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走向何处？
康新贵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阶级之间对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意识形态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阶级斗争有二种基本方式——暴力与非暴力。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走向何处？这取决于每个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取决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否能够通过相互让步、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具体的说，是强势集团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压制弱势群体？还是建设福利国家缓和阶级盾？这将直接决定阶级斗争以何种方式进行。解决阶级间矛盾的唯一良性和有效的途径是政治妥协，妥协是民主的象征，它可能使社会牺牲减少到最小。本文建议中国应当以瑞典为师，建设福利国家，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长久、持续发展的时间。
关键词：四个阶级 阶级斗争 暴力与非暴力
一、前言
关于阶级的定义，列宁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⑴当代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级可划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⑵在四个阶级中，劳动者阶级属弱势群体。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并试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阶级之间对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意识形态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对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的的争论，是不同阶级因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不同而引起的利益之争，是当代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劳动者阶级作为弱势群体，不可能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是劳动者阶级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成为利益绝对受损体的主要原因。
二、阶级斗争的二种基本方式——暴力与非暴力。
暴力革命，起因于对立的阶级相互之间水火不容，无法用阶级妥协的方式解决阶级矛盾。典型的暴力革命如上个世纪初的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较量。在苏联，当时的工人阶级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而资本家阶级及其统治者不顾工人阶级的死活，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了生存，工人阶级只能选择暴力革命推翻旧政府，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统治的政府；在中国，饥饿的农民和工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也只能选择暴力革命，跟共产党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是饥民造反，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都是如此。
参加暴力斗争是很危险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丧失生命。从人的本性来说，人都是不愿意死的，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冒死亡的危险去参与暴力斗争，但当他无法生存时，不参加也是死，参加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他就只能选择参加暴力斗争。在二次大战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残酷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敲响了警钟，世界无产阶级也从苏联、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希望。为了维持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以避免大规模的工人暴动。如英国、北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口号下，提高平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在生活尚能维持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倾向被减弱。除局部、短期的暴力斗争外，西方各国均未发生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
三、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走向何处？
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走向何处？这取决于每个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取决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否能够通过相互让步、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人员构成是，截止2003年底，全国人口近13亿人。其中16周岁以上的约为9.98亿人；城镇42375万人，农村57514万人；技术工人中初级占61.5%；1998年~2003年，累计下岗2818万人，2003年共有440万下岗工人再就业；2003年，农村劳动力到乡外流动就业人数超过9800万人，并且90年代后，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在增加，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⑶这些数据表明，当今中国社会中，16周岁以上的人员中，劳动者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中产阶级尚未壮大，资本家阶级是极少数人。中国的改革，已造成严重的二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⑷并且在工资、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劳动者的利益被严重剥夺，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高昂的大学学费、医疗费、住房价格已成为压在劳动者阶级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加上低工资、极低的生活保障、失业、下岗、养老等等问题，劳动者阶级已不堪负重。劳动者阶级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温饱、贫困线上，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需要购房、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随时有可能因此而崩溃。重庆特钢有个叫周兵的人，下岗后，妻子离婚带小孩走，自己也无力生活绝望跳楼而死。重特钢离婚的已超过60%。望江厂有一对中年夫妇，三十来岁，因下岗找不到工作，望江厂地太偏，一家三口人，用最后的钱买来最后一顿肉放了耗子药，让小孩先吃，全家自杀。附近的嘉陵厂也是个在走下坡路的工厂，其中的一对夫妻工人，每人月收入才四百块钱，还要养老和供孩子上学，家庭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在前几天，这家的男人（嘉陵厂工人）手推一辆摩托车，在嘉陵江边，将自己和车都浇上汽油，点燃自焚，这个一米七八的大汉最后只剩下一具短短的焦炭干尸，惨不忍睹。⑸因交不起大学学费而自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此等等。
劳动者阶级中的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不仅在经济上十分脆弱，在精神上也十分脆弱，他们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不安，主要原因是劳动者阶级目前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况，这种无组织状况只是暂时避免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对抗，但这种无组织的状况不利于阶级矛盾的谈判协商解决，矛盾越积越深，积累矛盾无异于积累炸药。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蓄积着的不满，并会以难以予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通常人们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为可怕。⑹因为难以予料其发展的趋势和后果，也没有代表人可以进行谈判协商，政府在无法控制局面时只能采取镇压。大规模的骚乱被镇压，可能会使大众对现存政府产生信任危机，骚乱过后便是社会的沉默和不合作，镇压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它留下的伤痕是难以弥补的。
发生在1989年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物价上涨过快，劳动者阶级的低工资、低收入被暴涨的物价所吞食，例如一台18寸彩电的价格为2800元左右，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为八、九十元。再加上严重的腐败，引起平民的强烈不满，当时的社会精英并不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精英的鼓动、舆论的开放，只不过是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导火索。
目前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被严重的剥夺，引起劳动者阶级的强烈不满，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本人以为解决阶级间矛盾的唯一良性和有效的途径是政治妥协，妥协是民主的象征，它可能使社会牺牲减少到最小。
四、以瑞典为师，建设福利国家，缓和阶级矛盾。
在多元化社会里，阶级的多元化，造成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和回避的社会问题。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的政治妥协，取决于各阶级的态度。确切的说，采取哪一种斗争方式，主要取决于控制国家机器的强势集团对劳动者阶级的态度，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压制弱势群体，迫使他们屈从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及其家庭，他们的生活处于温饱贫困线上，他们经不起任何风浪，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偶然的原因而崩溃，包括经济上和精神上。一旦国家发生经济萧条或危机，将使他们雪上加霜，彻底摧毁他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希望。没有希望的贫困生活可能会使他们挺而走险。
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何处？换言之中国的阶级斗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右翼官僚及学者的所谓不争论是既得利益者自私自利的表现，也是对社会极端的不负责任。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改革是要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这两个目的同样重要。公正与正义是全人类公认的、共同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难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追求这个价值目标是错误的？向外国学习，应当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右翼学者及官僚只宣扬美国的自由经济，没有看到美国是如何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调整的，这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⑺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⑻ 2004，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12.5％；⑼2004年，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美国为75％。⑽这些数字及数字背后的国家政策、法律是右翼学者和官僚不愿意说的。
中国的现状，从政治体系、经济制度上与瑞典有很多相似之处，瑞典目前由声称是劳动者阶级政党的社民党执政，中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政；瑞典是混合经济体制，中国是各种经济成分共存；两国都实行市场经济。瑞典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想必中国的各阶级大概都能基本接受。相比而言，中国应当以瑞典为师，建设福利国家，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长久、持续发展的时间。
参考文献：
1、列宁，《伟大的创举》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8日；
3.6A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5、61页；
4、李全兴，《综述如何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7月19日发布；
5、施晓渝，《经济上的小让步就是政治上的大让步（评重特钢事件的政府行为）》，网络《继圣学园》，2005年10月；
7、陈伯君，《劳动力成为商品后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5月7日；
8、薛涌《南方都市报》，《光明观察刊》，2006年6月26日；
9.10、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大学文化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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