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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

老田 · 2020-09-04 ·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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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定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走出了“极左”或者超越了意识形态争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国的对外竞争归结为内部管理层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这条“革命路线”的问题。

 

  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特色与管理学维度

  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家不同,他是在行动以后开始思考的。他领着一支失败的小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才开始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思考。他最重要的思想(文章)都是在实践中遭遇问题之后才提出来的。弱小的红军在面对强势的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时,如何生存下去、发展壮大并实现胜利目标?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间两个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把农民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集结起来以支持革命目标,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管理学课题;二是以弱胜强的问题,即竞争方略问题。我结合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竞争的力量对比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特别的是毛泽东的竞争思想。

  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我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我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是还有无形实力提升的文章可以做。他在1964年7月9日说:“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根据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有必要把克莱因的方程的后一部分做点修改,这样无形实力就由“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项之和构成。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 (竞争意志 + 组织程度)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提高无形实力方面想办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队,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指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得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美国记者塞尔登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发现“五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军军不和、兵将不和、兵兵不和,这是无形实力受损失的几个主要方面。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是怎样实现“上下同欲”以提升无形实力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供给制。据黄克诚老将军回忆,开始很多军官是不愿意接受供给制的,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军官可以吃四菜一汤,少校每月有180元大洋,但井冈山地方很小,给养困难,不同意也不行,只能接受供给制。就管理而言,这就取消了上级干预、影响或者挟制下级的关键手段,“文革”经常批判的“物质刺激”其实在井冈山时期就取消过。然后,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管理权力的分配上也极大地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离,这相当于搞政治上的平均主义。

  除了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平均化之外,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路上,还偶然发现,共产党员比较多的连队,士气很高,也很少有逃亡现象,而且下级监督上级也不错。这样,他就开始探索在专职的管理者之外,发挥积极分子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就把积极分子的作用制度化了,在各个连队建立“战斗堡垒”。结果这开创了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管理思路:既要提高自己的组织程度,同时又减少强制手段的运用。

  二、对正规管理模式的扬弃与“反修”思想的根源

  在红军中间,专业管理者权力降低了,干预下级的强制手段也减少了,再结合分配上的供给制,其经济利益也下降了,这样就构成了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而相对剥夺容易激发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整个党史说成“路线斗争史”,核心问题意识是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因为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所以,引发了官员持续的不满。毛泽东把抑制管理层不满的全部努力过程称为路线斗争,并且把历次党内分歧逐渐产生管理层的不满进行结构化理解,认为这种情况与阶级利益一样,肯定是要自动回归的,解决一次之后,下次又会自动恢复,这样就需要在外部寻求一种力量或者压力,来平衡和抵消管理层的“复旧”趋势,就跟阶级斗争必然会有两个方面一样。这就把党内政见分歧理解为管理层持续不断地回归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为此需要在管理层之外的被管理层中间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来进行平衡,这就构成一个“一分为二”的观察视野。

  根据地时代,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在共产党内一直受到外部压力的抑制,因为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优势兵力的威胁之下,管理层的不满无法走出很远,就要遭遇一个必须回头的恶劣形势。比方1929年红四军七大的时候,一些军官很讨厌毛泽东坚持扁平化管理,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于是他们把毛泽东这个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候选人给选掉了。但是非常不幸,随后出击闽中、梅县等地遭遇惨重的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结果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权下降了,这样,很多人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才有了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条件。这个文件对共产党内部军队管理模式和上下级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纲领性文件。

  长征之后,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小组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来敦促官员反省自身的认识不足,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此时被重新命名为“群众路线”,在整风的压力之下再次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同时,弱势条件下的竞争方略也得到大家的认同。借此次整风运动的推进,毛泽东那种与正规管理和正规战争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要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延安整风结束后,共产党历史上群众路线或者说扁平化管理处于历史最高点。

  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问题意识,是从井冈山时期突破正规化管理的各种要求之后产生的。这个认识在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中间逐步深化,得到提炼并概括为“路线斗争史”;而与苏联争论的深刻分歧,与党内的持久争论在内涵上相当一致——管理中间上下级关系如何定位以及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程度。在大连中苏两党干部的分歧和相互看不惯,就是后来“反修防修”的实质内容所在。毛泽东思想与“苏修”开叉的地方,就是扁平化管理和正规化管理的不同之处。这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走出正规化管理的局限,不仅意味着与统治阶级正规化管理形成区别,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有效凝聚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提升无形实力的关键领域。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和军队是弱势群体,官兵关系要亲密,军队和老百姓关系要亲密,有外部压力的时候,扁平化管理能够维持,由此促成并维护内部高强度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外部压力消失,结果导致官兵关系、官民关系的疏远,上下级之间的距离符合社会分层的规则。但毛泽东对此很担忧,不停地设法阻止干部脱离群众。有人说,战争是对政体和管理绩效最严格的检验,因为经过了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检验,所以,毛泽东毕生笃信扁平化管理的效力,反对专业化管理中间的权力垄断,坚持群众化,在许多党内同志都改弦更张之后,他依然坚持不改初衷,这就扩大了彼此之间的思想差距。由于差距越来越大,他倾向于把这个方面的不同政见,向上和向下联系,形成一种全局性的思考框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并且总是以路线斗争的内容去注释阶级斗争,以路线斗争的结果去预测社会制度的演变趋势,并联系到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维度,去理解不同政见背后的利益权力要求,还给赫鲁晓夫的“变修”以社会学解释——说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向下联系到建国后系列政策失败和干部执行上的左右摇摆,认为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追求不同于工人农民的独立阶层利益。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指出:“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认识,被否定,被视为晚年错误,但那却是他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问题意识的深化和推广,是他毕生所思所想的逻辑延伸。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建设,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度如何自存于竞争的全球秩序之中,这不是抄袭第一世界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对“先生打学生”命题的深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美国制度实践的另一次开叉

  除了跟苏联人对于正规化管理的思想开叉之外,毛泽东思想在另一个方面是跟美国的制度实践开叉,按今天自由派的说法,是跟普世价值、主流文明不同。毛泽东时代既反帝又反修,除了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论方面的开叉。就“反修”的实质内容而言,他否定正规化管理,认为这不可能在农村地区生效。另外,他也始终不相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能够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这种制度还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定。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的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不仅战争中间有形实力不足要追求不同于敌人的竞争方略,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也一样不能抄袭先行国家的制度。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场革命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是很大的。1946年毛泽东评估世界力量时说美帝是“纸老虎”,还内在地假设美国国内各个阶级的不统一:只有极少数资本家喜欢战争,大部分美国人民持反对态度。他把国内内战的两方分野搬到国际论证当中,不仅美国国内不一致,而且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全球格局,也如同中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一个压迫剥削阵线之外,还有与其对立的另外一个反压迫阵线,这两者之间关系也是两分的和对立的。

  刚才刘小枫教授讲到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给毛泽东的国际格局思想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美国很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麦克阿瑟说过“中共军队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而他手下的情报官威洛比则说,中共军队是游击战出生,从未和任何一个军事强国直接作战过,而且装备不统一,后勤保障很困难;关键是中共介入朝鲜战争的最有利时机早已过去。而毛泽东从政治出发,考虑的是如何在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中建立中国的威慑信用,这样来看,把美军放到鸭绿江边来,再赶回三八线去,更为理想。毛泽东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战场指挥官的计算损益方法。

  毛泽东曾经说过,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中国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除了抗日战争因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投降之外,每一次侵略战争无不以战败签署辱国条约而告终。对于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度而言,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以终结列强的野蛮侵略,就是极为稀缺的无形资产,对于减少侵略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有着巨大的价值。

  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自信心很强。他在1953年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可能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而且可能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有点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和平也可以,战争也可以,两样都可以干。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不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叠遭侵犯的历史开始扭转,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与超级军事强权的战争中间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成本当然不低,但在毛泽东看来所得大于所失。要在战后的世界里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在他看来,最好是和世界超强的美国打,而且是把美军放到中朝边境来打,直到最后把他们赶回去。等到美军的全部军事优势尽情发挥却还不能取胜,中国所获得的威慑信用作为“无形资产”,才能够在全球生效,并可以保障中国很长时间的安宁与和平。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全面规划国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亲自敦促订立12年的科技规划、12年的农业纲要等等。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相信长期和平是可能的。

  1954年,中国帮助越南把法国军队赶出北方,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如果按照欧洲的均势外交传统,中国这时已经是越南局势的一个担保方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的时候,中国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违反日内瓦协议,就如何如何。话说得最厉害的要算陈毅元帅,他说等着美军打进来,等了16年,头发都等白了。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间,美国拆英法的台,这也让毛泽东感到高兴,他看到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那么一致,还认定以炮舰政策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趋于没落。1957年他在莫斯科提到“东风压倒西风”,体现的就是这种信心。1958年他决策炮击金门战争,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边缘政治政策对付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警告美国海军尊重中国12海里的领海范围,抗议36次之后美军才勉强听话。这一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安全的看法,倾向于轻视外部因素,又把眼光转到国内来。1959年他提出防范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问题,并对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给出一个修正主义评价,判断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还说“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70年代报章上狠批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并认定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认识源头即在于此。

  与美军交战并且战而胜之,中国的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了,经过1958年金门炮战的测试,他开始轻视美国的军事威胁。内部讲话中间说美军困在全球各个基地里头,就像“牛尾巴绑在桩上”,不像是进攻态势,不再视为有威胁的力量。中国外部威胁可以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解决,关键则在于自己的力量能否组织起来,能否让社会上层保持足够的对外竞争意志,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代表高薪阶层,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这样,国家安全态势改善,就与井冈山之后的系列政见分歧在因果关系上相互支持和证实,把问题意识收敛到管理层是否产生独立的利益和追求,是否脱离群众并回归统治阶级的旧路,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凝聚老百姓的力量,消弭阶级分化的鸿沟,团结一致对外的关键。这样一来,近代史中间统治阶级的表现,也成为一个反面参照物,毛时代经常宣传慈禧太后和蒋介石这样的统治阶级代表,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也被解释为内部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安全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就变成共产党是否会退化为统治阶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要蜕变成那样,就会与人民大众处于矛盾激化状态,同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和丧失竞争意志,那样中国的安全就毫无保障了。

  总的来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定中国虽然有形实力尚弱,但可得到无形实力方面的弥补;而无形实力的提升,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是必须实现管理层的群众化;而管理层常常从权力和利益诉求出发反对群众化,这就构成“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叙事线索。特别是后来越南战争美国人陷入泥坑,再次让他看到美国人必然失败的趋势,这也强化了“纸老虎”不可怕,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认识。最终,毛泽东把在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方略普遍化了,并运用到国际竞争的分析中去,把管理层拒绝的管理模式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的唯一致胜方略。只要国内的“反修防修”取得胜利,对外竞争胜负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这样,他就超越了“社会制度标准”和“地缘政治标准”,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其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别国,不如说“苏修”的坏样板使得劣势竞争者内部无法提升无形实力,特权阶层的存在妨碍了选择对列强竞争的有效方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解决在世界格局当中的问题,还是内部管理层的障碍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定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走出了“极左”或者超越了意识形态争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国的对外竞争归结为内部管理层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这条“革命路线”的问题。

  四、一个小结:毛泽东到底看到了什么

  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的管理模式,我称之为“扁平化管理”,按照今天的说法,其三大特点是:经济平均主义、政治平均主义,还引入大量积极分子帮助专职管理者开展工作。由此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在共产党根据地,就已经形成了三大差别很小的社会景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会带来一个社会扁平化的后果。此时,无需依赖强制性的规范管理,就能够把无形实力提升到足以克敌致胜的程度;红军内部的组织程度提升,就不是依靠强硬的管理手段起作用,而是靠激发下层的自觉性,这与竞争意志(当时称为阶级觉悟)的提高一样,都要依托于管理层的群众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毛泽东的管理要求,实质上接近于一种追求异化程度最小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间,不是追求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而是追求一种下级的自觉和上级的引导相结合的效果。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就是要追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种方式的管理效果,而不是通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处理全球格局的竞争性视野中间,复活了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经验。50年代末期,他已经倾向于把内部管理层的问题和弱点视为对外竞争失败的要点(“变修”意识),“文革”期间对党史按照“路线斗争史”进行重新梳理,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认识。到70年代初期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对外竞争的胜负就完全被看作是内部管理层蜕化的一个必然后果,而赫鲁晓夫的对外投降则被视为苏联特权阶层、高薪阶层产生了独立阶级利益的标志性事件。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从赣南根据地的群众整风运动,到延安的小组批评,1957年提出“开门整风”要求给老百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到“文革”时期号召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用舆论批判的方式制约社会的上层,他毕生都在寻求一种制约管理层脱离群众的有效压力机制。毛泽东的认识走了一个循环:为了有效地对外竞争,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为此就不能不敦促“不情愿”的管理层放弃统治阶级的常规管理路线,选择群众化的路线。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人都发现,他关于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和结构之间“一分为二”的思想始终不变。与后来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意识相反,毛泽东从不把被管理者的消极面视为重大问题,而是始终把管理者本身视为管理绩效差的首要问题。到了晚年,他这一思想越发笃定。1964年他对龚育之等人谈哲学的时候,把这个认识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虽然他谦虚地称自己是“土哲学”,但他却按照“土哲学”标准把握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就跟战争时期的以弱击强一样,关键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内部整合,精英阶层与人民的距离不能太大。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要在外部成功地“反帝”,必须在内部解决好“反修”问题。这样,在毛泽东那里,阶级分析法超越了国界,内部的“走狗”式统治阶级是列强剥削和压迫事业的代理人,而全球统治阶级的联合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剥削压迫的关键,这才是毛晚年思想的关键逻辑。今天看来,他对于全球力量对比和弱国管理层的消极性判断,得到了部分证实,这个问题意识得到了历史验证,但并不代表就能够解决实践中遭遇到的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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