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战派”和两种“主和派”

——小议民间的外交之争

　　以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发表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演讲作为导火索，加上袁南生的火上浇油，在网络舆论界点燃了关于国家外交的民间争论之火。

　　民间参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古今中外都有，中国古代民众论战不在少数，而当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关注度更高并且产生互动和被彼此所了解而已。而在外国，尤其是在那些常常发动战争的国家里面，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就更加激烈。比如在美国，曾经出现过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众上街游行反对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就是很大程度上因为反战而当选总统的。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政府就因为追随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被民众骂成美国的哈巴狗。在世界各国，那些虽然没有发动战争的本钱却有可能被战争涉及的国家内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

　　这是正常现象，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很难取得胜利。

　　对于国人而言，战争仿佛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人们往往只是在影视剧中和新闻中了解到本国和外国民众的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的战争生涯。而日本、美国、越南、菲律宾近年来在东海、南海的频频挑衅，让战争与和平成为民众高度关注并且热议的话题。

　　争论中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是从本质上说，归根结底只有四派，就是“理性主战派”、“极端主战派”、“理性主和派”和“极端主和派”。

　　战争是一种集体和组织互相使用暴力、虐袭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

　　广义来说，并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战争。蚂蚁和黑猩猩等等少数生物都有战争行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

　　一般来说，战争的发起往往带着掠夺的成分，即战争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掠夺。在一方的资源不足时必须以"生存"或种种原因为理由对另一方进行的掠夺行为，而被掠夺方认为自己是自卫反击，因而两种"正义"碰撞在了一起就形成战争这种极端社会现象。

　　关于战争与外交的关系，有人这样表述：战争是流血的外交，外交是不流血的战争。

　　就拿关于钓鱼岛与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更加不是某些汉奸所说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让谁管不一样”的问题，而是它们以及它们周边一定范围的海域的归属以及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海上生命线问题。让人家扼住了生命线，一个国家只能是任人宰割。

　　在对战争还是和平的选择中，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可能面临外来侵略的国家来说，必须弄清楚，一、局势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地步，即是否还可以有既维护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不一定开战的其他手段;二、战争打赢的可能性有多大;三、战争的时机选择以及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好。当把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作好应对的准备了，那么这种理性的“主战”和“主和”都应该是正确的，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互补关系，军事实力是在谈判桌上占便宜的资本。正所谓“审时度势”，当时的大势如何，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如何，这些都是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是“急战”还是“缓战”的先决条件。

　　“主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能够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当大势尚未到非战不可的地步的时候，用非战争手段达到与用战争手段同样的目的“主和派”同样是真正的并且动机和效果俱佳的爱国者。

　　“主战”的最高境界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目前和长远利益。

　　而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

　　偏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就会出现“极端主战派”和“极端主和派”，它们俩互相依存，并且从不同方向干扰中国的外交工作。

　　“极端主战派”与吴建民所扣帽子的“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没关系或者关系不大，而是某些人从一时的意气出发，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支持某些国家频频挑衅义愤填膺，所以常常轻言战争，甚至有一些过激言论。这种人不但不了解战争的残酷性，不了解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得不作出的最后选择。在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无论对于中国、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另外，即使是出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有个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有个最佳出击时机问题，何况《孙子兵法》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说法呢。“极端主战派”的观点也许真的是出于爱国热情，但是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没有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看问题，不但会对国家的外交战略造成一些干扰，同时也为另外一个极端的人提供攻击的口实。

　　“极端主和派”可能是怕战争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可能跟一般民众的畏战心理有关系，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和平，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尤其是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战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不希望发生战争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假如战争贩子把战争强加于你头上的时候怎么办?你以为你喊和平别人就不发动战争了吗?美国等国家最近的一系列动作就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难道还要像清朝那样，一味的迁就、妥协、退让吗?让百年屈辱再次重演吗?“极端主和派”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些人已经沦为汉奸或者里应外合的内奸，他们配合霸权主义的军事恫吓宣扬投降主义。

　　在几派的“四国演义”中，“理性主战派”和“理性主和派”没有多大的矛盾，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分歧只是在于用什么手段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以及采取某种手段的主观愿望与大势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否符合。

　　而当“极端主战派”和“极端主和派”一掺和进来，情况就复杂化了。

　　“极端主战派”反对和排除一切非战争手段，轻言战争。他们不但与“极端主和派”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他们有时候还把打击面扩大到“理性主和派”头上，甚至还会不切实际地对“理性主战派”指手画脚。这种人中，除了极个别人是可能企图用极端的做法收到相反的效果以外，大多数应该是爱国者，只不过缺乏理性而已。对这种人，可以批评和引导，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站队的目的，不应该像袁南生那样向他们举起“愤青”的棍子。

　　跟网络上的“激进邪路派”相对应，“极端主和派”中很有可能存在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安全和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汉奸。在所有邪路派人士的心目中，他们的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外来侵略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于他们改旗易帜的外部力量。因此他们仇视一切反对外来侵略的理念和行动，并且用“愤青”、“义和团”、“爱国Z”等语言咒骂那些坏了他们好事的人。这种理念体现在外交领域或者民众对外交的评价上，就会出现吴建民、袁南生这种“极端主和派”，尤其是袁南生这种认为“侵略有功，爱国有过”的卖国主义外交理念。

　　“极端主和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倒果为因反对一切“以正义战争对付非正义战争”的做法，甚至连想都不允许想。他们认为老虎要吃武松是因为武松要过景阳冈，他们把老虎要吃人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要求人们服服帖帖听老虎的，否则，错不在老虎。无论是吴建民还是袁南生，其高论中都包含着这一混账逻辑。不过这俩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起码从目前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吴建民只是曲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主张中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向美国表示诚意，把战略的主动权拱手相送;而袁南生的“侵略有功，爱国有过”完全是卖国主义的外交理念，是对自1840以来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史的颠覆性评价，不但错误而且无耻。按照他的“不平等条约也有积极作用”的逻辑，那么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有积极意义，因为东北在日伪统治时期工业得到了发展。他的这种观点借用邪路派平时骂人的话来表述，就是在大粪里面找米粒。

　　“理性主和派”与“极端主和派”的区别在于，“理性主和派”虽然也“主和”，但是其出发点与“理性主战派”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理性主和派”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尽量趋利避害;而“极端主和派”口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是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当然，他们当中的配合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散布投降主义言论的人士就更加不用说了。最近茅老先生还大放厥词，称爱国主义容易导致战争。他们三个合起来唱的一台戏，就叫“侵略有功，投降有理，爱国有过，反抗有罪”。他们的观点在邪路派的在外交问题上的错误思潮中很有代表性。

　　外交部既不是社交部也不是吵架部，在国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外交可以理解为“不流血的战争”。

　　当在我方占优势的情况下，外交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催化剂。

　　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那样，连横合纵。或者广交朋友，形成对我方有利的国际环境;或者瓦解对方的联盟，即《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伐交”，造成对敌方不利的国际环境。

　　当我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外交就是尽一切努力，维护国家利益，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从来就不存在如同资中筠所说的什么“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

　　外交关系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根本不存在什么“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在霸权主义和战争贩子面前，弱国没有发言权。二战以后的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强者来说，外交就是不流血的战争，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在谈判桌上的进一步强取豪夺;对于弱者来说，外交的主要内容就是签订城下之盟，让外交上的投降、妥协换取流血的减少。

　　如果外交官的使命就是如同资中筠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就根本不需要培养什么外交官，把李鸿章从大墓里面挖出来就得了。

　　综上所述，健康的民间外交之争是有益的，只要引导得当，会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給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强大和坚实的民意基础。

　　而在具体的就战争与和平开展的争论中，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理性主战派”和“理性主和派”;正确引导而不是打压“极端主战派”;对“极端主和派”中的某些具有卖国言行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坚决对他们的错误理论及其危害性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有力反驳和深刻揭露，不让其蛊惑人心。同时 ，对“极端主战派”和“极端主和派”的错误观点对外交工作的干扰都应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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