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与黄纪苏先生谈到竞争问题。黄先生在分析社会问题时特别注意心理因素，他发明了一个概念，“比较性竞争”，认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要比别人强。我担心“发展”会耗尽生存的资源基础，每人都想有私人飞机，就算地球的资源够造那么多飞机，也没地方飞没地方停啊;但黄先生的着眼点不在此，他说就算发展到人人有私人飞机的份上，也不算个完，还会有人要更多，这跟满足生存需求无关，只与要压别人一头的心理诉求有关。
我认可这一视角的合理性。近来读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看到书中也有类似观点，凡勃伦说：“所以要占有事物，所以会产生所有权制，其间的真正动机是竞赛;而且在所有权制所引起的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与所有权制有关的社会结构的一切特征的继续发展中，这一竞赛动机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就商品的消费与取得来说，特别是就财富的累积来说，再没有别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动机，其使人信服的力量能够比得上这个动机。”
该书的前面附有一篇1960年代写的评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道，“凡勃伦应用心理学来解释制度的由来，又用庸俗进化论来说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故而“没有脱出旧的庸俗经济学的窠臼”。
把作为心理动机的竞争(竞赛)以及从竞争胜利中获得的心理满足(荣誉)视为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也许是值得商榷的，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作用。可以指责凡勃伦不敢承认累积财富是为了剥削他人，但剥削他人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这里面没有心理动机吗?
允许我陷入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一下：竞争的本能恐怕可以视为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因其固有，故而不能不直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就无法自拔以至于迷失，还要认识到，固有的东西并非只能放任。人性若水，它无法消除，但可以筑堤引导，不使其泛滥成灾。
人们经常拿过去的小学生学雷锋学到走样的事情开玩笑，比如为了扶老奶奶过马路，而把不想过马路的老奶奶硬扶到路的另一边。这种竞争固然有点可笑，可是，现在的小学生的竞争意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谁的爸爸官大，比谁的玩具更多，比谁家接送的车更豪华……难道这就不可笑不可悲吗?
过去的大人为了比谁为人民服务得更多也干过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可是这种荒唐难道不比刘铁男式的荒唐—刘铁男在庭上供述，他的犯罪动机是为了当人上人，同样是通过“竞争”获得“荣誉”的逻辑—更可爱一些吗?
这提醒我们，人固有的竞争本能可以指向不同的对象。一提竞争，就等同为市场中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是思想僵化的表现。竞争可以经过引导、导向提升社会公益的方向。人人争为自己和人人争为他人是可以实现辩证统一的，将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倒转过来，同样能够成立。也就是说，人不能消除竞争的本能，但为什么而争，是应该而且可以管理的。
无论为什么而竞争，都会有负面的社会效应，将为公益而竞争的负面后果无限贬抑而把为私利而竞争的负面效果视为理所当然，也是没有道理的，理性的态度是经计算而取舍。人是善于自我管理的生物，竞争的破坏性同样应该而且可以管理，即对竞争的后果予以调控，至于标准嘛，还是要重复毛主席说过的：要有差距，差距别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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