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作为方法?

刘世鼎

　　对台湾而言，「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似乎千头万绪，却也无法脱离台湾所经历的殖民与现代化、后殖民与解殖、内战及冷战所交错构成的多重历史及空间效应来理解。这几股历史力场的缠绕对于台湾的自我理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早在1984年，陈映真在一篇题为〈美国统治下的台湾〉的文章中，就指出了存在于当代台湾自我认同中「崇拜欧美、轻视第三世界，成为同时并存的二重结构。」陈尖锐地指出在美国新殖民主义式的统治下，台湾逐渐生成了「一股深远的、复杂的崇美、媚美、扬美的氛围，并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对美国、西方的崇拜，和对自己的自卑所构成的复杂情绪。」在依附美国的社会基础上，台湾普遍存在「对贫穷的中国大陆有鄙夷之情。有人对『匪区』的贫穷落后、专制暴政，长期做鄙夷的宣传;有人对『中华民族』传统中的落后、『残暴』、『黑暗』，怀有深刻的蔑视和敌意，甚至发展成一种反华的情感。这种对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鄙视，和五十年代冷战时代由美国推动的反共论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不知不觉间，在这种宣传下，中国大陆竟成了他国;大陆人民竟成了他族。」[1] 在新旧殖民主义交织、断绝了与中国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连带的情况下，台湾主流文化知识界多半以亲美及反共为前提，凡事以欧美现代化经验马首是瞻，不断强化以欧美及日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想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否定，以及面对第三世界自认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与歧视。

　　如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重心转移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虽然美国依旧以普世主义支配着世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政经局势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变的这段时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虽然被日益深化的经贸往来紧紧地绑在一起，在精神与政治上却仍未从「脱亚入美」的历史限制中解脱出来。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要不缺乏理解的兴趣，要不就是随欧美起舞，焦虑、敌意及恐惧并存。[2] 台湾先是在1990年代中开始经历了李登辉所推行的本土化方案，这个方案「藉助对于『中国』的妒恨政治，企图藉由简单的、立即的对『中国』作为文化他异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体性。」[3] 两岸之间原有的政权对立逐渐被有系统地接合到族群对立的政治，而主流知识界则亟欲切断与中国历史的关联。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新的执政党「虽然掌握了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上仍继承蒋国府反共、亲美日、反中国的性格。」[4] 国民党所生产的敌对性不但被民进党所继承，后者更将反共主义接合到反中阵线。从学术界思想的领域来看，「台湾的知识结构依然承续了冷战时期的基本格局﹣亲美，所谓的民主化运动与政权的移转，不但没有改变反倒深化对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层次的依赖。」[5] 这种依附状态与其说是台湾政治地景所产生的「自然」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维系冷战构造自我再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按照陈光兴的话来说，台湾知识界在面对两岸的结构性问题时，始终缺少一套能够超越主流政治话语的思想及分析框架。[6] 这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知识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历史及社会主义经验的轻视、扭曲甚至妖魔化否定，以至于无法适切地展开对中国及自身的思考。

　　然而，两岸经济整合的确对知识生产的条件产生了效应。两岸经贸合作所带来的资本、商品、讯息、人员及交通的紧密往来，开始动摇了不仅仅是两岸原有以国家机器所主导的固定交往方式及二元对立的敌对性，也逐渐促进了知识界以不同方式来理解「中国」及两岸关系的条件。过去停留在想象层次的「中国」，逐渐扩散、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台湾也无法再以过去那种极端自恋、一厢情愿的方式来面对。对于欧美而言，「中国崛起」不仅仅要求对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调整，也刺激了对自我理解及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然而与欧美相比，台湾的处境似乎更为复杂难解。台湾同样需要对自我进行重新审视、甚至是否定，因此衍生出各种焦虑、恐惧，或是较为极端的乐观之情，也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然而台湾在对自身本土主体性的强调的同时，同时需要处理一个「内在化的他者」(同时也是「外部化的自我」)，而这个分裂的异己同样在欧美现代性之下挣扎、也同样要求更多承认与平等地位。如果说对欧美来说对「中国」重新认识仍旧属于较为明确的自我vs.他者的关系，对台湾来说，如果要对中国提出真正的历史认识及质问，是无法建立在一个截然二分的对立关系之上。

　　虽然全球关系的转变并不能保证一个更具有反思性的认识论会浮现，但的确在既有的知识结构中打开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就是在这个脉络下，一个重新思考「中国」及两岸和解可能性，并且将这个再思考放置在左翼的亚洲视野及国际主义的知识空间逐渐被打开。《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大约从2008年起(正逢台湾执政党再次轮替，反中本土政治顿挫)，以「分断体制」作为概念中介，开始酝酿要「超克」(超越并克服)两岸因分裂所导致的敌对状态以及衍生的思想殖民构造的知识方案。[7] 在我看来，这个批判计划-其思考的高度、包含的国际主义及内在的复杂性不能用主流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式的「支持中国统一」来概括及决定-的内在动力就是要批判地回应陈映真当年所点出的台湾自我理解中的「二重结构」，并且将这个批判的思考放置在一个区域性的比较视野中来与拥有类似经验的国家展开对话。这个浮现的知识空间既是在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松绑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也高度自觉地与那些被国家机器及主流政党本质化的身份政治话语保持距离，并且提出有别于欧美中心主义所限定的思考方式及自我认识方法(例如台湾vs.中国的二元对立，或正面看待殖民主义的论调)。

　　在我看来，「分断体制」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台湾(或许长远来说，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知识界最重要的启发是让我们开始察觉到一个从来没有被问题化、却持续影响着这个地区文化思潮、政治地景与知识格局的结构性支配作用。对于这一作为世界体系中介的体制的考察所呈现的问题，不仅仅针对1949年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构造及社会压迫形式，也触及到了与欧美中心主义共谋的意识形态接合及认同政治的特定倾向。虽然这种要求将历史从本质主义解放出来的自我批判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几位先行者的努力开启了一个激进的主体想象及思考的契机。对于长期以来欠缺内在性反思的台湾知识界来说，一个对于这个自我再生产的体制进行历史与结构性的考察是需要的。例如，赵刚指出了维系两岸分断体制存活的主体不仅仅是打着「民族」、「发展」旗号来强化其正当性的国家机器及政党，也包括了动辄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名义进行动员的公民社会、社运团体及学术界。[8] 在这样一个总体视野中，一种真正放置在全球历史关系及脉络的中国认识论开始出现了雏形。如果将这一反思扩大范围，不难发现当今台湾因分断体制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区域性的征候。事实上，台湾批判知识圈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来回应近几年所浮现的横向串联式的「公民社会」政治及本土主义思潮。显然，台湾与香港所共享的「公民社会」与「民主运动」背后的主要动力依旧与分断体制所再生产的历史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与香港-尽管其在地的具体历史形构差异需要被区分-以自由主义或本土主义互为表里的「民主运动」，其反历史、去脉络化的倾向经常是被一种貌似进步的反威权姿态所掩盖。殖民主义式的偏见与歧视被完整无缺地延续下来。把「中国」等同于野蛮、倒退、落后，把欧美式政治体制的建立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甚至不加区分地把中国等同于殖民者，都可以被看做是分断体制所制造出来、同时反过来服务这个体制的产物。

　　放在世界的范围来看，港台本土主义认同政治的浮现很难说是一个孤立、局部、特有的现象。这波潮流与全球各地出现的「中国热」，以及中国大陆内部的知识圈转向传统主义，都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份。台湾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及暧昧的世界性知识状况的转变：一方面，现代性的竞争已经不再限制在旧的意识形态范畴内(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而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竞争。文化、传统及历史被看做是用来提供另类现代性及另类认识论的合法性基础。[9] 过去被奉为圭臬的「普世」真理及价值标准面临深刻的危机，而那些曾经被否定、排斥的东西，则以一种复仇者的姿态重返当下。然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过度强调文化与传统，在分断体制内似乎难以克服原先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所造成的割裂。另一方面，欧美中心主义虽然遭到部份国家机器及知识圈的挑战，它仍旧积极寻求以不同形式-常见的表现是与本土主义互为表里，以及「逆向」欧美中心主义-让分断体制保持完好无缺。港台的本土主义-有时会表现出貌似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实际上是以对抗「中国」的形式维系着分断体制所需要的敌对性。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能展开一个对两岸分断体制的内在批判?如何开启一个带有现实感、却不被现实所制约的历史探索?如何将「中国」作为知识的参考坐标?2015年1月17日，由台湾社会研究学会主办、在台北紫藤卢举行的《中国与世界：当代中国论述的兴起、辩论与反思》论坛，可以说是展现了对于上述问题介入的欲望。参与这次论坛的四位讲者，过去一直关注台湾左翼运动的走向，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陈映真的思考轴线。他们对于台湾的知识生产的僵化封闭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觉，试图各自以不同路径摸索「中国作为方法」的可能性，将「中国」从本质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台湾当前的政治氛围下，他们以一种异于台湾主流知识界的惯性思维来讨论中国，直面分断体制下中国论述的问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但也正是由于这个论坛所打开的异质空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将当下置入「中国」的历史脉络的空间中，开放地探索那些尚未被充分问题化的基本假设，并审视那些被分断体制所挤压、扭曲的，但富有历史肌理的经验及思想。

　　这场论坛触及到了几个不同面向的问题。从分断体制对两岸和解造成的制约（张钧凯），到中国究竟是作为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许育嘉），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的问题（邱士杰），再到一个想要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另类现代性这样的企图（林峻炜），这些讨论触及到了当代及过去，台湾及对岸。他们的讨论反应出改变现状的迫切感，同时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条件跟历史状态之中。

　　虽然这几位讲者有各自的知识关怀及主题，但总的来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寻求一个「后欧美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及主体能动性。更确切来说，究竟中国如何能够提供后欧美中心主义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不管是做为一个思想的参照或是国家，或是作为一个文明实体，它究竟如何能够提供后欧美中心主义的主体及知识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如何能够作为在思想上或在实践上摆脱、抗衡甚至是取代欧美中心主义，成为一个「媒介」?这样一个媒介的有效性是什么?是作为一个纯粹抵抗的媒介，或是做为一个替代性的媒介?我认为这四位讲者都在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他们分别各自选取了不同的素材、不同的对象去回应上述问题。虽然他们并没有把欧美中心主义这一历史形构明确地标示出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主线。顺着这个纹理，我们看到了几种介入的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回到欧美中心主义扩散之前的历史时间，希望藉由重新挖掘当时的思想论述形构，来强调中国有其自主性的「现代」以及自主性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这种策略试图回到被欧美中心主义定型之前的特定历史/主体的状态中，去挖掘那些被压抑的知识传统，从里面找到新的资源(见林峻炜的文章)。第二种策略则是带领我们重返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在遭遇到到危机的时候，如何以自身的历史经验作为媒介来设想社会主义的出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方法-如同邱士杰的文章所体现的-是回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之中，这是跟第一个尝试是不太一样。第三种策略(许育嘉及张钧凯)则是去梳理分断体制所再生产的中国论述，指出这些论述与欧美中心主义的缠绕及其隐含的二元论的任意性及非历史性。

　　这个论坛还呈现出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这四位讲者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媒介来建构后欧美中心主义的主体位置，比如说当代中国论述（许育嘉），冷战的历史形构（张钧凯)，文革后关于民清经济史或是资本主义的讨论（邱士杰），或者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林峻炜）。第二个特征表现在他们都试图在断裂的时间矩阵中，寻找中国作为方法的可能性。既有的线性时间及时间感觉是被欧美中心主义所建构起来：什么是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才能算作现代，在什么之前是属于落后的。然而在这个论坛中，这个时间序列被打乱了，而且在这个断裂之中浮现出某种思想的可能性。有的回到了被殖民帝国压迫之前的阶段，这是一个时间点;另外一个时间点是分断体制形成的阶段;第三个时间点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个时间点上面，中国如何被重新想象，而且被重新放置在一个时间序列之中。第三个特征是多组二元对立的提出，包括欧洲对亚洲，现代对落后，自由对专制，帝国对国家，台湾对中国，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等等。那这些二元对立结构究竟跟欧美中心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四位讲者虽并未明确指出，但都隐隐约约地暗示这些二元对立结构正是欧美中心主义以及分断体制的产物。同时反过来说，这些二元对立又去强化了欧美中心主义及分断体制，形成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所以透过重新进入历史、重新进入传统，透过重新组合被分断体制所割裂历史碎片来找寻一种可能性。一种不是那么的非此即彼、不是那么截然断裂的可能性，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理解历史及自我。过去及传统不再是被遗弃的东西，而是要求被理解的对象。在我看来，这些策略构成了后欧美中心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他们讨论了什么怎么样的题材，而是寻求某种方法去回应那些现代性的问题。所以简单来说，这些尝试一方面是欧美中心主义所衍生的对应物，同时也是一种抵抗。抵抗什么呢?抵抗那些被欧美中心主义所牢牢綑绑住的历史、想象及自我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成为这种抵抗的媒介、资源、场域。这是我所看到的。

　　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供几位讲者思考。首先，亚洲想象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摆脱民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辩证，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今天不管用何种方式来想象亚洲、重新讨论亚洲，它毕竟是在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框架下面展开的，我们是否能期望这种亚洲主义是可以去否定自身?促成这一可能的基本条件会是什么?这是我针对许育嘉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历史内在视野与当下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导致的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回到传统思想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当代问题?当我们试图倾听传统理念、希望能搜索到一个内在视野时，究竟对我们当下的思想与身体感觉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我给林峻炜的问题。

　　第三，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文明大国」、「文明战争」的想象，是出于要打破欧美垄断的欲望，这可以理解。但这种建构是否会不自觉的会陷入一种怪圈，一种其实带有反对的对象的那种目的论及本质主义?我觉得今天在看待中国重建文明或是这种用文明主义来召唤新的主体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是需要被审视的，即便这样的尝试是为了要反抗欧美中心主义及分断体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往往会建构一种自身文化的正当性或一套文明话语，但是这并不意谓着一种相应的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可以被忽略的。这是我给张钧凯的意见。

　　最后，重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历史状态或是思想状态，所牵涉到姓社姓资等问题，如何能够联系到我们现在当下所看到的中国身份危机?我们在对于中国进行命名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纷歧的问题。究竟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她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争论，喋喋不休，但还是没有的得到厘清。对于改革开放路线及明清经济形态的探究如何帮助我们去厘清当下的疑虑?特别是当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体系的外部，甚至参与到世界体系的游戏规则之中，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一个资本空间，再去谈论这个当时究竟明清的经济型态能不能够提供非资本主义的另类可能，意义何在?也就是这个意谓着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体系的外部的时候，她如何能够有效抵抗欧美中心主义，而不会去复制欧美中心主义逻辑的媒介呢?简言之，就是中国作为抵抗的媒介如何可能。这是我对邱士杰的提问。

　　当天下午参与论坛的人将紫藤庐给挤满了，其中不少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除了台湾人，也有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前来聆听。这样的组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知识分享及对话机会。四位讲者报告完后，现场听众的提问热烈，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触及到了中国资本积累及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是否有帝国主义行径，亚洲区域连带的限制，以及形而上的理念与现实生活体验的差距等。整个论坛围绕着「中国」这一符号的提问、讨论的方式、以及带有高度自我反思的对话过程，在台湾并不多见。但要对这些问题展开细致的讨论，在短短三个小时内是很困难的。但至少这次论坛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思考者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及社会主义经验展现理解的兴趣和努力，以及超越「当下」知识状况的顽抗意志。最后我想强调，「中国作为方法」需要一种解构性的思维。当中国因分断体制、因资本、商品及人口的流动，因地域、阶级分化等种种因素，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固定的、同质化的整体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组充满异质性混杂及流动的碎片。追寻一个本真的、完好无缺的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当中国已经碎片化-变成欧美中心主义及分断体制的碎片的时候-那么围绕着「中国」所召唤的主体及认识论，似乎需要在这些碎片之中重新筛选重新组合。或许这一认识对于上述正在进行的知识计划能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1] 陈映真，2009，《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页254。

　　[2] 对西方近几年中国论述的短评：培瑞·安德森，2010，〈中国热〉，《思想》，第15期。

　　[3] 编委会，2004，〈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3期，页12。

　　[4] 曾健民，2010，〈论「台湾意识型态」〉，《东亚后殖民与批判》，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99。

　　[5] 陈光兴，2005，〈「亚洲」作为方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页143。

　　[6] 陈光兴，2008，〈两岸「分断体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1期。

　　[7] 陈光兴，〈两岸「分断体制」〉;另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的专题。

　　[8] 赵刚，2009，〈以「方法论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

　　[9] Arif Dirlik, 2007, Global modernity, Boulder: Paradigm,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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