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机就是一杆枪
戴瑜慧 2007/06/15
智利电影导演古兹曼成立五人的电影小组，为了人们知道美国情报局是如何颠覆智利合法选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强大军力攻击总统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头，吶喊着「阿连德，别害怕，人民站在你身旁」，他们冒死拍摄「智利战役三部曲」
相对于美国的如数家珍，对于南方的拉丁美洲诸国，空白大脑映现的不是巴西嘉年华会上狂放的胸就是舞动的臀。氤氲热气中，慢慢挤兑出着军服叼雪茄的古巴卡斯特罗，还有指责美国布什总统为恶魔的热门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查维斯还说了，「要么社会主义，要么，灭亡」。
社会主义，这曾经在19，20世纪引领千万人的革命信仰，却在1989年苏联东欧垮台之后，被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讥讽为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被视为名存实亡的遮羞布。被唱衰的社会主义，却未就此终结，反而重返大地，掀起红潮，笼罩了80%的拉丁美洲，在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厄瓜多，海地，秘鲁，古巴赢得政权。
尽管对拉美无知，却还是可以对这样的政治变化，产生无来由的恐惧。惧共产幽灵的重返，惧拉美成为世界乱源，查维斯的反美言论，乍听有点痛快却又感觉直言挑衅姿态不雅。对于拉美这陌生难以理解的变化，冷战时期长久熏陶的「污名化与妖魔化」反共宣传，成为人们潜意识接收的诠释架构。何须管拉美左转的理由，带来动荡就是不好；将领导人妖魔化为独裁者，则将一切的变化简约为独裁者个人煽动的结果。污名化与妖魔化，制造的是简单对立的厌恶与恐惧，排除的是对拉美社会历史的脉络性解读，与人民作为行动者角色的阉割忽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拉美的左转，是人民被当成骆马使役，是极度贫富不均，是长久压迫的结果。压迫久远，上溯自数百年新旧殖民主义；反抗持续，自奴隶先辈到后世街上贫童。看不见拉美人民的反抗，是因为有一种压迫手段，就是淹没反抗。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全球廉价倾销下，黄黑皮肤的人们自此从蓝眼睛的视野认识世界，更看不见被殖民者对西方的血泪对抗。
被好莱坞消音，是因为拉美的社会运动掀起对抗好莱坞的电影运动。在1954年的越战，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3年的阿尔吉利亚独立，非洲独立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拉美武装游击队的激励下，拉美的文艺工作者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以摄影机为枪」的革命影像运动。他们主张以反殖民反压迫的「第三电影」，取代以好莱坞为代表宰制世界的「第一电影」，以及无能挑战好莱坞，强调精英品味的欧洲「第二电影」。电影不是商品，而是革命运动的一环，是政治、经济斗争之外的文艺战线。
为了纪录压迫与殖民者的丑恶，这场电影运动的参与者，如同游击队员般，冒着生命危险。智利电影导演古兹曼成立五人的电影小组，为了让后世的人们，知道美国情报局是如何颠覆智利合法选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强大军力攻击总统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头，吶喊着「阿连德，别害怕，人民站在你身旁」，他们冒死拍摄「智利战役三部曲」(the Battle of Chile)。
片中，记录了一位摄影师尽管面对坦克威胁，却拒绝离开，中弹之后，摇摇欲坠的身躯依旧持续拍摄的动容画面，以及阿连德总统在美国直升机的轰炸下，拒绝离开，决定就义的最后广播道别，他平静的说着：「虽然叛军当前，以武力威吓大众，但他深信千万智利人民的善良的意识将不会被摧毁；因为，社会的进程将不会被武力与罪恶所终止，历史是属于我们的，而它是由人民所共建的」。
若说拉美的左转，是少数政客的煽动结果，其欺诈，就如同宣称美国情报局未染拉美人民的鲜血；若说其变化是一夕发生，则是对拉美人民数百年斗争历史的无知。没有奥斯卡奖的镀金与垄断全球的营销发行，智利导演面对美国支持的皮诺契政权恐怖虐杀的肮脏战争(Dirty War)，只有逃亡，分批偷渡胶卷，于异国等待会合，艰困筹资剪辑的心酸。古兹曼说，这一切，只为了让后世人们，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努力的建立经营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拉美的今日左转，是昔日无数人们的生命仆迭，是历史的不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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