革就可以杀人放火；如果改革没有权利超越法律，则现在的改革家都应该捉拿归案。
2006年9月2日星期六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