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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资本论》系列第一讲(中)

南水 · 2018-09-11 · 来源: 女神读书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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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事件中政教修相对容易,即所谓“大势所趋”。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和社会双重危机中自我改造从而诞生一大批舍生取义、与工农相结合的仁人志士。他们开始是自发的政教修,很快走向自觉的政教修,在新的阶级、组织和斗争中磨练自己。在烦琐生活中政教修相对困难,即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革命者执政之后的普遍官僚化、利益集团化,在“梦幻泡影”中迷失。

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是学习《资本论》的首要前提

《资本论》系列讲座之一(中)

  女神按:南水老师《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将在近日陆续发出,鉴于有读者未曾加群听过讲座,现将第一讲讲稿分三次发出,以了解讲座的大体结构。“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这两讲近18万字的内容提出我们只有“不畏辛苦”,努力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个总结构中完整地熔铸无产阶级立场,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从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碎片化的片面性中摆脱出来,真正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将“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左翼出场和“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到来,做好相应的的理论准备。

  附:第一讲(上)【点击即可获取】

三、实践唯物论在当前的关键问题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的统一,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统一

  建立系统的实践唯物论,实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的统一,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统一,是列宁《哲学笔记》和毛泽东《实践论》共同交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任务,是总结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首要的方法论,也是当前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主要的方法论。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从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到1976年中国文革的失败这一期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文革社会主义。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列宁已经明确提出来。它们与实践论的统一,列宁没有明确提出过,但他的思想已经蕴含这个观点,比如列宁曾指出:“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公估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页186)

  毛泽东也只是明确强调过“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也没有明确提出过“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的统一”,但是《实践论》就已经蕴含这个观点。毛泽东指出: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实践论》)

  加工感性材料,形成概念和理论的过程,显然是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统一的过程。《实践论》又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理论返回到实践的根本性意义:概念和理论反作用于实践,形成概念级别认识的理论和逻辑,再运用到实践中。这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的统一。这是庸俗实践论和庸俗实事求是观所不强调的,甚至不屑的。

  (一)毛泽东“实践唯物论”思想的四个关键点

  先谈谈毛泽东思想在“实践唯物论”方面的蛛丝马迹。

  这里主要分析《实践论》后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论述认识的第二阶段,即从实践到认识之后的认识到实践的阶段。这阶段关系到唯物实践论的核心内容,是“实践的改造世界”和“实践的解释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西方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解释世界,而在于运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实践论》)

  “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实践论》)

  首先要“实践的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运用“实践的解释世界”来“实践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意思在《实践论》中都很丰富。将前一句话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比较,会发现它只是增加一些修饰语。其中“运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是实践唯物论的核心内容,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的意思基本一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论述“间接知识”,引用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批判“庸俗的事务主义家”:

  “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毛泽东《实践论》)

  在毛泽东这里,概念层面“科学的抽象”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接着指出:

  “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泽东《实践论》)

  现在来看这段话,应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庸俗的事务主义家”指导革命,还可能会背叛革命。毛泽东当时只想到“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没有想到他们还会背叛革命。

  “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为什么会“背叛”革命?这得回到“概念”,到实践论与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的统一上去找原因。毛泽东关于“概念”的思想,是实践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逻辑学中的统一。这种思想在《实践论》中非常丰富:“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实践论》)。正如列宁指出的,“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割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页178)这是辩唯辩证法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中的运用。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果没有概念层面的认知,如果实践论和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不统一,用所谓“解放思想”的“实践观”指导革命,最终会被现象俘虏,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最终无法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人类社会或者说社会化的人类立场;最终无法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最终引导革命走向碰壁,甚至背叛革命。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刘少奇等领导人“要么穷过渡,要么不过渡”。“穷过渡”就是引导革命走向碰壁,“不过渡”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表明搞“穷过渡”的和搞“不过渡”的是同一拨人。实践论和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在毛泽东这里显然是统一的。

  1、“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

  毛泽东思想在哲学上被当代庸俗实践观利用的主要一点,是无论马、恩、列、斯都强调的一个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实践如何检验真理一直是实践观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被不得不继续披挂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充分利用。列宁曾指出,实践检验真理表明,“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毛泽东怎么论述这个问题?他指出:

  “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毛泽东《实践论》)

  “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实践论》)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即达到“预想的目的”、“预想的结果”。列宁也曾指出:“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页188)

  毛泽东还指出:

  “如果能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毛泽东《实践论》)

  在这一段出现的四个词“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实践论》中反复出现。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我们带来困难,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期待我们去发展的东西。在《实践论》,这四个东西是“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又似乎是和“预想的目的”“预想的结果”是相同的意思。这给我们带来第一个挑战:“思想、理论”似乎是一个层次,“计划、方案”是另一个层次,而“预想的目的”“预想的结果”应主要是和“计划、方案”是同一个层次;在实践过程中失败的,不一定是“思想”和“理论”,而只是“计划”和“方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没将它们进一步区分,也没有建立进一步区分它们的方法论。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2、“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

  从某个客观过程中得出某些“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然后又把这些“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放在“同一客观过程”中去实践。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点。从辩证法看,在历史演进中,是没有这“同一客观过程”的。从具体实践看,也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在某个客观过程中形成某个“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再也不可能有“同一客观过程”来使用这个“思想、理论、计划、方案”。

  如果我们依然认为这是“同一客观过程”,那对相应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理解就应有所不同。换言之,“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不再是一种历史发展形态论,不再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或历史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而变成一种模式论或者类型论。这应是《实践论》残留的形而上学因素。对于这个困难或问题,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处理。一是认为毛泽东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或“实践地解释世界”角度理解某种“同一过程”。这“同一过程”只有在可控实验、存在可忽略不计因素或“科学的抽象”的条件中发生。在这种情形中,这“同一过程”就不再是“同一客观过程”,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产物。它对相应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表达形态和有效标准就会提出相应的要求,比如所谓的“模式论”。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到的“类”本质观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观的关系。也许可以在“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观基础上激活“类”本质观的功用,以加强“‘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观”的实践功能。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它必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工作。

  3、限制与限制的历史前提

  毛泽东指出:

  “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毛泽东《实践论》)

  “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受到的限制,到底属于“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哪个层次,毛泽东也只有笼统的论述,尽管毛泽东对这种“限制”有充分认知和智慧实践,并与庸俗实践观、庸俗实事求是观区别开来。毛泽东总是努力对这些“限制”的历史前提进行把握。从事物整体的历史前提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

  如果我们从历史前提去把握这些“限制”,就会发现这些“限制”具有由消极和积极构成的双重性,从而根据其不同的历史条件,转“消极”为“积极”、化“限制”为“支持”。毛泽东在具体实践中非常善于运用这一点,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农民革命性的揭示和运用,但在关于“限制”的论述中没有把这个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因此这个表述也存在形而上学痕迹。

  这种形而上学的痕迹被庸俗实践观和庸俗实事求是观充分利用,比如他们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进行最大化利用,通过“分田到户”引“农”入彀,让农民在获得一定物质利益的同时重新走上被剥削、被奴役的道路,被掳入黑砖窑、成为“三无人员”、做妓卖淫、干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被黑社会和地方恶政府虐杀……

  4、实践中的组织问题

  毛泽东指出:

  “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实践论》)

  毛泽东在此以特殊方式为实践唯物论提出一个重要但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即实践中的组织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实践中的组织及其认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之一。列宁提出哲学党性原则,原因之一是在实践中遇到的对象是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人或人群,自己成员也存在意见不同、利益不同的问题。这已经引出实践中的组织问题。由于对“组织”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关于共产党组织和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建设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在实践中的组织方面遭遇到的问题,跟列宁遭遇到的是相同的。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实践论》所说的“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这是一切组织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列宁从国外回到俄罗斯,首先遇到的现实是工人和士兵被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忽悠接受资产阶级政府领导,列宁给党内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使他们“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在不同阶段遭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井冈山、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每次战略转变都需要“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革命领袖们过五关斩六将,有成有败,在实践中形成丰富的历史经验,但还不能说这些历史经验已全部系统地上升为哲学。这无疑是实践唯物论的使命之一。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怎么“推移转变”,革命领袖们都坚决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的辩证统一,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辩证统一,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理论的根本特点。

  在这一过程中,它会涉及到不愿自我改造的人被改造、被强迫改造的问题。这是实践中的“思想”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组织中“思想”怎么存在?谁改造?谁被改造?如何自我改造?如何从强迫改造到自觉改造?这些都是难题。无论是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从1949到1979年知识分子的被改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实践。

  (二)实践唯物论的八个关键问题

  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揭示世界与历史社会的客观本质和客观规律,那么实践唯物主义主要是揭示人的行为或行动的主体性、主观性、现象性及其合客观性、合规律性。实践唯物主义(简称实践唯物论),包括实践唯物论(阐述实践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践辩证法、实践认识论,揭示人的行为或行动的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揭示人的行为或行动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规律,特别是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行为或行动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机制。这里主要是从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科学实事求是观和庸俗实事求是观区分的角度讨论一些关键问题。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的工作留待以后做,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做。

  1、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哲研究界出现一个叫“实践唯物主义”的流派。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比较有趣。一种说法是比较早的提出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教授。他是中国大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教材的主要撰写者之一。他在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以后依然没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少研究者却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批判甚至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借此反对恩格斯和斯大林。在他们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搞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法是由斯大林确立统治地位的。有些研究者因此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斯大林和列宁的对立。他们强调“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精确的名称。

  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实践观点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但是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它可能会导致唯心主义。“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这一论断,其实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述来看,他们主要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为依据,相对片面地强调“主体性”这个概念,而相对忽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现实意义上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相对忽视“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立脚点”观点。片面强调“主体性”的实践观,最终会跟南斯拉夫“实践派”同流合污。

  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三部分,这三部分分别是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论(实践唯物主义)。这三部分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一致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不断修改写作大纲,形成多个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大纲几乎都用到“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范畴。它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组范畴。马克思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恩全集》卷29页250)。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包括三个环节:“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马克思构想《资本论》结构就运用用“资本的一般性”、“资本的特殊性”和“资本的个别性”等提法来加工材料。

  运用这组范畴从逻辑看,辩证唯物论是“一般”,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最普遍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逻辑前提和指导思想,构成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一般;历史唯物论是“特殊”,是辩证唯物论在历史社会领域的运用,是历史社会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中介;实践唯物论是“个别”,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实践主体和实践活动中的运用,是实践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它们又是一致的,即辩证唯物论同时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同时也是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实践唯物论同时也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从实践看,实践唯物论是一般,是人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是历史唯物论的主体维度;历史唯物论是特殊,是实践唯物论在历史社会领域的展开,是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历史前提,是实践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中介;辩证唯物论是个别,是实践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自然领域和世界领域实现的人化。

  从历史看,历史唯物论是一般,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般规律,是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前提,是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的历史前提;实践唯物论是特殊,是历史唯物论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是辩证唯物论的首要观点,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中介;辩证唯物论是个别,是历史唯物论和实践论在自然领域和世界领域实现的人化。

  这些表述非常烦琐,有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嫌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它们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蕴含另外两个方面的意思,而不能在字面上寻章摘句地做非此即彼的理解。只要对这种实质有准确认知,它们在具体表述中各有侧重,不仅不影响它们的统一性,反而彰显它们自身的辩证性和立体性。

  这三个部分都有自己的首要观点、核心观点和典型科学。这只是描述或揭示它们基本特征的一种方法。辩论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是实践观点,核心观点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典型科学是自然科学。历史唯物论的首要观点一般说是实践观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历史唯物论的首要观点应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即唯物主义原则,核心观点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的辩证统一,即社会实践的的历史辨证法,典型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实践唯物论的首要观点值得斟酌,我个人认为是辩证唯物论,即辩证原则和唯物原则,主要是唯物原则。实践唯物论的核心观点是实践观点。典型科学是包括领导学和组织行为学在内的管理学。

  国内“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观点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这是不对的。凡是首要观点,必然既不同于核心观点,又是核心观点的前提,并与核心观点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比如辩证唯物论,它的核心观点是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它的首要观点是实践观点。实践观点成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中介和前提。实践观点与辩证唯物观点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也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实践观点,这是无异议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也是实践观点,那么首要观点和核心观点就成为同义反复。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观点是什么?我认为是哲学党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立场。如果没有这个首要观点,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最终会背离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实践观点就成为无的放矢,变成庸俗实践观。

  国内“实践唯物主义”否定唯物辩证法,主要理由之一是从发生学说的,认为先有实践观点,然后才有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但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看,确实如此。马克思是先接受黑格尔辩证法,后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将这两者紧密结合过程中产生实践观点。虽然在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过程中,在没有产生实践观点之前不可能形成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结合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观点产生的前提,这是无法否定的。

  有趣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采用“实践唯物主义”的人比较多,但官方只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法。这有一个好处,它使得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没法直接发展成像南斯拉夫“实践派”那样的唯心主义派别,唯心主义在中国“实践唯物主义”这里只能处于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状态。官方虽然只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实践中坚持的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实践观,即庸俗实践观。因此,实践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是坚持科学实践观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方法;如果没有它们的统一,实践唯物论就会变成庸俗的“实践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

  当然,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不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恩全集卷23,页92)换言之,考察《资本论》也好,考察人类历史也好,人们只能做到一点,即从已有“发展过程的最后的完成的结果”开始。这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实践唯物论不能限于此,因为它是基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展开考察的。这是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最大的区别。

  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的统一中建构实践唯物论,建构科学实践观。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地批判庸俗实践观、庸俗实事求是观、唯心的或庸俗的“实践唯物主义”,其中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其次是要彻底地批判前苏东地区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形成的以实践观点为标志的形形色色理论,其中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主要代表。其三是要彻底地批判存在主义及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人的异化”为核心观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其四是要彻底地批判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哲学基础的“人的行动”哲学,其中以奥地利学派为主要代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地批判西方发展至今的各种管理学、领导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实践唯物论和科学实践观必须建立在对这些理论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之上。批判,即扬弃。

  在这一系列基础上,将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观点、经典实践中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形成相对完整的实践唯物论,为21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2、实践唯物论的哲学党性原则

  哲学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观点,也是科学实践观与庸俗实践观的根本区别。科学实践观时刻强调和贯彻哲学党性原则,庸俗实践观是含糊,不谈,或者遮遮掩掩,或者“不争论”,或者高举“远大理想”而不实践“远大理想”在当前的现实性。将“共产主义”固化为“远大理想”的做法,是比“不争论”更高明的一种“不争论”策略。

  哲学党性原则首要含义主要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哲学阵营的划分。第二含义是不同的特别是对立的阶级的划分。这两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是辩证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页19,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实践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同一个意思;不是共产主义者,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实践唯物主义者,反之亦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一丁点含糊。

  相对于历史唯物论,实践唯物论哲学党性原则可能主要是着力于它在人的行动和组织中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只要是社会实践,就面临阶级问题和组织问题。阶级和组织是人的行动和具体实践的首要问题。在政治组织中,哲学党性是根本性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尚且高度强调理念、宗旨,力图在精神上将企业雇员统一到企业意图中,以政治意图为主要目标的政治组织则更加需要强调组织统一的理念和宗旨。组织中的哲学党性,就是将哲学原则、阶级属性和组织宗旨统一起来。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考察“组织”的必然结论。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而言,放弃哲学党性原则,就是放弃彻底的革命性,就是破坏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就会彻底丧失战斗力。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可靠的哲学论据,肯定“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鲜明,用语坚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340)

  “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286)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奉承而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357)

  哲学党性原则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必要性,列宁论述明确:

  “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卷4,页608-609)

  自然科学家尚且如此,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只可能更加需要坚持哲学党性原则。从最近半个世纪看,没有真正坚持哲学党性原则,是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331)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以后,修正主义依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把资产阶级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哲学党性原则是揭露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大法宝。

  列宁指出:

  “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这就是唯物主义。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真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61)

  这一条对于实践唯物论至关重要,也是对那些在“主体性”上夸夸其谈而其实是唯心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致命一击。国内这些年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大多就是“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

  在这个基础上,列宁把“修正主义”基本方法揭露得体无完肤,指出:

  “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页228)“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页229)

  庸俗实践观就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出于修正主义“实质”需要,他们把“全民所有”改名为“国有”;出于修正主义“装扮”需要,他们把已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国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他们以为搞股份化改革,资本主义就不会产生;以为用“企业家”称谓“资本家”,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便已消失;以为在资本主义事物面前加上“社会主义”修饰语,资本主义就变成社会主义。这是把唯心主义作为欺骗无产阶级的手段。

  “文明”“传统”等概念最近在中国全面兴起。“文明”史观、“文明”政治观等的实质,是将相应于某种统治结构剥削结构的精神价值实体化、永恒化和普遍化,从历史捡来陈旧概念将当下统治性秩序剥削秩序神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页28,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文明”史观和“文明”政治观就是努力把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实体化,甚至圣化。

  知识精英、财产精英和政治(权力)精英每一次达成新的“团结”,秩序神圣化运动就会被启动。这种运动在当前中国至少具有三个功能:一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包括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工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一是圣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一是圣化中华帝国主义,圣化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导地位。

  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不过是属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选集》卷1,页660)“非党性”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党性”的虚伪形式。这也是对这种圣化运动的深刻揭示。圣化运动,就是“非党性化”运动,为圣化(另一种党性化)运动披上“非党性”外衣。

  3、实践与抽象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说: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8页)

  毛泽东说: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卷8页139)

  毛泽东和马克思都明确讨论到抽象力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但抽象力与实践的关系似乎讨论得不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运用抽象力形成概念以后概念又回到实践中,却用“思想、理论、计划、方案”这一说法。历史、逻辑和实践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与实践论的统一,也许就落在抽象力与实践的统一上。实践与抽象力的关系,既属于实践的内部问题,也属于实践论的关键问题。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抽象”的产物和前提。一种思想、一种概念和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践如何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核心问题之一。

  抽象力与实践的统一,回到“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四个层次的关系上,便是抽象力的层次和程度问题。一方面它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即“实践地解释世界”这个中介实现,正如列宁所说,“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8卷页144),另一方面它在组织中表现为领导(领袖)的作用,表现为领导(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实践的解释世界”必须内在于“实践的改造世界”。然而,从已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看,两者在外在关系上事实上有适当地分离。“实践地改造世界”如果陷入全面困境,往往意味着认识已经跟不上新现实,这就需要相对集中地解决“实践的解释世界”问题,比如马克思的主要工作和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以来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实践地解释世界”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能较好地指导“实践的改造世界”,比如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在“实践的改造世界”过程中,领袖发挥即时的“实践的解释世界”的作用,是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比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对政党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意义。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含义所决定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依赖体制化法权法治实现的。一切体制化的法权法治都直接具有使“现存世界”稳固化的功能,而任何使“现存世界”稳固化的行为,都是催生剥削者和统治者的温床。不依赖体制化法权法治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能够发挥即时“实践的解释世界”作用的领导(领袖)具有无法避免的必然关系,否则“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会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从而最终失败。

  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地改造世界”中提高自身“实践地解释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便给予“实践地改造世界”以“实践地解释世界”的指导。如果一旦失去“实践地解释世界”的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就容易变质和失败。这时也往往是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出现全新现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时跟不上全新现实,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地对全新现实给予“实践地解释”。

  在这一过程中,“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的关系,也许可以转化为“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四个层次的关系。这个转化也是实践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抽象力与实践的统一,就是历史、逻辑与实践的统一,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实践论的统一,特别是它们在确立开端这一问题上。

  (1)思想、理论与计划、方案的辩证关系

  关于“计划、方案”与实践(“实践地改造世界”)的关系,列宁和毛泽东在很多著作中都有精彩的论述,比如战略、战术(策略);党委会如何开会;革命任务怎么制定,等等,但关于“思想、理论”与“计划、方案”关系的理论论述相对比较模糊,文革失败它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凸现出来。

  中特的方式是把毛泽东思想归纳为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说法,这一归纳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解放性。事实上,这一归纳是以不“实事求是”为前提的,即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文革社会主义,只承认毛泽东此前的部分社会主义理论。所谓“活的灵魂”在实践中出现严重偏差。在中特实践中,“实事求是”不讲“实事”的历史性和辩证性,变成“猫论”;“群众路线”不讲无产阶级立场,不讲工农的主权性和主体性,堕变成“亲民路线”和“作秀路线”;“独立自主”不讲革命性、原则性和主导性,只讲“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变成所谓的“韬光养晦”。

  在“理论”层面,他们用“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替代。毛泽东诞辰90周年,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讲话重点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毛泽东这部分探索的继承性。这里牵涉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是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核心内容是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用“活的灵魂”全面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习近平提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观点,但对毛泽东的文革社会主义依然是极不实事求是地全面否定。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该怎么分析?在实践唯物论中“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四者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历史社会实践的动态关系该怎么厘清?这些问题必须有建立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科学阐述,比如毛泽东强调“路线斗争”,强调“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等等。不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文革的总结、对改革的反思,就可能不是面向未来和实践的。

  (2)实事求是观“实事”概念的全面性、历史性和辩证性

  “实事求是”思想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实事”。它是这一思想的前提。毛泽东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一表述看似简单,其实具有丰富的内涵。“事实”与“求”、“是”三者互为前提,相互规定,辩证统一。“求”,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是“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是“行动的向导”。这样的“求”,这样的“是”,必然对“实事”提出相应的要求或规定。这样的“实事”,不可能简单地指“现象”或日常所说的“事物”,而是指具有全面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的“事物”。

  所谓历史性和辩证性,主要指它们的内在矛盾及内在矛盾的历史前提、总体前提等,是概念具体性、历史具体性和实践具体性的统一。换言之,“实事”材料之间的相关性,必须具有全面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等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没有符合“求”和“是”要求的“实事”,怎么“求”,也是“求”不来“是”的。因此,先“求”“实事”,再“求”“是”,前者是“调查”,后者是“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态度就明确得多。马克思指出:

  “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要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的说来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论》第三卷,页993-994。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毛泽东所说的“实事”肯定不是马克思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事实”。如果是“这种所谓的事实”,那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就和资产阶级学者没任何区别。马克思则分析出其中的历史(前提)性、社会性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只有从这个“实事”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它们的规律。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到群众需求、群众利益。在调研中尤其如此。在“女神读书会综合群”,我谈过类似问题。在“三农服务群”,也谈到类似问题。比如探讨农民要不要土地私有化,在调研时直接问农民要不要私有化,很多农民会说我要土地私有化,说这是我的便是我的,然后调研回来说这是群众需求。这种调研就根本不涉及群众需求的全面性、历史性和前提性。群众需求都是在一定历史(“不要割断历史”)中、一定前提下、一定结构(“周围事变”)中形成的。变革已有前提和结构,群众需求就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因此,不能把群众直接表达的当下需求当作“实事”来理解和解决,一定要了解具体需求和“实事”形成的历史前提、总体前提和历史过程,了解具体需求是在什么样的总体结构和具体结构中出现的。这才是从“社会关系总和”角度理解“实事”,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做农民调查,从来是全面地历史地了解一个地区农民的基本状况,是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农民问题。凡不是从“社会关系总和”中去理解“实事”,都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如果调研不涉及全面性、历史性和前提性,调研所得就是静态性的。用这种调研指导实践,必然使“现存世界”稳固化,从而陷入到恶性循环中,使工作处于被动。

  这也牵涉到“物质利益”与“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关系。庸俗实践观和庸俗实事求是观强调群众利益,但常常忽视群众利益背后的“社会关系总和”,不从“社会关系总和”角度而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群众利益。这必然成为现象或假象的俘虏,既违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也背离无产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

  可见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实事”概念和庸俗实事求是观的“实事”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庸俗实事求是观表面上强调客观性,但往往忽略“客观性”的全面性、历史性和辩证性。这种“客观性”,必然是主观的,唯心主义的,是被群众需求一时的表现形式误导,或者是利用群众需求一时的表现形式误导群众。

  我对科学实事求是观“实事”概念和庸俗实事求是观实事”概念这种差异的认知,是一次跟国研中心农村所一位老同志讨论农村问题时突然获得的。他敲着桌子反复强调,你们一定要了解群众需求是什么,要去解决他们实际存在的问题。当时听起来总觉得别扭,一直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他的具体叙述中我慢慢地发现他们在“实事”这一环节出现严重偏差,完全忽视“实事”、“求”和“是”三者的辩证关系,把它们割裂开来。

  西方经济学讲需求与供给,需求概念大多只考虑现成需求,每次统计都是当下需求。很多学者不考虑需求的背景、历史和前提,甚至结构,也不考虑供给的背景、历史和前提,甚至结构。现在搞供给侧改革,就是发现光看需求,光看供给是不行的,光看现成的需求和供给也是不行的,还需要看需求的结构及其变化、供给的结构及其变化。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忽视这些结构及其变迁的历史前提。忽视历史前提的解决方案,只可能是问题导向,而不是战略导向。结果是,产能过剩就“去产能”、房地产过剩就“去库存”、去库存导致高杠杠就“去杠杠”,去产能导致煤炭价格高涨就控制价格。这是一种头痛“去”头、脚痛“去”脚的“过山车”式极端现象。

  4、“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统一:文革社会主义和毛泽东主义

  (1)

  《关于费尔巴哈德提纲》的第一条和第六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突出物质性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后者强调物质性实践主体的社会总体性。物质性实践主体的主体性与物质性实践主体的社会总体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之一。在这一辩证统一过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到社会关系总和,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和实践过程,也是本质与现象、过程与结构统一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含义之一的无产阶级立场与人类社会立场的统一,就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辩证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的“人类文明”观念,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实践。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防修反修目的,众所周知。但是,毛泽东仅仅是为了防修反修吗?不是。他仅仅是为了发展不变质吗?也不是。毛泽东发现,要想发展不变质,不仅关系到发展方式,而且关系到发展目标。毛泽东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不变质的发展道路。这里主要依据戚本禹《亲耳聆听毛泽东讲“五七指示”》一文谈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批阅林彪5月6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致信林彪说“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并设想将军队这种“兼业”做法发展到工农学商政等领域,提出“调配适当,有主有从”原则。这封信被通称为“五七指示”。5月13日,毛泽东又召集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三人,对总后勤部报告进行小范围座谈。戚本禹称之为“毛泽东讲“‘五七指示’”。这次讲话是毛泽东对“五七指示”做更精确的提炼和更深刻的阐述。然而,在《毛泽东年谱》中,这一天空缺,读者失去对“五七指示”更深入理解的机会。

  毛泽东对他们说:

  “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应该有一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戚本禹《亲耳聆听毛泽东讲“五七指示”》。注:原文没引号,属间接引述)

  毛泽东用“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远景计划”定义“人类文明”,用“共产主义社会”定义“文明社会”,设想社会主义不变质发展的总体解决办法。如果说目前流行的“文明史”观、“文明”概念等都是从历史和传统寻找秩序原则和基本价值,那么毛泽东的“人类文明”或“文明社会”则是从未来寻找秩序原则和秩序价值。在文明史观和传统复兴热潮掀起之前,“总体解决”思路在很多人看来是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完全是,关键是要有合适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迹可寻。儒家由五伦构建人伦社会,五伦构想被运用两千年,就是一种总体解决办法。毛泽东怎么讲他的方法?他说:

  “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戚本禹《亲耳聆听毛泽东讲“五七指示”》。注:原文是没引号,属间接引述)

  对于这段话,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所讲的“特殊阶层”上,也即“反修防修上”。“特殊阶层”实际是个“占有”问题。“占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隐秘而复杂。如果从“占有”角度看“特殊阶层”问题,这段话的意义就远比“反修防修”更丰富,更深远。这个讲话其实很深刻。毛泽东讲“远景计划”,在我看来,就是在历史、逻辑与实践的统一中找“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简单地说,就是回到“分工”问题上。

  分工既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也是生产方式。斯密《国富论》从分析分工开始。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商品,也是从分工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的标志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分析“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之后,紧接着分析“分工”,指出: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页26,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

  “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消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页27,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

  严格地说,分工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开端。历史的开端、逻辑的开端、实践的开端,要统一起来。毛泽东在“分工”这一环节上把它们统一起来。普遍对立的社会历史开始于分工。解决普遍对立问题的革命实践,也要从普遍对立的历史前提——分工入手。

  毛泽东关于分工的论述是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经验开始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写过一段类似的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页29,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

  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是历史过程的一种结果,一种状态,一种目标,一种理论,而在毛泽东这里,“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是一种手段,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实践。

  (2)

  准确地把握毛泽东“一业为主,全面发展”的分工政治经济学思想,必须从什么是斯大林主义说起。斯大林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原则。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批评,特别是价值教条主义者孙冶方,他认为斯大林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如何定义斯大林主义,首先必须确定它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这个基础部分无需多讲,而主要是强调它的独特贡献部分。这种定义方法,是斯大林在定义什么是列宁主义时提出来的,但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那些寻章摘句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书斋学究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斯大林和列宁的对立,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这一方法论。他们把马恩列斯毛撰写的著作当作独立的文本,将文本边界设定为著作本身或作者本身,在这个基础上探讨这些不同领袖著作各自的系统化意义,寻找这些不同领袖著作在表述上的差异,把这些表述上的差异放到各自被视为独立的文本和系统化意义中理解。制造这种对立的人几乎都采用这一方法。

  事实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有领袖著作的文本边界,是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领袖著作的总和,必须在这一著作总和中把握它们在表述上的差别。恩格斯著作和马克思著作互为前提,互为文本,在阅读和理解它们时也必须如此。这既有他俩在阶级立场上高度一致的原因,也有他们在写作和思想上密切互动、共同思考和相当熟悉的原因,更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他们都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强调根本立场、根本原理和根本方法,强调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强调思想的辩证性,即全面性、发展性和矛盾性等。这在文本上就表现为辩证性、灵活性和准确性的辩证统一,在理解上就要求也是如此地处理他们著作中具体表述的差异。我们必须在著作总和和个别著作的统一中、在根本立场、根本原理、根本方法和具体语境、具体任务、具体认知的统一中,在“基础部分”和“独特贡献部分”的统一中处理这些表述差异。

  斯大林主义的独特贡献,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本国情况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较短时间内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成为相对的工业强国,从而具有足够实力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性(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把一国社会主义扩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同时发生’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这里不详细讨论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但要注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表述上的差别,因为这关系到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关系。

  斯大林去世前一年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评价很高,但也指出它的缺陷:只见经济,不见政治。这个缺陷与斯大林的一个认知有关,而这个认知又与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的诞生直接相关。

  斯大林在讨论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时,认为这种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斯大林选集·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页558),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制度,而只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们的对立就失去经济基础。斯大林指出:

  “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业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斯大林选集·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页560)

  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一旦解决,这些差别就不再有利益上的对立,不再有本质的差别,而只有“工作条件”的差别。这应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没有讨论政治的主观原因。吊诡的是被誉为改革开放“思想先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开头批判“四人帮”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之后又写下这一段: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五页)”

  毛泽东的这个修改具有根本意义,是在斯大林主义基础上往前走的一个根本性认识,当然也已经暗含所谓“四人帮”伪造的“规律”。这种“暗含”关系竟然没有被当时参与写作、修改和审阅的党内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政治家发现。毛泽东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指出斯大林主义与“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某种关系。毛泽东发现不继续往前走,即不继续革命,公有就会变成私有;即使没有私有权,也会变成私人实际占有。

  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就是在被斯大林所忽视的“工作条件”的差别上实现突破。由于领导人性格差异、国内外形势差异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高强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斯大林感觉不到以致直接忽视“工作条件”的差别对“普遍对立”的催生能力。毛泽东从“三反五反”开始的一系列运动,也没有解决这个“催生”问题,便有了1958年关于按语的“特别说明”。这个特别说明就是强调1955年只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变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键一点是抓住斯大林所忽视的“工作条件”的差别。

  我在《论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一文,从“占有”角度简略分析和描述过文革的过程和失败。占有,讲的是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实际占有”,而不是从“法权”上讲。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就是在“实际占有”意义上讲,它的法权形态只是这种占有状态的结果和巩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因此成为发展包括现代工业在内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性条件,而不只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换言之,在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实现互为条件的发展。“工作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构成“实际占有”。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际占有”,它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占有状态,但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就成为主要的“实际占有”。

  在这种状况下,官员、管理者都会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实际占有者,就会产生“占有红利”。所谓“占有红利”,不是指利用“实际占有”获得非法收入,而是指“实质占有”的价值溢出,包括因“实质占有”而形成的经验、声望、人脉和权威等。这种价值溢出也被实际占有者的亲友分享。毛泽东曾指出: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1958年11月—1960年2月:《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67页)

  “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其实主要属于“占有红利”。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每“促”一次生产,就会产生一批新的经营者。这批新的经营者也都会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实际占有者。一旦这种“实际占有”关系稳固下来,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占有红利”,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455、456页)

  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从他的讲话和文革期间的党委再造、政府再造看,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毛泽东的思路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尊重分工,发展分工,限制分工,即“一业为主,全面发展”,也可称为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政治经济学。我把这称为在斯大林主义基础上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斯大林所说的“工作条件”的不同,其现实状态就是一种“分工”。“分工”导致“工作条件”的差别,“工作条件”的差别导致“实际占有”,“实际占有”衍生占有红利,产生非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斯大林主义基础上往前发展,就是回到“分工”这一历史开端性概念上。分工催生所有制,新所有制催生新的分工。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前提,那么可以说文革社会主义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开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工”关系到历史社会很多方面。生产力快速发展是从分工开始的。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也是从分工开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带来统治和压迫。不是所有分工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不是所有分工会产生坏的结果。有些分工需要在类型、方式和程度上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有些分工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比如产生压迫和剥削。有些分工产生统治关系,这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好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坏的结果。分工促进生产力,这是好事。分工带来交易,扩大市场,这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好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坏的结果。分工有度是关键,是最深刻的政治技艺。中国古代农本商末政策,曾在很长历史时期产生积极后果,就是一种分工有度的政治技艺。

  在相对落后生产力情况下,毛泽东在工人农民战士的实践中发现和形成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思路。为了反对剥削和压迫而无条件地取消分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反动的。因为分工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条件地发展分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反动的。总体来说,分工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会产生或消灭剥削、压迫和统治等后果的分工;有经济学或工艺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与产生或消灭剥削、压迫和统治等后果无直接关系但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改善等有密切关系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领导结构等。

  如何限制分工?这是一个无止境探索的过程。毛泽东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探索。他们既有分工,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但干部也参加劳动,工人也参加管理。文革时期革委会“革命的三结合”也是贯彻这个原则的:“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文革时期各级政府都有工人干部、农民干部。

  毛泽东这一思路可以说是从《鞍钢宪法》发展过来的。《鞍钢宪法》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三结合,也叫“两参一改三结合制”。据查,在《鞍钢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并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这一提法是毛泽东归纳出来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鞍钢宪法》扩展成国家发展原则和治理原则——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创造尊重分工、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生产方式、政治方式、管理方式,以此建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至此毛泽东在兼顾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主要着力于创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经济学和工艺学意义上的分工需要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加以探索,但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的基础上和结构中展开,而对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学和工艺学意义上的分工的总体解决,需要这种总体结构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演化出来并有一定次数的周期性呈现,即毛泽东所说的“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被突破。

  毛泽东力图创新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不仅得不到身边同事的支持,反而遭到他们重重阻拦和反复搅乱,不得不暂时利用自己在人民那里的威望(这一行为后来被批评为“个人崇拜”,而在企业管理理论里被称作“领导力”),将现有政治体制冲散打垮以重建。这种新分工方式需要相应的新政治形式。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之一。防修反修终究只是一种问题导向式政治行为,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才是毛泽东真正的战略意图。也只有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以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防修反修也才有真实的现实意义。

  文革最后失败,原有政治体制没被彻底冲散打垮是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认识和部署上思路不够清晰也是原因之一。毛泽东对战略意图的阐述不够清晰,不够充分,以至于新政治形式的实践者无法清晰地洞察自己的战略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在文革社会主义的探索上,毛泽东主义是半个主义。文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由此可能引出的历史经验不是本次讨论的重点。但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半”主义已清晰地启示我们,在相对落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毛式分工政治经济学及相应的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坚持和发展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就会被复辟。

  (3)

  这一探索后来被中断,没有进一步实践。文革结束,工人干部、农民干部陆续被清退,有些甚至被判刑。这一探索将会怎样发展已经无法预估,目前只能从“实践地解释世界”角度进行探讨。

  文革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一基本路线中,核心是“促生产”,手段主要是阶级政治,即“抓革命”。这是一种以价值法则为基础、有商品和交易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全社会产品生产模式”,而不是一种“经济效益模式”。它排斥以物质刺激方式激励生产,而主要以政治动员方式激励生产。它主要不是以管理人与物的关系发展生产力,而主要是以管理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生产力。作为发展生产力手段的对人与人关系的管理,肯定不只是阶级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肯定可以发展出很多的方式和手段,但当时确实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因为需要将原有体制框架冲散,建设适应新分工方式的新政治方式。当时以“纲”与“目”这种话语方式表述发展生产力的不同手段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不同手段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他为目,但根本任务依然是发展生产力,是“促生产”。当时的社论、政策,尽管充满阶级斗争的论述,但最终多会落脚到“促生产”上。

  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应坚持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观,坚持“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总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把握社会实践,把握社会具体原则。毛泽东指出:

  “在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第805、806页)

  毛泽东所说的不吃“二遍苦”,不遭“二茬罪”,既是从物质利益角度讲,更是从“社会关系总和”角度讲,即“二遍苦”“二茬罪”除了包括贫穷和疾苦等,还包括被雇佣、被歧视等剥削和奴役。

  马克思和毛泽东这一思想,被20世纪7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这一教材据说是张春桥主持编写的。该书提出“相互关系”范畴。“相互关系”范畴是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没有“相互关系”范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就没有实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统一,没有实现历史、逻辑与实践的统一,从而最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理,最终没有在“相互关系”范畴中体现和实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定是半吊子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被复辟的危险。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阐述“相互关系”范畴,首先引用列宁和恩格斯的话: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然后指出: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一个社会,在建立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之后,发展同这种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在研究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后,有必要紧接着来研究人们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93)

  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对立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94)。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劳动性质的这种根本改变,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已不容资本插足其间,它的内容原则上就是相互交换劳动了。……这种排除了剥削者而在劳动人民之间进行的相互交换他们的劳动的关系,为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同志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95)

  “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既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又必须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如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97)

  这些论述直接明白,毋庸多加说明。“为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同志关系”,既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形成这种普遍性的同志关系,就表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最终确立或已经变质。

  社会主义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管理,就是在“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同志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只有“建立和发展同志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即具体形态的同志关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反过来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同志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不变质的发展。这样一来,在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中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属于次生问题,虽然依然需要探讨,但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这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基础之上。

  斯大林主义的核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的核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分工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从斯大林主义发展到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工方式-社会关系总和”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治理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以同志关系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关系。

  这种基础性结构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核心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种历史因袭、环境因素共同构成具体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我们可以把这称作一种传统,或者说毛泽东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由此可知,毛泽东所说的“人类文明”,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或“社会化的人类”意义上的文明,是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辩证统一的“文明”,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辩证统一的“文明”。这种统一存在于历史中,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随历史而不断演变,但它们的统一必须是一贯的。

  其中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治理,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会跟不同水平的生产力结合成具体的坚持这一原则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比如和工业机械化结合,和工业自动化结合,和工业智能化结合。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坚决防止和反对分工对剥削、压迫、统治、私人“实际占有”等结构或关系的初始生产,促进对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的再生产。这种辩证统一的分工治理原则的优先性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就像农本商末原则的优先性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无论怎么发展,都必须坚持这种优先性及对它的建构和发展。

  其中“同志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具体社会关系的基本类型、普遍类型和基础类型,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具体类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结合的。比如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因为有同志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形成新的亲亲,比如在夫妇之间因为有同志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形成新的爱人关系……这种结合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同志关系的优先性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就像五伦的优先性对于中国古代儒家的意义。无论怎么发展,都必须坚持这种优先性及对它的建构和发展。在中国儒家五伦中,亲亲之“孝”为根基,尊尊之“忠”为主导;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同志关系”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其他关系的地位则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探索,毕竟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建构,需要极大的实践想象力。

  这种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作为一种传统已经被中断,但并不等于它们已经失去意义,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创建和发展这个传统的意义,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利用它在形成过程中的失误或粗糙而可以任意歪曲污蔑它。即使将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某种革命或变革进入社会主义,这个基础性结构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和基本原则,依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预先逐渐形成这个结构,并在这个结构基础上逐渐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性结构基础之上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更新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只有先坚持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上进行充分的不断实践,才可能完善起来。追述和发展这个传统是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交给我们首要的使命。孔子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传统被中断,何尝不是如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工业自动化时代,它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无法跟这种生产力相匹配。自动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本质是排斥劳动者,工业自动化排斥工人阶级、农业自动化排斥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被甩出劳动过程。将来工业智能化则排斥生产领域的知识阶级。劳动阶级将变成“双无阶级”——无产阶级和无业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政治,几乎没有解决途径。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政治的前提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有在生产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根本上的解决。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论》第三卷页998-999,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所谓的基本收入制度只会败坏劳动者,败坏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相圈养。

  在这个基础性结构的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还有很多,比如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或工艺学意义上的分工问题的总体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下,从斯大林的重工业优先到毛泽东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并重,等等,都是一些有益的探索。文革失败以后,中国产业结构已经在全球性背景下发展出相对独立的金融业、IT业和科技业等,但这些发展已经不是以三位一体基础性结构为前提,因此如何以三位一体基础性结构的基础为前提处理目前的产业分工体系,不是一个可以马上回答的问题,但对这一产业分工体系如何进行“实践地解释”,如何进行“实践地改造”,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4)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毛泽东主义的分工政治经济学,都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以经济社会形态为核心概念。在这个基础上,关于“人与物的关系”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运行机制是需要面对的,但这必须以实践唯物论为哲学基础,而实践唯物论必须以它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为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经济社会形态论与经济社会运行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达形式或概念形式,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形态论和社会运行论则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表达形式或概念形式。在此只是把这一说法作为一种假说提出供大家参考。虽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的客观前提和变革动力,但不能说它是一切社会的直接表现形式或总体表现形式。因此揭示性话语和表现性话语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无论一致或不一致,它俩都存在于相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

  我们也许需要认真对待话语转型。西方经济学古典时期是“政治经济学”,后来转变成“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另一种形态,即“社会经济学”。就其总体性而言,应是“政治经济学”转向“社会经济学”,因为“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领域的工艺学范畴。奥地利学派早期学者弗里德里希·维塞尔晚年撰写《社会经济学》,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意味,但作者确实有从“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明确的话语转向意识,即从社会层面探讨人的行为或行动的经济学意义:“数百万个循环运动将私人经济主体联结成整个社会”(《社会经济学》第21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过程中以所有制为基础、具有阶级结构分析特征的总体性话语形态,那么“社会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稳固之后以“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为基础、具有私人经济主体分析特征的总体性话语形态,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是前提。无论是从批判角度还是从革命角度,马克思主义在开始阶段也只能是政治经济学话语形态,即关于颠覆一种所有制和建立一种所有制的总体性话语,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旦确立并初步稳固,那么通过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管理来发展生产力,似乎应属于“社会经济学”话语形态的任务,其哲学形态应是实践唯物论。

  假如前述假设成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开脑洞。这种大开脑洞,恰恰不是修正主义的,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原理和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话语形态转向上斯大林就有些令价值教条主义者无法接受的论述,比如他曾经指出:

  “我认为,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显然,我在这里说的“大开脑洞”比斯大林所说的还要大得多,连总体性话语形态都可能需要转换。

  维塞尔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倾向没被继承下来,但其关于人的行为或行动的经济学意义这一探索被奥地利学派后来者米塞斯(《人的行为》)和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等所继承,他们的的行为理论或行动理论构成市场经济运行论的哲学基础之一。其行为理论或行动理论是典型的类本质型实践主体理论。类本质型实践主体理论把在这种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永恒化,同时把它的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

  社会关系总和必然存在社会关系的分类,是类型化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具体社会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观和类本质观在这实现辩证统一。在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观的基础上类本质观是具有功能性作用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统一,要求社会主义社会运行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毛式分工政治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和三形态理论。三形态理论是“社会关系总和”方法论下的实践主体形态社会论;五形态理论是“生产关系”方法论下的经济社会形态论。“三形态”是三种相继或不同的由具体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的实践主体形态。第一种实践主体形态是“对人的依附性”。这一形态的另一描述是“田园诗般的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共产党宣言》)。儒家人伦社会观,是“社会关系总和”观的一种具体运用,是“对人的依附性关系”社会形态的一种政治建构,是对“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政治建构。这种二重化在不同的时代给人以不同的现实感。在“对人的依附性”时代这几千年里,只有中国因为相对稳定的农业经济而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对人的依附性关系”。这是中国发展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伦社会和人伦政治的客观原因。儒家对五伦社会观在一定时期有效的经济基础前提不一定有清晰认知,但五伦社会观在客观上确实是以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第二种实践主体形态是“人对物的依赖性”,另一描述大抵是人的“形式自由”。第三种实践主体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另一描述将是什么,需要发挥绝大的想象力。根据否定之否定原理,“自由人联合体”的另一描述,应是人与人之间“实质”而非“面纱”般的“温情脉脉”和人与人之间“实质的”而非“形式”的“自由”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现实形式会是怎样,目前可能还无法想象。由此可以引出实践唯物论对人的行为或行动的规律的探讨,必定是关于“对人的依附性”、“人对物的依赖性”、“自由人联合体”这三个阶段实践主体的行为或行动的一般规律,并分别探讨每个阶段实践主体行为或行动的具体规律,特别是“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实践主体行为或行动的规律。相对而言,奥地利学派关于人的行为或行动的理论,对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行为或行动的规律是比较富有揭示性的,根本缺陷是把这规律绝对化。

  共产主义对社会关系的总体分类和整体治理,可能是以同志关系为基础性关系和普遍性关系,并将这一普遍性基础关系和各种具体类型的社会关系进行结合。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这种经营方式(指集体经济)容易被一些教条主义的新旧自由主义视为‘人身依附’,是‘身份’政治,是前‘契约’时代的事物。很多人都受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理念影响。但他们完全忽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在前契约时代,处于下线的‘身份’是一种主要表现为义务的‘依附’关系,既没地位,也没有权利,更没权力。而无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成员身份还是未来可能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在集体组织内部是平等的,既拥有集体主权,也拥有成员权利。这是两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身份’。这种差别的未来意义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差别的未来意义,并探索这种一差别的未来形式。

  (5)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的处理方式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选择的开端就不相同。毛泽东是回到分工这一历史前提和开端去探讨和处理问题,庸俗实践观是从经济运行机制上努力。前者是引导分工发展,后者是顺从分工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价值教条主义者孙冶方对斯大林的批判是典型的。他用恩格斯的理论概念去批判斯大林的实践概念,用自己建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概念去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概念。他只能是寻章摘句的批判,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实践结构中把握斯大林的实践概念的实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理解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辩证法。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庸俗实践观开始只是将毛泽东时代以价值法则为基础、有商品的计划经济,颠倒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催生的新的经济基础,庸俗实践观获得新的相对稳固的阶级基础,就立即提出“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观点,抹煞“计划”与“市场”在所有制意义上的差别,用“不争论”的意识形态高压来掩盖经济基础的暗度陈仓。在主观上,这是唯生产力观和唯物质利益观的产物。它不从“社会关系总和”考虑问题,也不是从历史前提和开端考虑问题。

  新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越来越壮大,庸俗实践观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应新的阶级基础的要求,直接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这一原则无疑是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原则的核心内容。从分工政治经济学看,这是把“顺从分工”这一思路发展到顶峰。“市场”的决定性,就是“分工”的决定性,分工产生的好结果和坏结果照单全收。

  孙冶方对斯大林的一个批判,是认为斯大林没有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去理解生产关系,而主要是从“所有制形式”去处理生产关系,而完全忽视斯大林的“所有制形式”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实践形态,而不再只是理论形态,不知只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探索进一步的发展,才可能发现真实的问题,才可能有真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孙冶方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和”只是理论概念,在理论分析中包含着相应的各种要素,而这些要素在现实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千姿百态。然而他就根据这理论,认为“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排除了交换,排除了独立的流通过程”(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孙冶方全集》第五卷,页6,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0月),坚持认为“独立的流通过程”必不可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资本论》第三卷页993,人民出版社1975年6版)

  在理论上,生产关系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它们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环节,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价值条件主义者孙冶方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们所具有的各自独立的环节当作一般形式和绝对形式来批判斯大林。

  “流通过程”独立出来,就是所谓“市场”,发展到今天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为在“市场”前面加上“在资源配置中”这样的修饰语,就可将“市场”限制在资源配置领域,使它不渗透到政治领域和政党政治中,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孙冶方1958年在北京经济学者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点体会》,中心思想是“经济是‘人’和‘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人’和‘物’两个因素缺少了一个,就不成其为经济。在这矛盾的两个方面之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孙冶方全集》第二卷,页134,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10月)由于孙冶方对“人”的理解缺乏“社会关系总和”的维度,最终不能理解“‘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句话。市场处于决定性地位,必然就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不可能是“同志关系”。无论怎么下发文件和强化政治纪律,要求以“同志”相称,也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同志关系。

  我们来分析两句话,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和荒唐性。

  第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是正确的,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庸俗实践观对它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实包含两个任务,一个是前提任务,一个是根本任务。这句话的前提是它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任务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纲”。完成这个前提任务必然以调整阶级关系和建设“同志关系”为中心。阶级斗争的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探讨和创新,但维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纲”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总和”的辩证统一中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关系总和”不是社会主义的,却说“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荒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社会关系总和”观点也就失去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全面地看待问题。我们必须认识“社会关系总和”的整体以及它的前提,认识它内在的对立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有首先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它的根本任务才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上的发展生产力,才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只有这样的发展生产力,才可能成为社会的根本任务,而不是为利润和剩余价值而发展生产力,不是为巩固和加强剥削、压迫和统治而发展生产力。

  庸俗实践观却取消“纲”“目”表述方式,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述方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暧昧化,在实践中事实上只强调“发展生产力”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利益”这一任务,以掩盖前提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修正主义张目。

  第二句话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荒唐的说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在字面上是正确的,前面已经分析过。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容,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消灭剥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没有剥削。在没有剥削的前提下,根本任务才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存在大量剥削的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可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

  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等于说没有剥削也要先创造出剥削来。这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真实含义。1976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可以说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意义上的剥削。改革开放催生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普遍的雇佣化。这才产生消灭剥削的问题。所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是不断发展的,即“共同”是绝对的,“富裕”是相对的。庸俗实践观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混杂在一起,拼凑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荒唐莫过于此。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后也只剩下“共同富裕”这一提法。没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只可能是“民生托底”这一为剥削阶级维稳的含义,不可能有更多一点意思。

  5、实践中的组织问题

  组织是社会实践的首要问题之一。组织起来,是人的社会实践或人的行为、行动的真正开端。组织分析维度,包括个体与组织、群众和领导、战略与方案、执行与评估、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实践等等问题。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指出:

  “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并且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选集》第三卷页496,《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1918年3-4月)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也说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就是组织问题。可惜,马克思主义没有从实践唯物论角度即哲学角度系统地论述组织和管理问题。国内搞“实践唯物主义”的也都缺乏这个意识,以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和结构改变就实现哲学革命。组织分析应是实践唯物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在实践唯物论中如何进行组织分析,尚需研究。

  西方现代管理学是在马克思之后产生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79年撰写的《产业经济学》,被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始。他1890年撰写的第一版《经济学原理》,有一章叫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组织”。这应是西方经济学第一个把组织作为独立要素提出来。西方管理学是从1916年法约尔撰写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开始。将领导与管理区分开来,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科特才明确起来。

  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和管理论述相对比较分散,但非常丰富,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是如此,特别关于领导的论述,然而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原因之一是缺乏系统化的实践唯物论哲学基础。现实社会主义不少的失误或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比如共产国际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是现实社会主义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联领导人同时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组织上具有极大隐患,在当时既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地消除相应隐患或把隐患降低到最小。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八章“工业组织”指出:

  “组织提高效率的学说过时了,但亚当·斯密赋予了其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过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目前已受到遗传的缓和。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社会学家都喜欢研究组织提高效率。但是……亚当·斯密……坚持分工的各种利益,并指出这些利益如何会使增加的人口在有限的领土上过上舒适的生活,之后他得出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施加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其所在地的优势的种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页227,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7月)

  可见组织的重要性。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后,资产阶级在组织和管理理论方面有长足的发展,为其统治无产阶级和巩固资本主义发挥巨大作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绝不能例外,但必须在实践唯物论基础上进行研究。

  这里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和左翼青年自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指出一点:在自我改造中必须直面组织带给个人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组织原则和个人德性、领导或领袖与个人关系。人面向组织的德性至关重要。人的组织德性、组织能力是自我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6、领导与统治

  统治,我们现在一般讲“执政”。领导与统治的关系,是政治在组织中的一个关键维度。把领导与统治区分开,是无产阶级政治极其重要的原则。西方管理学把管理和领导区分是从约翰斯·科特开始的,主要是从企业管理角度区分。统治主要是一种权力支配或强制结构,而领导主要是一种共同愿景结构或者说同志关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强调的也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它实质上已经把领导与统治区分开来。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无产阶级主体性观点决定的。一个强调群众的历史主体性、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主体性的政党用“领导”一词来界定自己的基本功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就无意或有意地把“领导”和“统治”区分开来,并努力通过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共产主义运动,来消灭一切可能的统治结构和统治形式。但是把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用科学理论揭示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从无产阶级民主看,无产阶级是统治者,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实现自我统治的领导者。共产党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执政者,只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与无产阶级一同运用国家政权逐渐改造和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阶级和剥削行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统一。这是实践唯物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旦共产党由领导变成统治者,变成执政者,就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变质。只有把领导与统治进行彻底区分,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才可能在形式和实质上都真正区分开,共产主义才可能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结构。

  领导与统治的区分是一个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过程,在不同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需要创新领导的条件和形式。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自我统治的机关,其前提之一是共产党的与“统治”区分开来的“领导”。与“统治”区分开来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开创的全新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形式、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政治形式或政治原则之一。这种“领导”建立在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之上,即其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毛式分工政治经济学为保障的普遍性“同志关系”之上,是名副其实的领导力建构。共产党的领导的根本内容之一,就是建设普遍的实质的“同志关系”。没有普遍性的实质的“同志关系”,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自欺欺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领导理论非常活跃,资本家在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中也注重领导力建设,但其共同愿景缺乏生产资料公有制支撑,其领导结构或共同愿景结构是建立在雇佣结构基础之上,因此必然带有强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资本主义普选制在竞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领导结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是领导力之争。正因为如此,它曾经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标志性事物之一,在驱逐封建主义残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几乎在所有领域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普选制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鸦片,工人阶级定期吸食,在候选人虚幻的共同愿景许诺中,在一人一票的统计性数字中获得政治主体性的快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选制是没有主体的世界的主体,是没有政治的世界的政治,是工人阶级对抗失望甚至绝望的最后的绝望形式。

  虚幻的面纱般的领导结构与实质的普遍性雇佣结构,被统一在一起的中介,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它们共同构成实际的资本主义统治。世事难料,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将使无产阶级变成无业阶级,劳动力变成无处可卖的纯粹多余物,雇佣结构将因此在大多数领域自动消亡,最后的绝望形式也将难以为继。切记的是,雇佣结构的这种消亡,并不自动产生社会主义“同志关系”。社会主义同志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中才可能真正形成。

  讨论当代中国“领导”与“统治”的关系,依然要回到“分工”这一历史开端。它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和领导与统治有关的问题,主要是劳心与劳力的关系;一是产业结构或经济结构问题,关系到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性。这两者共同构成分工治理,需要独特的方法论,否则会陷于僵化的形而上学中。根本的一点是它们必须被置于经济社会形态变迁之上。

  分工带来所有制意义上的剥削,也带来“实际占有”。在马克思著作中,所有制有时就是指“实际占有”状况,但“实际占有”的涵义又似乎更为广阔。在实践中,它们在状态上有细微差别;在运动中,它们又是统一和一致的。斯大林把“实际占有”的差异仅仅理解为“工作条件”的不同,而忽视这种“实际占有”的运动方向。在无法消灭分工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鞍钢宪法式社会主义,也即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也即具有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力图为“鞍钢宪法式”社会主义搭建国家权力框架,发动文革,首先是夺权,然后建立符合鞍钢宪法模式的全新政治体制。这注定是一个不断夺权的机制。因为这一体制的核心是对当权派的治理。当权派通过自我治理实现这一政治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17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充分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但群众如何周期性持续夺权,毛泽东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也没这样的社会实践供他观察和参考,因此他虽然已有周期性意识,但具体怎么做,只能边做边试。天不假年,毛泽东去世,坚持这一实践的同事被另一部分背叛这一实践的同事送进监狱,这一实践彻底中断。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问题主要是“领导”与“统治”的关系。统治阶级有自己的分工结构,主要是财产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与统治的关系呈现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国革命摧毁原有统治结构,也将原有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摧毁。1949年革命成功,很多革命力量直接蜕变为权力精英。

  从1949年到1976年,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领导力量,开始对革命力量向权力精英的蜕变缺乏充分意识,依然把他们当作革命力量并与他们一起号召和强迫财产精英和知识精英进行自我改造。革命的领导力量发现原有的革命力量已经向权力精英蜕变,便开始号召和强迫他们进行自我改造。此处革命的领导力量主是指不是通过掌握职权而是通过对群众的影响力和群众的追随力来影响、左右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力量。

  1976年之后,权力精英冒充革命的领导力量,首先让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满血复活,然后在这两部分精英中诞生出一大批财产精英。改开四十年,中国政治博弈主要是这三种精英的再生产、再博弈和再团结。现在儒家文化和文明史观开始活跃,表明这三种精英已经初步实现新的团结,新的统治结构开始获得相对稳定性,现在需要儒家和文明史观这一类的意识形态来巩固、优化和圣化这种新的团结。

  7、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

  作为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目前我还没有比较好的思考,在这里主要是把问题提出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直相对停滞。这种相对停滞其实从苏联时期的列宁就开始了。从十月革命起,我们一直缺乏一个关键的问题意识,即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和理论形态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问题意识中考察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庸俗实践观和庸俗实事求是观的形成及成为巨大障碍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没有找到科学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根本原因当然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与科学实践观相对立的新的统治阶级。

  作为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个问题不可忽视。一是组织的一致行动要求相应的思想统一性。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群众的主要路径是大众化和宣传化。

  大众化和宣传化,往往意味着所谓的“教条主义”。这也是很多人批判斯大林主义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所采用的说法。这其实是全面实践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挑战。在超大组织特别是在国家社会内实现思想相对的统一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和带来的问题,是一样地多,一样地复杂。如果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评价斯大林,也无法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必然需要通俗化、大众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主要方式。但理论上的探索和发展,仍然是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成功的主观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主要前提,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实践论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统一的主观条件。这样一来,大众化、教条化与理论化之间,应是没有尽头的不断反复的辩证互动。这一过程一旦中断或被扭曲,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关于这一辩证互动的理论说明,是相对充分的。问题在于这一辩证互动的组织机制一直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组织一致行动所要求的思想统一性与理论化往往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冲突性。实践所要求的组织性及随之而来的领导特别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无法回避的问题。斯大林强调列宁主义的一般性,而不强调列宁主义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组织的某种一致性需要,尽管斯大林也指出过列宁主义的特殊性。

  任何思想,包括一切伟大的思想,只要进入社会实践,都必然转化为组织问题,转化为统一行动问题。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度在企业里把组织的一致性从一个极致发展到又一个极致,并不断地把这种一致性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一致性。这些年成功学、励志学、食利性财务自由观等在中国的流行,便是这一过程直接的表现。

  在资产阶级组织强大的一致性面前,无产阶级放弃自身组织的一致性无疑是缴枪投降。无产阶级要实现组织的一致性,需要处理好组织与阶级、组织和理论、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必须理论地把握社会和实践,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相对而言比较少,这时领导或领袖显得非常重要。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领袖有着特殊的必然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领袖的需要并不否定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无产阶级领袖也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和发挥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因为这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本质性前提。凡是单纯地强调无产阶级主体性并以此否定他们对领袖的需要,都是摧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行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这方面的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一是接受无产阶级领袖的领导。

  这一个过程真正的要害,在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的显隐辩证法。所谓根本利益是指该阶级在跨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中的一般利益,整体利益是指该阶级在制度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一般利益,具体利益是指该阶级及其个人在日常关系中的相对性利益。

  资产阶级是一个没有根本利益的阶级,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决定的,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消灭自身。他们只要一考虑根本利益,就会发现必须自我节制,一旦进行自我节制就会发现依然实现不了根本利益,除非消灭自己。但他们的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一致性。这与资产阶级面对无产阶级而需要的团结成本极低有着密切关系。换言之,资产阶级的具体利益,也即资产阶级个体相对于无产阶级的具体利益,在一般情况下直接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他们的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一致性。

  无产阶级首先是一个有着根本利益的阶级。无产阶级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承担起历史主体的使命,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他们只要一考虑所处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会发现自身的历史主体性,即自身所拥有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是由劳动创造人类、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规律所决定的。

  然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在表现形式上常常表现出某种冲突性。无产阶级的具体利益,也即无产阶级个体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具体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不仅没有直接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反而在多数情况下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具体利益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更加无从说起。这是由具体的雇佣结构所决定的,无产阶级被分化在具体的雇佣结构中,直接被具体的雇佣结构所支配,他们的具体利益也被具体的雇佣结构所支配。无产阶级一旦从自为状态中脱离出来,必然陷入到被具体雇佣结构所支配的具体利益之中,而忽视对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马克思主义者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任务之一,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具体利益中感知到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对于自己的意义。这既需要给予理论地揭示和普及化宣传,更需要在现实中设置显示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机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可直观的东西,特别是要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一旦缺失的危害性显示出来,变成可直观的东西,务必做到“有无相生”,“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变成随时可能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实际占有者”阶层。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中,“实际占有者”阶层是有自己根本利益的,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的根本利益仅限于此而不可能更多一点,因为一旦成为资产阶级,就会变成没有“根本利益”的阶级。他们的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一致性,因为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政治的约束,而远远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一致性,但这种非直接的一致性,更加容易蒙骗社会主义工农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主要从事理论思考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评价和对主要从事实践工作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评价应有不同的方法论。马克思在理论思考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观点的修正无论如何巨大,都只是发生在他的头脑里,主要是死掉一些脑细胞和浪费一些纸张;理论的统一性无论如何严密,都只是表现在他的著作中。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观点的每一次修正,哪怕是小小修正,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都是实打实的社会实践,而不只是理论概念,都可能会让无数人付出血的代价;理论的每一次统一,哪怕是小范围的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都是实打实的社会实践,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的统一,都需要说服甚至强迫范围内所有人“跟着推移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性格,特别是个人意志的特征,是他们成为领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些特征也会给巨大的社会实践打上自己的烙印。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铁一般的包围圈中,无论内部和外部都充满无数的危机和危险,只有斯大林钢铁一般的意志才能率领苏联人民冲破重重难关,不仅让社会主义苏联生存下来,而且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强国,从而有实力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机会把一国社会主义扩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因此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国“同时发生”的相对意义。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既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也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同时发生。更重要的是,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还具有许多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一致的内容。这也是托洛茨基不断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考察,也要运用历史、逻辑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而不能单纯地将它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简单地对照。如何在历史、逻辑与实践的统一中考察现实社会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者重新出发的前提之一。在关于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考察中,我已指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文革社会主义存在着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到分工政治(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的辩证统一)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即“同志关系”的发展,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天长成。即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一天长成,而是带着许多历史因袭进行逐步地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只一次的反复。因此在社会实践中和在生产力发展中具体的制度积累和经验积累,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关键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并不弱于发达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我们历史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不能只盯着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致的因素,而应主要看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原理、根本方法一致的因素的积累和发展。只有在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原理、根本方法一致的因素逐渐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准确地评价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我们也要努力从中探索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原理、根本方法一致的因素积累、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以指导未来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处于国家和政党指导思想地位条件下如何存在和发展,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在文革做了很多探索,努力发展群众的主体性,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达到最高点。如果重新认识文革,我们必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不总结,下次会犯同样的错误。任何辩证关系在现实中都是极其复杂而艰难的。这些问题不好好思考,即使再来一次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第二个现实社会主义还会重蹈覆辙。

  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给我们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应看作是为第二个现实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就像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为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提供理论准备一样。我们必须这样去总结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

  8、共产主义者修炼

  这个问题一直不被人们重视。修炼的核心是身和心、身心和环境、身心和行动的关系,按传统的说法是修身和修养,在毛泽东时代被称为“自我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基于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用鲁迅的说法,这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艰苦的“自我改造”之路:从“走向民众”到“与工农相结合”。在革命过程中,无论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共产主义者的修炼已有充分的历史经验,而且在这个历史阶段,他们大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共产主义者修炼在两个方面仍然缺乏相应的历史经验,或者说缺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修炼经验。一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修炼之道。一个是资本主义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修炼之道。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掌权以后如何自我修炼,从目前看,是失败了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勇于承认。毛泽东虽然探索了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的辩证之道,但还来不及巩固和理论化就失败了。重要的是,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的辩证之道依然不能说已经解决共产主义掌权者的修炼问题。在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辩证之道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东西很多,共产主义者的修炼之道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现在强调家风建设,也是一种修养建设,是对现在的共产党的一种修补。

  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修炼,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在中国可能会持续相对较长时间,这种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修炼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以积极面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暧昧不明和无可奈何,避免在这种情势下或不知所措,或慌不择路,或非疯即邪,或消极颓靡。在这种状态下,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出现左翼常见的“三极状态”,即实践冲动强烈,但理论性弱,人很情绪化。处于三级状态中的左翼如何修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具有必要而迫切的意义。这也是实践唯物论必须探索的内容之一。实践唯物论必须为这种探索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强迫改造”、“自我改造”和“自觉”。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觉道者、自觉者。儒家人伦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知识分子依然需要像过去一样成为觉道者和自觉者,在新的“社会关系总和”中谋划新的政治建构和自身修炼。

  修炼之道的核心是身心一致。这一致性最终落在什么地方,则因为各自所信仰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差异。道教致虚守静,儒家正心诚意,佛家禅定止观,穆教认主归一,耶教信唯一神,都有摄心凝神的实修之效,此为“体”,而其“用”为各所“用”,其“觉”为各所“觉”。所谓“觉”,在穆教和耶教皆是“无中生有”,佛家和道教皆是“无中生无”,唯有儒家是“有中生有”之“生生不息”。身心一致包括心一境性和身一心性。身一心性即“静”,心一境性即“清”,合二为一便是“觉”,“觉”因其所“信”而异,用于行动或实践则为坚贞、专一和智慧。这也是企业家和领导者的修炼之道。可谓“道”一“信”异。

  以功能论,可分政教修和身心修,也可叫外王修和内圣修;以方式论,可分共修和独修。两者都可兼而有之。儒家的礼仪具有共修和政教修特点。耶教的集体祷告属于共修。政教修和共修在法上最高的是穆教,它是个体与族群在无尽头的极其艰苦条件下发展和崛起的修法,因此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和一生的修炼都无缝对接;个人与族群、时间和空间等的结合与次序极为精巧,无缝无隙;苦修中的饥饿修炼法被运用到极致。

  在我看来,这类同于乔布斯的饥饿营销法,不同的是乔布斯营销的是苹果手机,而苦修营销的是某种精神和信念,在饥饿中强化对这种精神的需求、依赖、体验和认知。这种饥饿营销法也类同于道家的致虚和佛家的“空”,以身体之虚弱把人带入精神虚空状态,从而全身心地体验精神和信念。孟子的“空泛其身,饿其体肤”也有类似功用。

  政教修和共修在法上最中庸的是儒家。中庸之道贯彻于儒家所有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教育和修身,反对各种极端做法。政教修和共修在法上最辩证的是马克思主义,但这是最难的。马克思主义所“觉”也是“有中生有”。相对于儒家的”中庸”,“辩证”可谓是“中庸”的变化之道,强调中庸的整体性(总体性)、运动性和历史性。

  政教修和共修对个体最易直接影响的是耶教,它主张的就是以“纯粹个体”面对上帝,探索的是“纯粹个体”的修炼之道,而“共同体”则属纯粹个体面对上帝之后的事物。共修对个体影响最彻底的是佛教,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空”和“空空”观念,几乎是全面改造个体的存在方式。道教以身为主,可直接兼容并蓄,三教合一是“合”,五教合一也是“合”。在中国历史上,唯有道教直接宣示以三教合一为本教最高境界内容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修养或修练,以政教修(主要指在社会实践和组织实践中自我改造)和共修(主要指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生活等,今日强调的“家风”亦可列在内)为主,但身心修和独修也不可忽视。

  身心修,一直以来被弄得神鬼高玄,其实其真实机制和效用机制从未脱离唯物主义轨道,可谓辩证唯物主义在身心关系上的一种运用,是身心结构和身心过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所谓修炼,就是使大脑与身体共同形成修炼者所预期的某种统一性。粗俗地说,这跟训练狗的条件反射系统是一个原理,虽然人的条件反射系统远为复杂,但终究是将它修炼成某种条件反射系统。

  佛家修炼的是佛家类型的条件反射系统,即预期“空”和“空空”的条件反射系统;道家修炼的是道家类型的条件反射系统,即预期“虚静”或“空同”的条件反射系统;穆教修炼的是穆教类型的条件反射系统,即预期“认主归一”的条件反射系统;耶教修炼的是耶教类型的条件反射系统,即预期“信唯一神”的条件反射系统;儒家修炼的是儒家类型的条件反射系统,即预期“仁义”的条件反射系统。修炼目的是使这种条件反射系统足够强大,以至于在多数条件下可以完全根据自身预期对外界刺激进行选择和反应,自身发展在多数条件下也是根据自身预期进行,把外界干扰降低到最低。这些类型的不同都与它们的身一心性(即“信”)有关。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便是一种条件反射系统的反应。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心一境性”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统一,“身一心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合二为一的修炼结果是共产主义者的智慧,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觉悟”。相对于儒家的“克己复‘礼’”,共产主义是“克己复‘工’”。“工”就是工人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是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的辩证统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在毛泽东时代,“克己复‘工’”的表述是“与工农相结合”。“心”中有“人民”,“志”中有“共产主义”,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佛曰“永脱苦海”,儒曰“志笃行坚”。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强调改造和自我改造,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和自我改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准确地说,他们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造”和“自我改造”,而是反对特定的“改造”和“自我改造”,即“克己复‘工’”。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克己复‘工’”与“克己复‘礼’”,将来是怎样的关系现在无法预料,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即“克己复‘工’”一旦成为普遍性现实,就会发展出相应的新习俗及其形式,化俗为礼,便是“克己复‘工’”与“克己复‘礼’”的统一:以“克己复‘工’”为体,以“克己复‘礼’”为用,体用不二。

  在大事件中政教修相对容易,即所谓“大势所趋”。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和社会双重危机中自我改造从而诞生一大批舍生取义、与工农相结合的仁人志士。他们开始是自发的政教修,很快走向自觉的政教修,在新的阶级、组织和斗争中磨练自己。在烦琐生活中政教修相对困难,即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革命者执政之后的普遍官僚化、利益集团化,在“梦幻泡影”中迷失。此时自发的政教修,缺乏相应的环境压力,自觉的政教修和身心修就更加重要。

  这里推荐陈晋《“作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习忍耐” ——毛泽东如何处理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这篇文章。毛泽东于1944年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毛泽东说的“忍耐”,我现在就难以做到。微信群里的人估计很多也做不到。连这个都做不到,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实践论唯物论,挂一漏万讲了八个关键点,主要是基于21世纪学习《资本论》、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的需要。也许将来有时间可以集中地系统地阐述实践唯物论,但这需要更进一步的扎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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