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阅读蒋洪生老师《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一文，感觉抓住了一点点西方左翼走向泡沫化白左的缘由。
主要的读后感有两点：一是低密度的政治建设投入无法支撑合意的“高”产出，二是合意的政治产出无法透过公共领域的抗争而实现。拿西方国家蓬勃兴起的抗争对照，低密度投入作为一种策略，近似于否定了毛主席有关根据地建设主张，而局限于公共领域的抗争类似于一开始就着眼于进攻大城市的冒进策略，结果，消耗民众的势能甚多，却无法形成足够的动能以改造旧世界。
法国六十年的的毛主义运动中间，曾经有过“扎根”一派，部分触及到了根据地建设的策略，相应地，根据地建设在西方工业社会中间难于实现，其原因在于很难在被归属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基础内部，进行持续的政治建设：培养合格的群众运动领袖同时形成干群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而雇主的管理权在西方国家属于私人领域，可以专断地用于解雇培养好的骨干，这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破坏掉“扎根”运动的有限政治成果，使得工厂内部的微观政治场域中间，批判力量建设成果始终处于低水平，始终无法对抗资方及其代理人的优势。今天，我们从日弘工厂开出沈梦雨的案例中间，可以看到管理权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降低政治建设密度的有效策略，在佳士案件中间亦复如此。
对照毛主席革命时代的根据地建设进程：那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深入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干部队伍，“发展进步势力，中立中间派，瓦解敌对势力”，最后把各种敌对力量瓦解并边缘化，同时还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彻底颠覆旧观，实现真正的服务于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和舆论领导权。在根据地中间，政治建设可以持续地进行并逐步积累起足够的力量，培养一大批骨干并显著地改变群众的消极状态，由此把旧统治阶级的一切优势都作废且边缘化。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工厂中间，自下而上的抗议和批判力量，不得不接受“私人领域”管理权的规制，无法超越其领导权的笼罩。
在国家的公共领域中间的抗议，虽然相对合法，但是，各路参与群体追求极端多样，综合的后果仅仅能够提出非常有效的具体目标：例如要求某个政治人物下台或者终结某项具体政策。更为基本的批判目标，无法在公共领域的多样化抗争力量之间达成一致，也无法就此形成统一领导和力量整合。同时，在公共领域中间，各种抗议力量始终要面对国家镇压机器的巨大力量优势，诸如警察和军队等等。资本主义的各路批判力量，仅仅在国家公共领域和空间里，具有部分的合法性和表达机会，但是，面对的力量对比状况却是：批判力量内部的整合不足PK高度整合一致的国家机器。这个部分的抗议，就如同1930年代“立三路线”热衷于进攻大城市一样，很难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
与西方国家在公共领域爆发的抗议相比，毛主席革命时代的策略，是深入农村社会内部，进行高密度政治建设，彻底颠覆旧世界的统治者以及有利于他们的观念权力，通过群众性的动员和斗争，构建一种高密度政治建设后果——一种新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新的领导权一起作用，旧领导权相关的一切就彻底作废了。而对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则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甚至在外敌入侵之前还采取部分合作态度，总之，活动在公共领域的国家机器，并非第一波对抗目标。这其实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建设内涵所在，最初不作为对抗目标的旧国家的公共领域，被日益扩大的根据地逐步在空间上压缩为零，同时在人心中间也逐步瓦解了其信誉，最终被大多数人抛弃，真正的革命就这样呈现出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势。
西方发达国家里面，法国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的成长，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但是，却未能产生合意的后果，最终，这些批判力量逐步走向瓦解，部分人甚至是选择彻底走向了反面。这个历程，能够较好地揭示出批判力量成长的内在困境。
甚至很多非左翼学者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结构却依然良好。原因不在于别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或者反对力量很难成长起来。看起来，革命的客观形势一片大好，但革命的主观条件却始终成熟不起来。法国学者巴迪欧就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于对手的缺陷和弱小，萨米尔·阿明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秋天还不是人民的春天，在这些共同的判断背后，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批判力量的成长困境。
在西方国家，私人领域内部的政治建设无法持续进行，更无法获得优势，除了极其偶然的“占领工厂”案例之外，所有的政治建设都属于规制在管理权之下的低密度政治建设，这既无法除旧，更不足以布新，各种抗议和不满往往陷入循环往复的一波波的“冲击到高点就被瓦解”状态。对于资本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力量，连第一道防线——私人领域的管理权——都无法冲破，隐藏在背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还随时待命出动，批判力量的成长性和空间，在一开始就被扼杀和规制，就这样，一个过时的破坏性制度还能够固若金汤。
在西方左翼学界，有些人认为毛主义还没有过时，例如巴迪欧就认为文革依然是一个思考未来的起点。也有人认为毛主义彻底过时了，因为毛主义主要是农民革命环境的产物，例如理查德·格林。
不过，从批判旧世界的力量成长角度看，从低密度建设策略的无效性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相关策略，依然不会过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正能够除旧布新的批判力量需要在私人领域中间有序完成，低密度建设的局面是资本主义管理权私人化造成的结果，亟待冲破并由此争得高密度有序建设的新政治空间;二是仅仅局限于公共领域的抗议和争夺，无论是就抗议目标、力量整合乃至于相对于对手的力量对比而言，都不可能有效，这就与直接进攻中心城市策略无法奏效一样。
有鉴于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事业，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私人领域公共化的目标，但这与私人产权及其相关的管理权运用规则相冲突，不能夺取这个真正的根据地，资本主义还肯定会运道悠长。法国六十年代的抗议运动失败，及其后的左翼泡沫化趋势，原因在于未能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切割与规制，始终无法深入到劳动群众中间去壮大自己的力量，局限于公共领域的抗议运动陷入目标整合与力量不足的困境，在面对强大国家机器的压制只能够陷入瓦解和消极。除了左翼批判力量之外，西方持各种改良主张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其活动空间也同样被极度压缩，按照阿明的看法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后退到了社会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因循苟且下来就是那么个后果。
一句话，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不可能在旧统治阶级划定的场域内部“获得合理成长的空间”。以此而论，中国革命年代的根据地方略，不仅仅意味着要找到一个敌人很难进入的物理空间——山区，更意味着寻求己方力量的有序成长和持续建设的那种可能性，找不到这样的根据地，甚至连明确意识到这个根据地必要性的自觉，都还没有产生，那么就说明，一切批判力量都处于婴儿状态。缺乏高密度政治建设空间和成果，仅仅在公共领域提出过高口号的越界抗争，无异于立三路线的进攻大城市路线——有热望没有头脑。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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