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后的时代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本世纪初这样写道:“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取胜，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取得胜利之后，就会自行消亡。”有人想对他这种讥讽的预言予以驳斥，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经历几乎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依据，更不用说是令人满意的证据了。无论人们怎样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所取得的社会及经济成果，很少有人会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真正人的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许诺还未实现，而且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人相信它能在现今任何一个共产党玫府所随意标榜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
革命未能取得革命领导人及其思想家所期待的结果，这在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中并非罕见。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这已是一般的历史常识。这一现象并不简单地只是掌权的革命者背叛了他们对崭新的更美好社会的理想和憧憬(虽然这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是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家们同现实和旧传统妥协。革命胜利后乌托邦的社会目标成为形式化的象征，人们还利用它来使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合理化，这些都是革命中常见的现象，并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理论中得到了描述。最熟悉的也许是克雷•布灵顿关于“热月反动复辟的普遍性”的论点。他指出“热月反动复辟的普遍性”发生在这样的时期，即“革命的狂热逐渐消褪”，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开始减褪，然后，一切又“回到常态”；最近，罗伯特•塔克尔提出了一个与布灵顿相仿的有趣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反激进”过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运动迟早会愿意同现实妥协。
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社会采取的发展方向常常与人们最初的预言大相径庭，那些曾对革命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乌托邦社会憧憬，也渐渐淡薄乃至泯灭。承认这一观点并非就是全面反对革命。巴灵顿•莫尔指出，“某一阶段的乌托邦激进思想在下一阶段会变成人们所接受的各种制度上的老生常谈和哲学。”他在根据自己对现代革命的研究而得出这种结论时也许过于乐观了。如果对未来的乌托邦憧憬在革命胜利后还存在的话，它们也只能是被歪曲的，变了形的。它们不是作为建立新机构的基础，而是变成了公式化的政治口号，用来证实新的社会秋序的合理性。而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和它原来的概念相去甚远。确实，革命的悲剧就在于乌托郑式的理想演化成哲学的陈词滥调而不再是激励社会行动的活生生的动力。“热月政变”、“波拿巴主义”、“反激进”，描写革命之生命周期时常用的这类术语，本身就说明了乌托邦式的憧憬和革命理想的不幸命运。它们所揭示的不是革命的失败，而是革命胜利后的必然衰退过程。“所有革命的真谛并不在于它们变成了反革命，而在于它们变得令人厌倦了。”这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有历史根据的。
要理解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后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不应从革命者个人的局限性出发，而应从那时环境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入手。因为激起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甚至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更高的乌托邦希望，总是超越客观历史的可能性。英国内战时平等派和掘地派所抱有的共产、平等的梦想，同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秩序的愿望相冲突，结果他们的梦想破碎了。法国革命后那些曾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为之而奋斗的狂热大众，在推翻了“旧统治”后，很快就被清除出历史舞台。正如艾萨克•多伊彻所说:“英国清教徒和法国雅各宾派革命的不现实性主要起源于造反群众的过高希望和这种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革命乌托邦理想和客观历史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的尤为尖锐。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产物，即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和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在现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史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导的那样，发生在那些己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先进工业国家，而是发生在那些缺乏马克思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前提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在这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规定的条件下取得的革命胜利，其后果有目共睹。当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取得胜利后，由于农业落后，国力虚弱，他们不得不将全部力量转向工业化建设，使他们所统治的这种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事实上，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需的物质条件而非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当马克思主义统治者担起以前夭折的资本主义所未能完成的现代经济发展任务，并建立起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来领导现代化建设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时间就被推迟了。原来，工业化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中介手段，而现在，它却变成了目标本身。只要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价值观念保持不变，(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就会被推向越来越模糊的遥遥无期的未来，直至沦为空洞无物的念识形态口号。人们会用这种口号扩大生产，创造一种荒谬的政治继承关系。最后，革命者的主观目标似乎被客观的历史条件所代替，用亚当•乌拉姆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成了不折不扣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人民共和国的毛主义时代似乎曾许诺绝不走我们所熟悉的这条路，即革命后建立实现工业化的种种制度和机构，使乌托邦目标成为空洞的形式。1949年，中国取得政治胜利后，毛主义中的乌托邦冲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了。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最高目标的信奉采取了迫不及待使之实现的形式，这预示着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即将开始。这一场革命试图揭开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序幕。中国经济的落后不再成为推迟社会主义改造的障碍，相反，在毛主义意识形态中却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因素。毛宣扬“一穷二白”，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优点，这虽然违背了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但并不意味着毛想把共产主义建立在永久的贫困之上。同他的继承者一样，毛重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它放在政治日程的重要位置上。但在毛时代，现代化总是伴随将一种独特的愿望，即正视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约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两难问题，要求人们以调和工业化的手段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及价值观念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当中国还处在建立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阶段时，中国就应通过要求人们进行越来越深刻的“不断革命”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见的最高目标而奋斗。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头25年内，至少在毛泽东及其拥护者执政时期，并没有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出现那种不可避免的“反激进”阶段，这一时代的乌托邦精神在毛最后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但是，现在看来，毛的理想主义在他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后，就告结束了。如果以当今中国政治、思想倾向或其他国家革命后的经历来推测中国社会的未来，这无疑将是很冒险的。中国革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发生过许多始料不及的转变，也许那些暂居幕后的“演员们”还会演出一场新的革命戏剧。纵观当前形势，中国革命最终似乎未能逃避“热月复辟的普遍性”这一规律，而只是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晚了一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经济生活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的形势。这也是许多外国观察家所为之庆幸的中国领一导人政策的“实用主义”性质。与这种情祝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反映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促使人们适应这种秩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还是官方理论，但同毛泽东在世时相比已面目全非了。它实际上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激的成份，由新作者改写或摒弃了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中大多数带有十足毛主义特点的东西，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最近发生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几个主要特点可以作一简略的考察，因为它们揭示了乌托邦目标和憧憬的形式化过程。
二、经济决定论及客观发展规律
毛以后时代中的马克思上义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毛在世时，毛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它相信用正确的思想和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克服物质障碍，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改造社会。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观点，则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对待它应和对待自然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样”。
人们认为，可以以近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科学准确性去确定这种客观的社会规律。这种将自然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等同的倾向给现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披上了近乎于实证主义的色彩。例如，人们反复强调:“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
人们相信，正如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必须遵从的普遍规律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也存在着决定其发展的特殊的(但不是主观的)经济规律。因此，所谓进步就是指顺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制定政策。反之，则会招致灾难，因为，“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谁违反了，就会受到它的惩罚”。林彪、“四人帮”当然是违背了这一规律的臭名昭著的例子(还暗示毛也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华民族在他们反科学的坏政策的指引下“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毛以后的理论家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这种规律的实质及内容却并非一清二楚。他们只是重复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斯大林的客观规律决定论的条条，并以此为满足。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引证那些众听周知的命题：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认为正是由于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才导致了过去许多重大的错误(他们喜欢引用的权威著作一般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小结)。斯大林因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特征的规律，国民经济必须按计划进行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保留“价值规律”作出了说明而倍受赞誉。
对客观历史及经济规律的信奉是在一种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背景中出现的。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对一般原理作出越来越倾向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在社会主义物质前提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毛泽东认为，要取得一种社会主义的历史成果，社会关系和人民觉悟改造的“持久”过程应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实际上却是先于经济发展)。而他的政治和思想接班人却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应是优先使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他们强调马克思的教导:“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士。”人们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而的经济前提将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最近推测说:“也许要到2050年，我们才能实现高度的现代化，达到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
毛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强调历史客观规律的目的，与共说是要表明社会主义未来是历史的必然这样一种乐观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总是严格地限制着人们的行动和社会变动的可能性。因此，人们一再强调，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也不以“党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这样一来，人们就必须承认客观规律的制约并遵守客观规律。人们确实认为，毛主义时代的经济失败及政治动乱是由于过分强调人的意志和觉悟、过早地改变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后果。“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可以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已被斥为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反动理论”。
毛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宣传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试图使社会主义的理论依赖客观规律的作用。这样一来，不仅将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实现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未来，而且还告诫人们不能人为地加速美好社会的到来。因为客观社会规律、尤其是当它们被看成是自然规律时，所起的作用是缓慢的，它产生预料中的社会主义结果只能是逐步的，因此，要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将是“空想”、“不科学的”。既然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觉悟为转移的，最近的历史经验的确证明，违背客观规律不仅在历史上一无所获，而且在政治上也将遗害无穷—那么，社会主义的未来只能完全取决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而且，这一规律将以非人格的方式发挥作用。由于反复地强调生产力发展到最高水平是产生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使得实现这一目标所经过程的漫长性和非人格性也得到突出的表现。鉴于中国贫穷落后，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艰辛，因此，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在这期间，应将人力尽可能投入到生产中去，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因此，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客观规律、而不是人的欲望和美好幢憬所决定的，他们所期待的是历史的进化而不是革命。虽然现在的理论仍然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它却从经过重新解释的正统理论体系中删去了毛主义传统中与这种进化论观点不相符的激进因素。例如，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现在被斥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有时干脆将它重新解释成是指“一场技术革命，和现代化同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被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理论所代替。正如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境内已不存在阶级斗争一样，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宣称“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了。”有时，他们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遗迹”而不加考虑。阶级斗争已告结束这一概念(其更深的含义以后再议)，加深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使未必是现实)：一个以平稳和渐进方式向前发展的和谐而稳定的社会。就目前讨论的需要而言，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足够了：社会发展的进化概念极大地排除了人的意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当然和任何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毫无相似之处。有人注意到：“即使在进化过程中出现某种乌托邦社会秩序，它的出现也将是很久以后的事，并且是纯属偶然。”
三、历史的负担
那种强调中国“封建”历史顽固性的新的历史分析方法，进一步传达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必须推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被置于遥远来来的信息。中国虽然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她至今仍承受着漫长历史的沉重负担。这一过去的重负在今天的社会中则表现为经济落后及“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有人认为，由历史带来的经济、思想负担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比至今所料想的要更加困难、漫长。
中国长期滞留在“封建落后”状态这样一种悲观的评价同毛泽东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毛由于受到想回避历史重负的乌托邦理想的推动，将中国所继承的落后状态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他指出，资产阶级统治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达三个世纪之久，使“资产阶级的毒素变得异常强大”，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则幸运地只受到三代资产阶级的统治。西方资产阶级政体异常巩固，从而阻碍了激进的社会和思想转变，而中国则因较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拖累，能经得起连续不断的革命变革。僵化的、过于奢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道德败坏渐渐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而中国人民据称有“一穷二白”的美德，正如毛常说的，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革命蓝图，穷则思变，要变革，要革命。由于中国的落后被视为优点，毛泽东做出了惊人的乐观结论:“列宁说过‘国家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实际上，经济越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贫穷落后肯定是要克服的，但目前这种贫穷落后正是中国所固有的特殊道德和革命潜力所在，它孕育着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前景。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一定能很快赶上先进的。
毛的上述著名观点现在被斥为“乌托邦的”或“反动的”，只是并不将这些邪说归咎于它们的作者—毛泽东，而是归咎于他身旁的坏人。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经济、社会及文化的落后状态中看不到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优点；相反，他们把中国现代史上缺乏完整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看成是一大历史悲剧，因为“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是战胜封建关系的必要因素”，这种观点已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原则。人们强调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结果。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墓础上”。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相互勾结”，阻碍了中国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形成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中国未能得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的及社会的好处，“古老的封建体系始终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
如果中国曾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危害和弊端，那么，她现在受害更大，因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使危害极其深广的封建主义流毒得以延续，一直延续到革命胜利后，干扰着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封建复辟仍然是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危险。历史不是一刀切齐的。”
“封建思想”的顽固存在和“封建复辟”的长久危险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所致。如果说，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夭折了，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又非常虚弱，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那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但人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放松了对封建余毒的警惕，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形而上学地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成果。”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深埋在两千年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中的“封建意识”依然存在，现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迟缓，使它得以生存下来；广大农民的封建习俗、传统和思想方法又为它提供了天然的社会基础。这样，中国就不是处于毛视之为优点的那种“一穷二白”状况，而且处于令人十分痛苦的“贫穷和落后”之中。有人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才导致了毛泽东后期以混乱局势为特点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错误。
这一论点说明中国不仅重新搬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有其历史进步性的观点，而且还恢复了马克思对农民的评价，肯定了他对“愚昧的农村生活”常常带有讥讽意味的刻画。对毛泽东来说，农村则是社会进步和革命创造性的源泉，农民是真正的革命阶级。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马克思上义理论家则认为农民的思想是狭隘的，农民的习惯是保守的，并把广大农付看作是贫穷落后的大本营，农民被看作是“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社会承担者。这种“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危险的“极左”思潮的基础，并在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时，在政治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因此，对不久前的错误和现在的问题负有责任已不再是北京那些着眼于城市发展的首脑人物，而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与此同时，农民则被明确地指责为落后思想和意识的社会根源。正如最近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小生产者主宰着我们的国家，他们习惯于屈从威严的家长作风，总是梦想着绝对的平均。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强调历史的遗害和摆脱传统束缚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要否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新社会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认为这些问题仅仅是从数千年历史中延续下来的东西。在此回顾一下苏联的情况也许是有益的。苏联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曾极力强调要克服旧的沙皇时代的遗迹，其目的却一直是想以此来回避革命后新社会秩序所产生的矛盾。
“封建意识”被看作是现代化建设及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封建意识”归根结底是个思想问题，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经济手段。靠教育来“解放思想”无疑是必要的，但解决间题的最终办法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有人声称:“封建意识的幽灵，终将会被现代化的隆隆炮声所送走。”但现代化建设自然是一漫长的过程。于是，美好社会的来临只能等到现代化过程结束后才能到来。
四、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仅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根据是中国已于1956年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但人们又承认，这是一个“低级的”，或“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还没有建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
这种观点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孤立的阶段，它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并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要经历和走完这许多阶段所需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也是无法预测的。这种观点认为:至于这一过程将延续多长时间，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掐算。但鉴于我国生产的落后，无疑这一过程是非常非常地漫长，且要分好几个阶段才能走完。
社会主义将经历多种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当然并无新颖独特之处，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毛泽东的思想中都能找到这种观点。毛泽东曾谈论过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毛之后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实质上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的和缓和的发展过程，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毛泽东看来，正好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特点是连续不断地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决裂，对现实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并在他所设想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的革命中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关系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改造。
毛认为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形式，尤其是群众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前提，而非结果，而毛之后的理论接班人则认为社会和思想改造的根本前提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解为连续不断的革命改造过程，社会矛盾和斗争是这一革命过程中的推动力量；而毛的接班人所预期的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社会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在相对和平、协调的气氛中进行。毛和他之后的理论家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存在的这些分歧在阶级斗争这一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毛强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与此相反，毛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的进化观点则认为社会发展是和谐地进行的。因此，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受到指责，在理论上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诚然，现在中国的理论家们依然承认，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阶级差别，还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否则就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存在，但是，此时的阶级斗争已转变成对那些被称为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剥削思想的遗迹以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剥削阶级本身已被消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旧的剥削阶级既不能复生，新的剥削阶级也不能出现。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发展已经历了第一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即只存在生产资料的两种不同公有制形式，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阶段。
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对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大体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明显方法就是全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下面一段话是对这一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阐述：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生产远远不能满社
会需要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首先加强社会
主义建设，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回顾前段历史，由
于混淆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划分，
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首要矛盾，将主要精力用于搞政冶
运动，而没有将工作重点转到生产上，从而失去了建
设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我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其他所有矛盾都是次要的，非对抗性的。人们很有信心地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将会以和平的方式逐渐得到解决。
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重点来抓，这不仅支持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展开的进化论观点，而且还起到掩饰当前社会矛盾的作用。矛盾之一，就是城乡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矛盾在毛主义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大地忽略了这一现实的社会矛盾。它将阶级斗争限定在对旧剥削阶级“残余”斗争这样的狭小范围内，提出了“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这样新的正统理论。虽然消除城乡差别仍是一个最终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既然社会变革必须在经济发达之后才能进行(这是反复强调的观点)，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就游离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之外，被推迟到将来某一无法具体说明的时刻，从而顺顺当当地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
当前的阶级斗争非主要矛盾论所要掩饰的第二个更加重要的社会经济矛盾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当私有制被基本取消，国家成为社会经济的实际管理者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那些在国家机构中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与那些没有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了，这实际上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毛早就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他在1957年曾特别指出过“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得出了无情的结论：中国政治及经济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在1965年指责说，他们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这些政治、经济官僚虽然没有财产，但就其职能而言已成为资产阶级，他们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剥削社会，攫取大量的社会劳动成果。当毛和他的拥护者谈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时，“资产阶级”不是指己被没收了财富的旧资产阶级的残余，而是指那些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身居高位的人。认为官僚能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观点与米洛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十分相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铎东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理论家们充分的发挥和说明。
毛主义关于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在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当然已经消失，因为它显然会使执政者感到不安，并且对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减弱这样一种思想体系来说也是毫无益处的。诚然，人们承认，官僚及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仍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它被归咎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残余和顽固的“小生产”思想。可是，那种认为已出现了同广大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在政治范畴内已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正统的理论早就断定，在一个已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因此，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其作用就是掩益革命胜利后由新社会秩序自身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所带来的问题上去。
“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这一进化概念产生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既然假定社会的发展必须反映经济的发展，并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既然中国经济是落后的，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少甚至不会发生社会变革。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维持社会现状，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它起着消除人们对未来抱有过多幻想的作用，因为它教导人们：人所能做到的事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并受其制约的，而社会发展的阶段又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人的愿望及意志，它完全是由与人无关的力量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五、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竭力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其目的是要为毛的接班人推行的“四个现代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毛相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之前，认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是经济发展而非阶级斗争。毛之后的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的改造必须服从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把马克思理论所预言的共产上义理想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直到经济发展到足以适应新的社会变革的水平之时。为这一推延提供辩护的主要理论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苏联的老观点(50年代初，中国共产主义者非常推崇这一观点，50年代末，毛把它抛弃了)，即生产资料国有制同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相结合，似乎就会以一种差不多是自发的方式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虽然四个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经济效果还不得而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可以预见的。人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四化”建设将使中国越来越远的离开“四化”假定要去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是接近这种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似乎有可能扩大原来就已非常显著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极大不平等，并使之制度化。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社会主义当然包含有不平等。如果社会产品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那么，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劳动贡献不一，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现象。但马克思理论认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需要不断缩小社会和经济方而的不平等。
然而，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毛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及思想倾向就能发觉，毛所提倡的平均主义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政策能否使经济高速发展，还不能肯定，但它们显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工资差别，重新强调物质奖励，计件工资，奖金等，无疑将扩大城市工人中的经济差别。在工厂里，强化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权力，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管理方法，严格“劳动纪律”，这些都可能拉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差距。由于现在重新把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工资、地位都提高了，这也许能带来短期的经济止利益，但从长远看，它必将促进官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大众之间的分化，并使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企业赢利的多少是衡量其管理好坏的标准，这有可能使本来很不平衡的地方经济产生更大的差距。农业政策不再强调集体劳动，而是侧重于扩大农民个体家庭的自留地以及同市场的联系，这必将在农村形成更大的杜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最后，放弃了毛所进行的教育革命，而采取50年代的教育制度，这必将从整体上扩大、强化社会差别，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尤其是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人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职务而不是财产时，教育制度当然是养育平等或不平等的一个强大力量。高中、大学重新采用统一考试录用制度，恢复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标准，重新设立特殊学校招收才智非凡的青年，这些措施无疑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利，对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不利，对城市居民有利，对农村居民不利。
在“四个现代化”口号下推行这些政策，理所当然就要加紧对所谓“平均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想运动使人联想到斯大林搞的声名狼藉的反平均主义运动。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曾斥责说，追求平均主义是“原始的苦行僧”的思想。毛的接班人推行这些政策和思想，共结果很可能与苏联同行的结局相差无几。如果将社会经济的平等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否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似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性质。
在毛泽东着来，“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促进社会集体事业，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了”但毛的继承者似乎并不考虑这个问题。
把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理解为一切工作那要服从于尽可能快的发展生产力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有助于解决社会主义目标和建没方法之间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毛在世时，毛主义的特点是致力于调解现代经济发展手段和社会主义月标之间的矛盾；而毛之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对此只字不提。修改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上的，即技术是解决社会弊病和矛盾的灵丹妙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象最终目的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待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在开始实行“四个现代化”政策时，党的理论杂志《红旗》就声明:“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在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期刊中曾指出:“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党的高级官员也反复声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夺取政权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经济。”
在含有上述观点的文章和讲话中，很少有谈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即使谈到，也是非常形式化地一带而过。“社会主义”实际上已同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等同起来。诚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常常被视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如中国一本主要的经济杂志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长期低于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了”但人们也许要问：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
中国现今的政治、思想领导人相信他们正在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迈进，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此信念的真诚。但有人会问，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和他们宣称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一致呢？
使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依附于发展现代化生产力的任务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合乎意愿的社会形态会自发地从发达的经济中脱颖而出的假没，不仅忽略了协调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手段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且忽视了据说正在建设理想社会的人的本质的问题。很难想象，在“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中熏陶出来的人中能产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理想。而社会主义理想和物质条件一样，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前提。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即只靠“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就能使人们的思想渐渐地转变为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信念如不是抄袭来的话，至少也同苏联流行很久的正统思想非常相似，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就能在人民大众中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觉悟。几乎没什么理由可使人相信，这一信念及在此信念指导下制定的政策能在中国取得比苏联业已取得的更好的社会效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中的“存在”狭隘地解释为经济发展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决定论的理解不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也背弃了毛泽东的教导。例如，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以至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单纯的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他强调指出，人们应该通过他所说的“革命的实践”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实现人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来说，“新人”的出现是一个新社会到来的诸多前提之一。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常一致。他反复强调“重新塑造人”⑧的重要性。毛汗东与马丁•布伯一样，都持有这样的“乌托邦式”信念：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取决于技术水平”而是取决于“人民和他们的精神。”但是，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状态”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为达到所必需的技术状态而努力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却被推迟至更遥远的未来，变得越来越空洞，离社会现实及政治活动越来越远。
卡尔•马克思说到:“历史只不过是人在追求他们目标时的活动。”在毛主义时代以后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声称要追求马克思理论所预言的共
产主义理想，但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把这一目标推到如此遥远的未来，以致人们很难想象到它与现实有什么联系，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提出了进化的、渐进的社会发展方案的理论体系，它认为，这种社会发展是一个由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历史规律所决定的，人的意志、愿望和觉悟在创造历史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理论体系的作者首先考虑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而不是描绘未来的美好图景，他们更强调历史现实的局限性而不是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潜力。这一理论虽然认为“现代化建设”最终会产生共产主义，担它还教导人们，人们现在所能做的仅仅是建设未来美好社会所需的经济基础，而对未来社会本身现在却无所作为。实际上，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它所能给予的希望只不过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清除了毛思想中的幻想成份，那么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则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抽去了社会主义的含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当然，这是近百年来持不同政治和思想见解的中国维新者和民族主义者所迫求的共同目标，当然也是现代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迫求的目标。使国家“富强”的目标可以满足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激情，但它并不一定能产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动力，也不可能感召许多人为马克思的乌托邦而奋斗，尽管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现在，官方报刊抱怨说中国正经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一位外国专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干劲、以及几乎是宗教般的狂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大体上消失了。”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陈旧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乌托邦目标因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而形式化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出现“信仰危机”、理想主义荡然无存也就在所难免了。
革命的终止并不是由于没有实现乌托邦梦想，而是由于这些目标(如还未完全忘记的话)被置于如此遥远的未来以至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它实现的可能性，根本不属于在此时此地人们能为之奋斗的领域。这正是后毛主义时代的彻底反乌托邦性质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同一位美国作家谈论中国革命的命运时说：“难道共产主义就只是用砖一块一块地砌起来的吗？在人的方面就没有工作可做?”。毛的接班人们正忙于垒墙，可以肯定，他们最终能筑起一座大厦，但这座大厦的结构及其住户似乎就很难说具有什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性质了。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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