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文章，我非常赞赏马克思恩格斯的做法。他们总是大段而完整地引述被批评者的文章。我认为这是批评写作的基本德性。杨奎松《也谈“去政治化”问题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19/1107986.shtml 一文实在是低水平歪曲汪晖观点和低水平运用史料，大段引用再批评实在没必要，因为没有分析的必要。我便点出其中四点，算是今天无聊，看完杨奎松这篇文章之后留下的痕迹。
另外，我此时还想起前不久，我在微博上批评了杨奎松一句，有人马上评论说我太无知，竟然敢小看国内党史研究领域的重镇人物。我不禁笑了笑。
一、关于群众路线
汪晖已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概念上升为政治过程层次的概念，杨奎松却引用毛泽东从工作方式角度所论述的群众路线来反驳。
群众路线概念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那里确实主要是作为工作方法，而且是基本工作方法。但也不止于此。因为群众路线概念本身是立体的，既关系到历史主体观，也关系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共产党的认识论。
更重要的是把群众路线作为对国家和社会发挥主导性和领导性作用的大型政党的基本工作方式，这本身就构成国家与社会的政治过程的基本面。汪晖将群众路线上升为政治过程层次的概念，也就合理合法，而这不是杨奎松那点文献材料所能弄明白的。
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的关系，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工作方法和战争中的基本运用。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引发的关系。确实正如杨奎松所引，毛泽东说过群众路线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来的，但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政治过程中的具体形态，难道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创新么?有了学习，就不能说创新?这是哪家的强盗逻辑。
在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中，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自然不明晰，但在作为政治过程的群众路线中，群众的政治主体性是明晰的。因为在群众路线的政治过程中，群众已被发动起来，群众的经验、意志、意愿、智慧等都在主动地发挥作用。
另外没有群众运动的群众路线，终究是半吊子群众路线，是不敢发动群众的行为。坚持群众路线的政党本身，也是群众的政治主体性的表现。不能简单地把政党和群众割裂开来。
二、关于三大法宝与阶级政治
杨奎松用大量篇幅来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法宝，来否定阶级方法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意义。杨奎松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的法宝意义，以贬低阶级方法的意义。
但杨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在毛泽东那里，这三大法宝除了是共产党的法宝，还是阶级斗争的法宝。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这三大法宝?因为它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三大法宝，在毛泽东思想那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大法宝。
特别是在统一战线那里，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其基础。毛泽东从来是有条件有原则的主张国共合作。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本来就是以阶级差序为基本原则的概念。这也是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基础。这个党史专家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让人感叹万分。
三、关于文革
杨奎松说汪晖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并力图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而杨的论述又自相矛盾，因为他不得不引述汪晖对文革中的暴力的批判。
其实汪晖力图复杂地看待文革，揭示文革的多层次含义。比如参与性政治的一面、派性政治的一面、政治辩论的一面、暴力政治的一面、反官僚主义体制的一面、政治化的一面、去政治化的一面，等等。汪晖对这些不同的层次或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发挥。比如对参与性政治、政治辩论等方面多表示肯定，并遗憾其在其他因素干扰下失败了。
任何力图塑造汪晖对文革单一态度的尝试，都是对汪晖文革观点的歪曲。
四、关于“去政治化”与“重新政治化”
这里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无阶级政治的政治是否可能?一个是无暴力的阶级政治是否可能?前者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后者就是汪晖“重新政治化”的主要观点之一。
“无阶级政治的政治”只有两种情况下是可能的，一个是阶级被消灭，一个是阶级被遮蔽。被遮蔽的总会被揭开，从自在转化为自为。杨奎松也“同意汪晖所说当代中国社会可能存在‘重现阶级化’的现象，和‘阶级概念’可能被重新提起的情况。社会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的严重情况，无疑是当今国人不能不高度关注的现实。”遮蔽阶级的政治往往最容易演化为暴力的阶级政治，这两者的相关性一向很高。
如果阶级一时无法消灭，遮蔽也只能一时，且易引发暴力的阶级政治，探索无暴力的阶级政治便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需。这应是文革中的暴力和改革中的阶级分化共同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掩耳盗铃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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