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渐成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境外与国内部分学者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概念不加辨析地引入到研究中，提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借机否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种观念并没有基于中国治理情境，厘清现行国家治理主体的结构与功能实现机制，实质是通过“借力打力”推进西式民主，从根本上忽视了执政党在现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执政党在未来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给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并呈现为不同的问题表征：政治领域是急需建构的国家认同进程面临“去中心化”思潮的冲击;经济领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内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冲击;社会领域是现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人造风险的冲击。综合来看，化解上述问题都离不开执政党的核心角色和主体功能。
首先看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随着血缘和地缘政治联结功能的日渐弱化，国家认同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任重道远、最为艰难复杂的工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治责任就在于促成国家认同进程的有序开展和有效实现。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原有权力边界受到“去中心化”思潮的冲击。中国的国家治理诚然要融入全球化之中，努力参与全球政经事务治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但也需要有效管控“去中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结构的负面影响。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与西方选举型政党伴随选举的周期性出现与消失不同，中国共产党有着明显的功能优势。因此，冷静观察与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去中心化”对国家治理的冲击，是执政党应有的态度与责任。
其次看经济领域的国家治理。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对经济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但并不能掩盖其无法自克的自发性、滞后性和贪婪性，以及相应产生的地域上的马太效应、阶层上的利益对立和环境上的整体性衰退等严重后果。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在全球迅速扩张，但脱离技术和管理革新的虚拟财富增长终会破灭，由此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中国必须加以有效应对。从国内层面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批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如何打破这一群体对改革的阻碍是执政党面临的巨大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强调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宏观把握和中微观治理，既要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获得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又要避免过度融入全球化浪潮而出现自我迷失、丧失经济主权，更要打破既得利益组织和群体对改革的阻碍。所有这些都需要执政党既能明晰全球化的进程，又能把握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进程，实现中国经济融入其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
再次看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现代社会的诸多领域不可避免地面临风险的冲击，特别是人造风险冲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制度完善并不一定促成对人造风险的有效防范，反而有可能成为源头。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是人类的某些决策导致的，而风险则肯定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当然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做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形成治理合力是必要的，但应对如此复杂的风险社会，必然要有拥有超强资源整合能力和意志凝聚能力的组织承担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另外，在社会治理中也要破除以往强控思维，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理念上的包容性、功能上的服务性和体制上的高弹性。唯有如此，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管理才能建构出相应的管理软权力，从而更好地调和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冲突和干群矛盾。
对中国而言，既要有效摆脱农业生产方式存续所导致的落后传统性，着力提升良性的现代性，又要摒弃腐朽的现代性，规避现代性危机，并渐次化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这种任务组合，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现阶段尤其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传统性延存导致的现代性不足;二是放任现代性全面主导。这就需要通过中底层的国家治理创新试点来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规避不确定性治理风险，从而有效摆脱上述任务形成的窠臼，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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