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获得了很高的名声。他在书中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不可阻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一旦各个明显误差都得到修正，数据显示，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自1970年以来并未呈现上升趋势。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作出的判断必须等待皮凯蒂作出回应。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要记住，经济知识(尤其在这个领域)来自长时间分析粗略而模糊的统计来源的数据。
过去20年里，德克萨斯大学不平等项目(University of Texas Inequality Project)一直在参与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并未打算提出、证明或证伪任何宏大的理论主张。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信息，澄清一份曾经稀疏、不连贯和夹杂着噪音的事实记录。我们关于薪酬不平等的数据，以及对收入不平等的估算，如今已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延续至(在某些情况下)最近的2012年。我们也发现，近几十年来，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但我们并未发现这个趋势不可阻挡。我们认为，这个局面主要归因于全球背景和国家政策。当政策与背景情况发生变化，不平等升高的趋势可能被遏止。我们的数据显示，富国比穷国更平等。这毫不奇怪：富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共产党国家一度藐视这一规则，但如今不再藐视了。
在富国，反映人们受薪工作收入的“市场收入”非常不平等，但这只是因为强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使得很多家庭没有市场收入也能生存。一旦计入税收和转移支付，可支配收入水平就平等多了。在穷国，这两种情况下的平等水平差别并不明显。在一些低福利、轻税收国家，市场收入不平等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之间似乎相差不大。
金融推高了收入不平等，因为信贷繁荣加快了经济增长，也因为银行员工往往富有。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在2000年IT技术繁荣期加剧，在2007年房地产金融泡沫中再度加剧，在2010年之后，又随着银行与股市复苏而加剧。
在全球各地，自1980年之后的20年里，收入不平等现象变得更为明显。这一趋势始于拉美与非洲的全球信贷危机，横扫中欧与东欧之后，蔓延至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那些置身全球金融体系以外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基本未受影响，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国的不平等水平随着市场改革而升高。泛泛而言地说，全球收入不平等水平似乎已在2000年见顶。
政治结构很重要：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平等程度更高。制度变化也很重要：军事政变(如1973年的智利、1976年的阿根廷)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革命(如1979年的伊朗)导致不平等程度急剧下降。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制度薄弱的国家里不平等程度上升幅度较大，制度稳固的国家里不平等程度上升幅度较小。在丹麦等制度特别健全的少数国家，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上升。
自200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在南美后新自由主义国家里有所下降。我们认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全面的城市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欧洲和美国，不平等程度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下降，但在股市复苏之后又开始上升。
不平等程度上升未必是不景气的迹象。繁荣能创造出就业岗位，减轻贫困，扩大福利。但不平等程度偏高经常是危机的先兆。危机之后，不平等程度下降——就像心脏病发作之后的血压一样。但那就有点晚了。
不平等程度就像血压一样，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没有发现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即使在过去40年也找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性力量，同时会受到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力度与决心的影响。
数据工作十分艰难。我们对数据进行很多次微调，以便推导出合理结果。我们努力记载结果，并认为它们是前后一致、合乎情理的。就像这一领域的每一样东西一样：请谨慎使用。
本文作者为2014年“列昂惕夫促进经济学思想前沿奖”(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得主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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