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是小说，也是历史

《红旗谱》：是小说，也是历史

李永军　

    梁斌的小说《红旗谱》自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迄今先后印刷二十多次，累计发行500多万册，并改编成同名话剧（1959年，河北省话剧院）、京剧（1960年，承德市京剧团）、评剧（中国评剧院）、河北梆子、电影（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影制片厂）和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并有俄文、越文、英文、日文、朝鲜文等版在国外出版，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其事件和人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展现在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又绝不是实际生活的照搬，而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谱》作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自然离不开这个创作原则。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事件，一是1931年1月蠡县人民反“割头税”斗争，二是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这些事都是作者经历过的。
    反“割头税”是1931年1月春节前夕发生在蠡县的一场民众抗税斗争。时年16岁的梁斌参加了这次斗争，受到了涉世后的第一次锻炼。
    1928年暑假，梁斌从蠡县高小毕业，回到家乡梁庄。7月间，北伐军打到蠡县，因战事他未能去保定考学。后保定中学来蠡县招生，梁斌同时被育德中学和同仁中学（保定一中前身）录取。然正值其母病重，需人照顾，故未能入学。1930年暑期，梁斌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二师，年末寒假回家，有机会参加了反“割头税”的斗争。
    蠡县农民素有过年杀猪的习惯，猪肉一部分自食，一部分卖掉。可是，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县政府巧立名目，杀猪要收税，每头猪要缴1.70元的税款，外加猪鬃猪毛大肠头。这些税收加起来，价值二三小斗粮食。全县的“割头税”，县衙、豪绅勾结密谋，悉由地主恶霸包揽起来，横征暴敛，农民群众对此忍无可忍。1931年1月15日，正值春节前夕，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王志远带领二百余名农民上街游行示威，在全县开展了反“割头税”斗争。愤怒的群众砸了征税所，并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迫于群众的压力，县长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无奈之下被迫宣布免去当年的“割头税”，斗争取得胜利。梁斌后在《我的自述》中说：“这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我第一次见到世面。”为此他将此事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写入了《红旗谱》。
    《红旗谱》艺术地再现了反“割头税”斗争的始末，基本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反“割头税”斗争前夕，春兰的父亲老驴头就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眼看着平白无故被他们拿去。不，这等于是他们砸明火，路劫!他们要抢我二三小斗粮食!”作者就是这样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宏大激烈的斗争场面，详细写了冯贵堂与国民党县长王楷第(生活中1931年1月县长名叫陈锡畴，1932年县长名叫王汝楷)密谋“割头税”的情况，以贾湘农、朱老忠为首的农民反“割头税”斗争的风貌，展现了群众砸蠡县税务局的场景，最后众人冲到县衙，县长王楷第看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只好说：“可以暂时不缴割头税。”小说中的这些情节，与史实完全一致。
    “二师学潮”即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的护校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的政策。保定二师学生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活动。1932年春，全校有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组织成员200人左右，占全校学生的一半以上，成为保定地区革命运动领导的中心。
    保定当局几次派特务到校搜查，摘黑名单，并跟踪、盯梢，密捕进步学生。潜伏在学校里的国民党员、反动分子组织所谓“读书会”，到天津河北省教育厅密告进步学生，诬陷“二师共产党要暴动”。于是，省厅查封了二师，令其在4月里放假，6月登报开除了50多名学生，勒令30多名学生休学，并撤换该校比较开明的校长张云鹤，让反动分子肖汉三任校长。
    中共保属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开展护校斗争，几天之内，放假回家的学生中有50余名应召返回了学校。6月22日，反动军警包围了二师。在围困、饥饿政策失败后，7月6日全副武装的军警用机枪、步枪和刺刀向爱国学生开始了血腥大屠杀。护校学生当场牺牲八名，重伤四名，被捕50多名，关押在保定第四监狱，造成了“二师惨案”。反动当局于9月7日晨，在保定西关将被捕学生曹金月等四人惨杀，17人判处徒刑。二师武装护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参加这次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梁斌1930年9月考入保定二师的当年，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3月，他因病回家治疗。4月，国民党教育厅宣布解散二师，并登报公布了“共产主义思想犯”和“嫌疑犯”名单，名单中就有梁斌。梁斌按党的指示返校后，听到返校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消息，积极串联四乡同学，向群众宣传二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募捐援助被包围的同学。事后他说：“我参加了二师的护校运动，斗争对我影响极深，战友们在‘七六惨案’中被捕的有五十几人，被惨杀的有十多个人，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在“二师学潮”中被捕的臧伯平，进入保定二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兼任保定市西关区团委书记，“二师学潮”时还担任护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及纠察队队长。被捕后，他和其他学生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斗争。1935年5月12日他和其他六位二师学生刑满释放。抗战时期，曾先后担任唐县县委书记、灵寿县县长、晋察冀第五专员公署专员。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任市长。他曾出版以“二师学潮”为题材的回忆录《七月风暴》和《足迹》、长篇小说《破晓风云》、诗集《步尘小集》等。1964年他担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时，有一次给中文系的师生作报告，有同学递条子让他讲讲《破晓风云》创作经验，他慨叹一声：“不说那些了，还是讲当前的政治学习吧!……”南开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听了臧书记的报告，感到他对“二师学潮”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对那场血与火的斗争刻骨铭心，不堪回首。这从他的表情上看得清清楚楚。
    在小说《红旗谱》中，梁斌以大量篇幅，逼真而细腻地写了学潮全过程，很多情节几乎是“实录”，一些学生甚至用了真名，如惨遭杀害的护校委员会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等烈士，小说中悉用真名；烈士贾良图在小说中仅改一字，写成“贾应图”；烈士王慕恒和焦振生，小说中分别取姓氏小王、小焦……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11月30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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