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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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玲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很自然地就想起杨姐。
杨姐是我在西安认识的女出租车（德士）司机。我们一共也就见了四次面，一次是在酒店坐她的出租车；第二次是几个月后我晚上抵达西安时，她陪着开晚班车的司机来接我；第三次她专程送了两斤新鲜的腊牛肉到酒店给我，让我带些土产回北京；第四次她送我到机场。
杨姐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岁，只不过生活的煎熬，加上气候的关系，使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大些。但她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年龄差不了多少，因为我不修边幅，又像她口中说的“读书人的样子”，因此她把我当作不到30岁、学生似的小妹妹。
她是陕北人，这是在我离开西安时才听她说的。那时她送我到机场，在路上教我吃腊牛肉时配上辣椒油和醋。杨姐惦念着下次我再到西安时，要给我带上陕北的枣，说家乡的枣才真正好吃，我才知道她老家在陕北。
女司机开车一般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争先，求平稳。我们在往机场的50分钟里，概括地游览了她的大半生。她说，高中毕业后，不希望留在家里面朝土地，在农村干活一辈子，因此离开了陕北。比她年长十岁的丈夫是西安人，曾经到陕北工作。虽然是城里人，但因为穷，身体又有点残障，在城里也让人瞧不起，所以后来她就在他河南母亲极不乐意的情况下，嫁了给他。
她说，离开陕北时，和最要好的同学告别哭哭啼啼。同学留在农村里，她则终于进城了。她给人当过保姆，一个月挣八十块钱，也跑过地摊，讨生活的方式换了好几次，在西部微微地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余震变化。后来听到开出租车可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她下定决心把钱拿去学驾驶，考上了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骑着自行车在整个西安市里转，学习认路。
开出租车后，有两次遇劫的经验，都在光天化日下。有一次乘客让她把车开到死胡同里，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她说，那时候一心想着十岁不到的儿子，怎么也死不得，因此把那天赚的一百几十块钱都交了出来，捡回一条命。
杨姐说，有一次听说交上一笔钱，就可以申请到日本工作，说是帮人家刷碗。她本来想辛苦点离乡背井，为儿子多挣点钱。后来也是想到要把儿子丢下，因此没去。我劝她不要轻易听信这些出国打工的机会，好好地开车，教育儿子教育，西安会越变越好的。
我们谈得很投机，她没有什么抱怨，只是平平淡淡地一路跟我说。车子往前开，她的人生往后走。一个乡下的姑娘怎么在城里受人欺负，她不是没有害怕，只不过说起来好像这些都是平常不过的事情、必经之路一样，也没有义愤填膺。
我下车前，她没有留下我的姓名，还是满足于只知道我的手机号和我姓李、北京来的。
我带着杨姐的身世离开西安，偶尔会想起她来。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参加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的中外妇女招待会，我想起她问过我，而我一时也答不上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飞机上是不是得关上手机？为什么？北京很漂亮吧？北京……
除了参加母校的活动，毕业后从来没有置身在这么多妇女中间，专门庆祝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前来参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多，除了现在担任要职的女领导，还有男领导。主持人一一念出名字，男领导的名字多是一种象征式对女性的尊重，女领导多则是一种象征式的同一群体的自我荣耀。这样的用心很好，但当被“代表”和祝贺的中国妇女有6亿多，当同一群体之间的距离超想像，这样的“象征”意义，或许是十分薄弱的。
我在震耳的喜乐表演声中发了短信给杨姐，问她近来生活如何。
想是她在开车吧，过了好一会儿后，她才覆信。她说她很好，也问我如何，近来会否再到西安去，因为她春节后回去陕北老家，准备了一箱的枣等我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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