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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六:失败的文革才有着更高的认识价值

老田 · 2018-05-1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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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揭示出解决问题的难度何在,而不可能第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张春桥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前都已经做好了当烈士的心理准备。这不是别的原因,除了反对派力量强大之外,广大群众不觉悟才是更为根本性的。社会主义终究是多数人的事业,要维护这个事业,没有多数人的觉悟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文革失败了,作为文革支持者的底层造反派和上层的文革小组成员,都被镇压了,有鉴于此,文革作为毛泽东所称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其认识论的价值才更加凸显出来。

一、工人阶级还是历史进步的主体吗?

  就马克思所期待的人类解放事业而言,实现未来目标的政治主体或者历史动力,到底还是不是工人阶级或者底层劳动者群体?答案若肯定,则认识上需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底层民众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能够认识自身的处境和责任并为此形成推动历史进步的有组织力量?如果不依靠聪明的头脑凭空设计的话,获得这样一份经验肯定是认识进步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如何提升工人阶级或者底层民众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使得他们既具备行动的意愿同时还具备行动的能力。而文革恰好是以其不成功,才较为充分地揭示出群众要提升其觉悟和组织能力,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

  由于群众组织起来行使批评权,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加以镇压和抑制,并由此形成难于破解的博弈僵局,正是在这个僵局的实际存在,导致文革在毛泽东身前,许多高官就已经多数省区选择了向右破局,这样的普遍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检验毛泽东对于社会进步障碍和动力的识别是否准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毛后时代被彻底颠覆,农村恢复了家庭耕作同时土地私有化趋势今天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国企绝大多数早已私有化了并恢复了雇佣劳动制,这一过程的主导者恰好是文革所甄别的第二号走资派;在中国只要是记忆还没有坏到底的成年人,都还记得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说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将是党阀与学阀的结合,而另一个文件《十六条》则说反修防修的两大对象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换言之,这两个文件都认为是权力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顶尖部分,最具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愿望,这些恰好都可以在中国的复辟事业中间得到验证。

  毛泽东对公有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持有深刻的偏见——认为这些人不管是否共产党员,都将不是社会进步的可依靠力量。由此,共产党的高官群体,就其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感兴趣、以及对真正的解放事业缺乏热情而言,都不是进步力量。甚至,就文革所检验出来的很多高官对于群众批评权的野蛮镇压而论,早已经有了与共产党早年死敌国民党的可比性了,所以,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这个悲观的说法看来,是社会分化规则同样作用于共产党本身,最终会复制出国民党那样的对立于民众利益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后果。

二、复辟时代的对照检验

  从毛后时代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看,政府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通过残余的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去为资本主义的低成本扩张创造条件,极大地压缩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其实现了劳工、土地和环保成本的最小化),把中国改造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洼地,在经济总量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大多数民众获得的收入水平在绝对数量上也有提高。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依然不能够为多数人提高出路,从就业状况看,有两种就业条件在中国占据绝对多数,一是“农民工”(人在城市和工厂当工人但身份是农民),在其收入中间不包括在工作地维持家庭生活的“高成本”因此必须在农村老家娶妻生子完成生命循环;二是“蚁族”小白领,这部分是白领工作岗位的绝大多数,这部分大多数是接受过大学教育,想要通过自身努力挣到在城市保存完整家庭生活的高成本,这部分中间绝大多数无法挣脱“高房价”剥夺成为“房奴”。这两部分人合计占据就业人口百分之八九十,前一部分是标准的半无产阶级,后一部分人是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挣到实现无产化所需的高成本(主要是突破高价房的压制而获得完整家庭生活的空间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使得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挣不到维持体面生存的最低收入,农民工基本上不再梦想在城市里有房有家了,而蚁族小白领则继续在这个困境中间徒劳挣扎——他们的痛苦往往体现为对于政治现实的绝对不认同,这一份不认同就成为中特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者刻意经营的接受机制。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过两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如此剧烈的转折都保留在同一代人的记忆里。如何处理记忆中间的多样化经验,通过什么样的知识框架去把握丰富的经验,引导人们认同于资本和权力的调节,这是中特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主要目标。在毛后时代,邓小平透过“培植暴发户”政策,让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生在短期内就获得统治阶级高位,这一批人充斥到官场和学界的高位,成为统领性的权力和话语权的掌握与分配角色。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经验,在毛时代他们往往不在社会上层,往往干活多收益少,而在邓时代他们以极少的努力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形成一个坚硬的人生经验和对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邓小平所开启的“非毛化”意识形态事业,受到这一群人的极大赞成和自觉追捧,由于档案开放的不充分以及政治不认同的强烈,大多数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时代的“学术文章”通常是在违反逻辑要求的情况下、以虚构的事实来完成论证的。

  到目前为止,基于邓小平“培植暴发户”政策而制造的学术新贵群体,依然在学界占据霸主地位,是中特资本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支柱力量,对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经营依然是中特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两大主要经营领域之一,另一个主要经营领域是在中国贩卖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价值的核心内容往往不被这一群学术新贵所接受,不仅因为这一部分内容有悖于他们的人生体验变得难于理解而且也有悖于他们基于新贵地位的垄断意识)。这一部分学术新贵所秉持的政治不认同,对于今天的蚁族小白领有着很大的牵引作用,有社会学人士对这种状况有一个精辟的评论:当权派形左实右,小右派形右实左。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士兜售各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看起来是左的,但是他们为之辩护的政策无不以扩张两极分化为能事,很多受到他们意识形态话语牵引的没有既得利益的小右派其实只有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够解决他们的期盼。

  毛时代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间,曾经明确写道:“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这个预先的估计,预言了对镇压职能的殷切需要,还预言了体力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恶化,但是,这个预言极大地低估了经济剥夺的上限——当时人们料想不到中间层——小资白领的大多数在经济上也丧失出路了。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在朱镕基任上完成,经济基础方面也已完成了质变,许多人的命运和遭际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前反对文革的许多老干部和保守派,已经不再可能坚持从前的看法了。一位参与企业改制的企业家胡先生根据自己的经历说:某物资公司有12位离休干部,文革时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反对文革的,等到企业改制初期的时候还对资本家很强硬说不靠他们,最后连医药费报销都成了问题,求爷爷要告奶奶还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等到这个时候都转过头来,个个都怀念毛主席了。不仅如此,由于朱镕基任上把住房、养老、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使得绝大多数人口再也挣不到足够体面生存的支出数量,由此,相对的贫困化比率在中国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许多在文革期间支持保守派的军官,转业到企业工作,到退休之后也一样陷入贫困化境地,“转业军官上访”从新世纪初期就大规模开始了,至今未曾断绝过,高举毛泽东画像是他们上访抗议等活动中间最频繁选择的政治符号。

  武汉的保守派百万雄师中间,文革后在企业里,许多头头虽然提拔为干部身份,由于退休较早,退休工资不高,朱镕基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拉高了那些最必须的生存成本,这些曾经的百万雄师头头、现在的退休干部,往往也陷入极度困难。一位在1976年很活跃的反对四人帮英雄说:现在是有了吃饭的钱,就没有吃药的钱;有了吃药的钱,就没有吃饭的钱;他有好几位熟人和朋友在贫病交加中间选择自杀。百万雄师十三个常委之一的张迪杰接受访问时说:“造就‘七·二零’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极个别人因提拔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跻身主流社会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坠入下岗,买断工龄,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城市贫民。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们‘百万雄师’高层的几个人意见就不能统一。这不奇怪,毛主席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当了大官,当了老板,有了钱,说法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老俞就认为我是瞎胡闹,认为我们提出要解决文革中伤残者的医药费问题已经过时,因为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报。”2003年开始,多位百万雄师头头因为参与和组织抗议活动,成为武汉市市区两级公安局和维稳办的监控对象。在2007年“七二〇事件”前夕,百万雄师各厂矿企业的头头们在武汉中山公园聚会,试图表达自己的抗议,结果被警察破坏。

  改革后企业内部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这使得文革期间的反文革同盟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少数得益者对照出多数无法得益者。相当多的人,不得不在事实的教育面前去调整自己对于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这恰如毛泽东1967年曾经预言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冲突;(湖南的保守派中间)那么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

三、工人阶级到底会怎样?

  在过去两次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间,大体而言,毛时代的国企老工人仍然保留着较为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对于今天中特资本社会持有明晰的批判态度;农村出现普遍的破败和瓦解,只剩下老弱病残从事农业。知识界的上层最先受到政策的引导,出现整体性的忽左忽右,个人名利往往成为思考和观察的主要起点。年青的农民工则部分地受到消费主义的牵引。

  在中国观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产业工人阶级较容易形成稳定的制度偏好,这个偏好还能够啮合工业化大生产的技术要求。而知识分子的制度认同,常常会出现飘忽不定,邓小平培植的学界新贵不认同毛时代,也贩卖西方的学术产品,但只对垄断话语权和优势地位感兴趣。而社会上最感到痛苦的蚁族小白领,其大多数人往往受到邓小平培植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学术暴发户”群体的影响,还在大学堂课里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教材,学会的是以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认同去表达自身的痛苦和困境。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间,把这群人的生存境况描述为“地位恐慌”群体——他们相对优越的地位往往要受到金钱资本和权力的把控,命运不操在自己手上,时时担忧落入底层,为此产生焦虑和孜孜不已的各种彷徨。在中国这种焦虑也一样是随处可见的,学界新贵作为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生产者,以及为自身缺乏出路而痛苦的小白领,都在这个问题有着较高程度的啮合,从政治不认同开始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也基于政治不认同去接受意识形态产品。在基于政治不认同的精神产品市场与消费市场上,不仅用谎言和非逻辑进行当代政治历史的生产和接受,还把极端的政治不认同投射到久远的历史人物乃至于一切价值上——这群作者和读者现在要颠覆一切,孔夫子、秦始皇都在他们的颠覆名单之内,而不仅仅是要搞非毛化。邓小平时代向人们输灌追求个人先富先贵的成功学道路,但是整个社会的成功者永远只能够是少数,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这个人生规划中间找不到稳定的未来,在精神生产空间里已经先行出现了彻底的混乱和无所归依。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不管是制度偏好稳定,还是价值生产和传承,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和毛泽东对劳动者的期待,依然是有效的,也是不可超越的。从知识生产者状况看,邓小平时代名缰利锁对于知识生产的损害则是空前的,从未听说过有第二个这样的时代:知识精英群体的主流,主要是以谎话和瞎说来完成意识形态产品生产的。也许到了工人阶级解放之后,名利对于知识生产的损害有望减轻——到那时更多对真知追求有兴趣的人才会进入这个行业,而不会因为生存需要而被迫进入,也不至于为了名利需要而去勉强展开知识生产活动。

  社会进步的动力,需要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中间去寻找,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各派的评价,反复体现的就是这个思想。毛泽东与西方学院左派有着巨大区别,就在于他始终寻求劳动群众有组织力量及其对异化批判的主体性地位,而文革及其失败则较为具体和全面地揭示了这一努力方向上的相关难题和困境。西方左派较少肯定工人阶级在人类解放事业中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再寻求工人阶级确认自身地位并寻求力量的方法,而是着眼于现存社会中间的各种异议力量和可能性,这是根本性的差异。

四、学徒工为什么是重要的,同时又是无法简单依靠的

  以此而论,底层民众的批判意识和力量如何形成?需要克服怎样的障碍和困境才得以实现?就成为认识的起点。而文革的群众动员过程,及其在行使批评权时期所具有的各种不足,恰好是人类解放道路上必须要解决的实践难关。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执着于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觉悟和力量,因为这一部分力量和觉悟形成过程充满着困难和各种错失,例如文革期间造反派中间也不免于机会主义的牵引(虽则较对手为轻),为此毛泽东当然地要分摊责任,毛泽东常常因此被东西方各色人等所抹黑;反过来,只对现存社会的异议状况进行分析和展望,不做毛泽东那样的徒劳努力,因此,西方学院左派能够维持较好的声望还往往选择与毛泽东划清界限。

  从文革的不成功中间,可以看到推进人类解放事业的难度所在,较具有经验和能力的当权派及其所依靠的亲体制力量,往往是政治异化的人格化承担者,无法成为政治进步的主体。这当然是社会分化规则起作用的结果,这就使得人类解放事业无法有序推进,而是出现各种循环往复的曲折路径——推进解放事业总是存在着要在体制外从零开始去寻求新的推进力量,还需要为此去寻求克服作为阻力的体制力量。而缺乏经验的体制外的造反派群众,则不得不在批判意识的驱使下,还要先行做好团结对立面的工作,才有可能部分地推进对现实政治异化的批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相当于是要求政治场域的学徒工,去教会老师傅如何更好地使用权力和参与政治。

  海内外都有左翼人士,对文革和毛泽东进行“内部批判”,说要是保留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解散群众组织,将会如何如何,或者说,如果不是过分寄希望于老官僚的复归,又将会如何如何。这样的批判,从文革反对派自身的内在不足看,都有其道理。但是,这样的批判却没有正视造反派自身的内在不足,实际上是悄悄地引入了“速胜论”思想——对于人类解放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步的事业而言,学徒工阶段的力量整合或者粗浅的批判意识本身就足够可观了,最低限度也足以成为一个左右局势走向的力量。有很多坚定的造反派骨干或领袖人物,至今仍然怀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复辟事业成功之后,很容易不加反思地把自己和造反派期许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性力量,由此向前追溯,认定:如果不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就开始遭难其力量被瓦解,社会主义事业还不至于复辟,由此,就可以对照出一个策略性的错误:毛泽东一开始就应该与造反派紧密结盟把老官僚彻底边缘化而不应该三心二意。这恰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也缺乏文革揭示出来的对社会分化的强烈警醒意识,似乎造反派因其造反就能够免于社会分化规则的侵蚀,这恰好是不真实的自况,1967年夺权后的分裂,以及每一次形势大好时期都会出现的“论资历、排座次”的讲究,不仅有害于造反派内部的力量整合,也无助于其完成团结对立面的工作,这也精确地反映出造反派缺乏自省的深度——尚未进入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的层次。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是对的,老革命一代并不是天生对立于群众利益,而是社会地位变化使然,造反派也没有表现出免疫于社会分化的症候,因此,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简单选择的可能性。

  除了社会分化规则对造反派较不显著的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造反派特别是作为造反派领导力量的头头,其认识严重落后于文革的政治实践进程,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也符合认识的规律。但这个普遍的认识不足,使得造反派不能够及时地做好相关团结工作,而是简单地从批判意识出发,采取一些不恰当的行动去拉高对立面的不满,这成为文革博弈僵局形成的一个方面原因。

  在另外一方面,当权派对于文革的不满和对抗态度,不仅肇源于造反派的批评权,而且还在于其丧失权力地位的剥夺感,作为文革反对派的力量,其不妥协的意志始终是文革博弈僵局形成主导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出社会分化规则的作用——一个人获得上层地位之后从思想感情和认识乃至政治策略,就不再与多数群众有一致性了,而上层社会成员形成独立于群众的思想和对立于群众的利益,本身是走向阶级社会的标志性特点。

五、作为历史工具的邓小平

  正是在官场强烈的反文革不满情绪基础上,催生了其政治上的成功领袖邓小平,在毛后时代,邓小平重组了基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同盟,彻底终结了中国革命的各种制度遗产,在中国全面地恢复了雇佣劳动制,并把中国改造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洼地,承接了里根和撒切尔在中心国家“消灭工人贵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果,有助于西方跨国资本实现其“全球劳动套利”目标,最终完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延续其生命的“空间修复”策略——中国被改造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又一个低成本空间。

  文革的失败在中国内部出现了新的政治整合过程,邓小平其后就按照其政治对手曾经的预言,如何完成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修正主义目标,如何在经济基础内部引发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开启一场经由上层建筑革命并引致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这个历史与政治过程,当然检验了社会分化规则起作用的普遍性——中共官员群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场革命的领导集团也终究未能例外。同时,这也意味着民众中间进步力量成长的艰难历程,文革的失败最初体现为多数地方未能具备向左破局的条件,这使得秩序恢复的工作更多地与反文革情绪的当权派联系在一起,是这些反文革力量利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秩序忧虑,为此开辟并扩大了“向右破局”的政策空间,从而实际上终结造反派占优势的基层革委会政权,并利用军宣队和工宣队之手,充分利用和动员对造反派怀有不满情绪的保守派成员,在“群众专政”的形势下完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逼供信工作,把绝大多数造反派骨干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在毛泽东身前,反文革派力量就已经在着手清除文革造就的各种地基了。而邓小平则作为官场反文革情绪的代表性领袖人物,在政治上实现了那种意志和力量的完备整合,并就此开始了对接西方资本“全球劳动套利”和“空间修复策略”的对外开放事业,中国也从毛时代的脱钩发展(阿明的概念)战略,回归为外围资本主义的一环。

  邓小平的选择,并不是如宣传所言他自身就是一个有着明确选择的总设计师,此种宣传定位颠倒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恰好相反,他是一个诺斯所言的“精明的政治企业家”,能够对于潜在的机会结构做出较为精准的把握,并通过制度变革去把机会变现为利益。文革期间发展出来的力量对比,邓小平鲜明地选择站在强势群体一边,把他们的利益和欲望进行最大化实现,从而奠定自身的政治领袖地位,为此他比其他人能够更为准确地重组政治同盟以实现政治变革——最大化自身所需的政治同盟的力量,同时最小化对立面的反抗力量。也就是说,邓小平本身并不构成单独的历史动力,而是反过来体现了历史所呈现的一种较大可能性而已。

  中国复辟事业的历史可能性,反应了潜在的力量对比:不觉悟的大多数人民与有强烈选择意愿的当权派群体的鲜明对照。文革期间保守派所反应的恰好民众的不觉悟状况,这部分人成为邓小平及其政治变革的消极支持力量。这构成诺斯所说的制度变革过程中间:较小的阻滞成本和较大的推进力量(由制度变革所隐含的当权派更大权益份额所激励出来的),也就是说,文革所检验的力量对比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群体中间较少具有明确的行动意愿和能力去捍卫自身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损者中间恰好出现了明确的行动意愿,而且还能够吸引社会主义制度中间不觉悟的受益者的支持,由此,最小化了制度变革的阻滞成本并顺利地实现了制度变迁。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如同巴丢所言,是成功于对手的弱点所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弱点所在恰成为邓小平复辟事业的起点。这正如革命是在统治阶级的统治薄弱环节组织和实施的,反对革命的事业也是精确地针对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所在,文革作为一场认真的演习,不过较为清晰地揭示出薄弱环节所在,并未能真正补强其薄弱之处。邓小平的成功,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薄弱性以及人类解放事业的长期性,远超很多善良人们所设想的最高估计。

六、人类进步事业是一场成百上千年的持久战

  文革期间,人们往往谈论要支持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而新生力量之弱小,新生事物之难于壮大,政治异化之难于克服,都与特定的力量对比紧密相关。对于新生力量而言,自身的不成熟是一个内部原因,对立面的强大则是一个外部因素。内外部因素的力量对比,还与群众的觉悟程度与难度有关,囿于社会旧有的惯习,多数群众也往往处在不觉悟状态,常常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力量的支持者。

  因此,文革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揭示出解决问题的难度何在,而不可能第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张春桥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前都已经做好了当烈士的心理准备。这不是别的原因,除了反对派力量强大之外,广大群众不觉悟才是更为根本性的。社会主义终究是多数人的事业,要维护这个事业,没有多数人的觉悟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人们往往需要在曲折的历史经验中间,去学习和进步,按照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是反面教员对人民的教学效果,远远优于正面教员的,一场失败的文革将能够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第一稿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修订稿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第三稿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第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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