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3年6月25日，从事劳工工作的几名工作人员就“什么是新工人文化”的讨论记录整理)
思想解放是文化运动的核心目的
孙恒：“我们劳工NGO在做很多工人相关的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工人生活的改善和权益的保护。工人和农民目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欺负、被压榨得最多的群体。一个人要想获得解放，获得做人的权利，首先这个人需要去思考一些问题，需要有一些思想，如果精神上、思想上不去思考，那只能被社会上的少数人所操纵，那么获得自己权益的可能性就会很小。一个人要想获得改变，首先是思想上的改变，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不会去思考自己的处境，那他就不可能有改变的行动，或者他的改变是被迫的或者是盲从的。”
晓波：“工人文化不是唱歌、跳舞、写文章，而是营造一种氛围和权力意识。主流媒体传递给大家的价值观全是拜金主义。某个社会名流怀孕了，婆婆家奖励了2亿元的房子，这样的八卦新闻有几万条、数十万条的转发;而很多工厂在发生火灾，工人受工伤权益受到侵害，这样的微博却很少有人关注和转发。”
工人主体性的文化
孙恒：“我们今天提倡的新工人文化运动的主体是工人群体，尤其以我们的新工人群体为主，但同时还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劳动文化是我们新工人文化运动的核心，劳动文化是相对于现在的消费主义文化、资本文化、官僚文化提出来的。劳动文化是劳动者的文化，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劳动是一个人和动物区别的本质。 新工人文化的长远目标是服务于劳动群体，帮助我们获得精神上、思想上的觉醒、反省以及自觉。希望劳动阶级能够觉醒，为将来劳动阶级获得解放的行动做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鼓动和宣传。”
回归工人的文化
福菊：“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歌颂金钱和欲望变得流行，而歌颂工人、农民、祖国的就没有市场了。如果要建构，我们需要解构，我们需要阵地，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和文艺。这个衡量标准是解构和建构的核心。因为工人、农民正规教育水平低，缺乏自信，我们总是担心，我们写的东西能见人吗?我们也担心我们不附和所谓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主流的标准，我们要打破这个东西。在主流文化中，”爱情买卖“都可以被人趋之若鹜，我们怕什么!文艺是解构和建构的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去建设新工人文化的标准。
杨猛：“的确，我们一直用主流、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别人否认我们，我们自己也否认自己。我们要去建立工人文化的标准和平台。打破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那种状态。我们需要是现在适合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东西。我们要陪同我们这个群体一起走，不用在意工人创作的所谓水平。比如，毛主席当年做农民工作的时候，农民文化水平低，不识字，当时就开展扫盲班，在教农民识字过程中去进行思想教育的引导。所以，各种手法都可以用，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就可以。”
引起情感共鸣的东西
福菊：“文化是感性的东西，在特点时间、特定场景中产生共鸣和升华。”
红梅：“的确，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新工人艺术团的演出。那是在北京的朝阳剧场，在劳动节的前一天，我刚下火车就直接赶到剧场。我从广州到北京是站着过来的，很累很困。到了剧场，听到那些歌，那些歌词那么好懂，很有共鸣，感觉很有力量，很振奋，热血沸腾。感觉太不一样了。”
文化/文艺是一种工具
福菊：“文化本身不是工具，但是从工作角度，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工具。从工具角度说，文艺可以让不同的人产生共鸣，无论是学者、工人、学生，大家的感情可能产生联系。文艺的东西包含了想要说和想要做的事情，是个宣传工具。比如：我们唱”想起那一年“，勾起我们想念家乡的情怀，让我们对漂泊的生活产生反思，我们进一步产生诉求，我们希望安定下来。情感共鸣下焕发凝聚力，不需要说太多，大家就想到一起了。
核心是真实性，而形式粗糙与否是第二位的
福菊：“我们很多人怀疑工人有没有创作工人文艺的能力。工人忙，下班了就睡觉;工人教育水平偏低，在文艺创作上能否创作出好作品。我认为，我们工人创作的东西也许不是喜闻乐见的，但是肯定可以创作出东西来。如果我们可以有些引导和培训，让表达的过程更顺畅，那么一定可以创作出真实、有力的作品。我们可以通过，比如：民众剧场，音乐工作坊等途径。工友创作的作品语言也许不流畅，但是表达的意思在里面，不在于形式多么精美。虽然我们不提倡粗糙，但是粗糙的也可以是文艺。工人和农民的文艺真实就可以。
新工人文化的形式渗透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和工人的现实需要中
杨猛：“我们具体用什么样的文化形式来做工人工作，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工人群体的具体情况。我本身在不同地方的机构工作过，可以谈谈我的经验。最初在深圳做志愿者的时候，参加维权小组、普法、做宣传、跟工人去法院打官司。
“去苏州后带了法律小组，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同，维权活动不被工人所认可，需求也不强烈。我就开始反思。我对法律熟悉一些，我就在不抛开我的擅长的前提下，结合工人的实际需求。在开展法律小组课程中不是维权、打官司和要工资，而是融合一些思想价值观在里面。
“在西安工作期间，我就把维权工作放下了，因为那里的实际情况不合适。
“在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讲授法律课的时候，主要讲基础法律知识，主要是融入价值观在里面，而不是深扣某个法律知识。比如，讲职业病的时候，不是只介绍职业病。如果只知道病本身，那么目的就是关注自己不要得职业病。我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职业病和每个人都有关、工业污染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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