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青年与“个人奋斗”

——从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说起

作者：李云雷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是2014年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篇小说，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清晰笔法，通过“陈金芳”这个人物及其内心的变化，勘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奥秘。小说从“我”的视角，写“我”20多年间与陈金芳的交往，以及陈金芳跌宕起伏的命运。陈金芳最初出现时，是从农村转学来的一个女孩，依靠姐夫在大院食堂做厨师，到“我”的初中借读，同学都因她的土气和虚荣而鄙视她，但“我”被迫练琴时有她这一个听众，与她在心灵上有某一点相同。初中之后，“我”继续读书练琴，陈金芳却走入了社会，成为了一帮顽主的“傍家”，她一改以往畏葸内向的形象，张扬霸气，是远近闻名的女顽主，但“我”也亲眼目睹了她与傍家豁子的激烈冲突。多年不见，在一次音乐会上再次见到陈金芳，她已是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优雅，得体，熠熠生辉，穿梭在艺术家、商人之间，“我”此时早已放弃了音乐，在社会上混饭，也参与了几次陈金芳——此时已改名为陈予倩——烈火烹油的生活，但因一件事的刺激又开始疏远。最后见到陈金芳，她已破产，躲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栋公寓里自杀未遂，脸上还有被债主打的清淤，“我”将她送入医院抢救，她醒来后，很快被乡下来的姐姐姐夫接回老家了。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的人生轨迹，她从农村来，在城市里奋斗打拼，失败后又返回了农村。我们也可以看到陈金芳形象的巨大变化，她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一变而为城市胡同里的女顽主，再变而为左右逢源的艺术圈明星，最后成为走投无路的破产商人。

　　可以说，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在这个意义上，此篇小说颇似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它们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个底层人尽管可以抵达成功的巅峰，但终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将从高处跌落。但《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跌落的原因归之于情感与一次车祸，注重的是偶然性，而石一枫则将这一悲剧放置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变动之中，强调的是一种必然，也更具社会分析色彩，从顽主时代的自由竞争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现实的经济因素构成了陈金芳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小说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篇小说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报

　　可以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的青年”形象，不只这一篇作品，近年来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珍的《录音笔记》、马小淘的《章某某》等作品，也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失败青年”的形象，这些作品描述了当代青年在社会巨大鸿沟面前个人奋斗的无望感，虽然着眼于个体青年的人生命运，但却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主流意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失败的青年”，他们的“失败感”来自哪里？他们与历史上的青年有何不同，出路又在哪里？

　　“失败的青年”的产生，当然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面前，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的是出身农家的青年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城市奋斗的故事，这也可以看作是新世纪的“高加林的故事”。但是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相比，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高加林的时代，个人可以凭借才能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但是在涂自强的时代，这一流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尽管涂自强吃苦耐劳，对社会的微小温暖抱有感恩之心，也不像高加那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与宏伟的抱负，而只是想在城市里立足，但他的故事仍以悲剧结束——身患癌症的他，最后将母亲托付于寺院，自己走上了绝路。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断裂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如同天堑一样难以跨越，对于置身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他们的前景只能是一片黯淡。1980年代，考大学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他们即使考上大学，仍然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不仅是底层青年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失败的青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失败是相对于成功而言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准又是简单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钱为核心、以个人为单位的“人上人”生活。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羡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来的，相反，任何失败也都是可耻的，也不管失败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深处，牢不可破。我们可以发现，“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已经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而“起跑线”则不断前移，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在文化上，《甄嬛传》以及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也都是这一套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成功学的面目出现在各个领域，不单在精英阶层被奉为圭臬，甚至底层社会也复制了同样的逻辑。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可以看到，陈金芳所信奉的恰恰是成功者的逻辑，在《章某某》中也是如此，而正是因为这样，她们改变命运的愿望越迫切，她们的奋斗与挣扎也更具悲剧性。

　　在这里，我们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个人奋斗”，在任何社会，具有奋斗精神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在这里想反思的，只是“个人奋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幻象及其效果。如果个人奋斗，只是为了个人意义上的“成功”，只是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个人奋斗”则是值得反思的。那么，除了成功学意义上的“成功”，还有别的什么成功呢?除了个人意义上的“个人奋斗”，还有什么样的个人奋斗呢?如果我们摆脱开单一化的“成功”标准，就可以发现成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木匠，雕刻出更多更好的花样，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你是一个工人，锻炼出更高超的技术，也是一种成功，像这样“多种多样”的成功，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在我们这个社会虽然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更是一种常态，而我们所理解的成功学意义上的成功，只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才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新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将当前描写“失败的青年”的作品，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做一下比较。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当代最早描述“个人奋斗”的作品之一，也一直作为“励志经典”被广泛阅读与接受，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孙少安、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和当今青年的“个人奋斗”，就可以发现1980年代青年的不同之处，在他们的“个人奋斗”中至少还包含着以下因素：（1）对勤劳致富观念的认同；（2）对劳动的赞美；（3）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在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平身上，我们看到他并不是汲汲追求个人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要获得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并不体现在他达到了多高的社会地位——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而体现在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己，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小说描写的孙少平的人生历程，也正是他在艰难环境中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从原著中的第一男主角转变成了第二男主角，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却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他那个意义上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中，勤劳与致富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劳动的赞美不见踪迹，“不劳而获”却成为了一个时代“成功”的标志，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则更少见到，即使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年，所追求的也不过是更高社会阶层的地位及其象征符号，像《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对音乐的向往，《章某某》中章某某成为名人的渴望等等，都是如此。在这样的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80年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奋斗”及其追求的“成功”，在精神境界及社会观念上都更低，更狭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底层青年所追求者的“成功者”的逻辑，正是使他们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而要寻找新的出路，最先需要摆脱的，恰恰是那一整套新意识形态观念，从别处寻找到新的人生道路及其价值。在这方面，《平凡的世界》中“个人奋斗”中所包含的丰富因素，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但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加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中观察，便可以发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也只是一个类型或一个过渡，在1950—70年代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青年，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和孙少平、孙少安相似，在梁生宝和萧长春身上也有着积极的奋斗精神，但不同的是：（1）他们不是“个人奋斗”，而是作为一个小集体的带头人，带领村民“集体奋斗”；（2）他们奋斗的方向不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而是和乡村融为一体，在大地上建功立业；（3）他们的奋斗目标也不是个人的“发家致富”或“成功”，而是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对于孙少平的“个人奋斗”，我们其实更难理解梁生宝这样的乡村带头人及其“集体奋斗”，但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套价值观念，另外一种青年。

　　从梁生宝到孙少平，再到陈金芳，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青年所走过的足迹，如果说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那么我们可以将孙少平称为“个人主义新人”，而陈金芳则是“失败的青年”，他们显示了不同时代青年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也显示了不同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向，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变化，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在这样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金芳等一批“失败的青年”身上，既凝聚着新的社会问题，也显示出了新的审美风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与当代青年共同面对这些问题，和他们一起思考，一起探索。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录音笔记》、《章某某》等作品中，这些青年的命运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的人生故事也让我们反思当代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奋斗”、“成功”等新的意识形态，而在与孙少平、梁生宝等人的人生故事的比较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前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与新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不变的，青年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也可以有另一种精神状态，而不必然是要“失败的”。如果说“失败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症候，那么当代青年要摆脱失败的命运，正需要将当前的处境历史化与相对化，在一个开阔的视野中探寻自己的未来，当然我们未必能走向孙少平，甚至梁生宝，但他们的存在却可以给我们以启迪，让我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应该是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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