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玛塔．阿内克（Marta Harnecker）
译：阿伟
20年前，拉丁美洲与全球的左翼势力普遍陷入到一困顿的时期。柏林围墙给推倒；苏联迅速跌入深渊，而且在1991年年底截然瓦解。中美洲尼加拉瓜于1979年上台的“桑定革命”政权（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顿失后盾，也于1990年2月败选下台。中美洲其它各地游击队伍，也因新的国际形势而只得散解。当时，唯一仍在挥动革命旗帜的国度，是古巴；虽然所有征兆都指向它的末日屈指可待。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想象在往后短短20年间，左翼领导人纷纷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度重新上台。
旧日左翼的偏差
苏维埃社会主义（Soviet socialism）的挫败，为拉丁美洲左翼势力，尤其是那些走马列路线的左翼造成一定的困局。
在1980年代，尤其是马列左翼，从“南锥体”地区（Southen Cone，译注：一般指南美洲南回归线以南国家）的诸多独裁政权，以及与独裁政权斗争的过程中，学到许多教训与作法。马列主义份子，还从中美洲各种斗争、从哥伦比亚的游击运动中，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并开始修正他们于1960、70年代一连串偏差和错误作法。这也是他们当初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党模式全盘照搬所造成的结果。我不打算继续深入这个议题；但在我一本着作《重建左翼》（Rebuilding the Left）中，则对此有细致的探讨。
在这儿，仅大致提出以往的一些偏差：
（a）先锋党路线（vanguardism）、垂直领导路线（verticalism），以及威权路线（authoritarianism）：透过这些模式，运动的方向、领导者的职责、斗争的场域等，全都由政党来指令，甚至贯彻到与它相连结的社会运动本身。而社会运动，也因此无法参与决策，提出对自身最有利的规划。
（b）本本主义（theoryism）与教条主义（dogmatism），这造成战略至上路线（strategism），汲汲于规划出伟大的战略目标，譬如为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斗争，却缺乏对当下具体历史条件做任何分析。
（c）在分析具体状况时，冒出歪曲现实的“主观主义”（distorted subjectivism），或“历史主体的物化”，采用不当的战略与战术，这是因无法看到革命性社会主体的历史独特性（包括忽视各种族群与文化运动的斗争，以及民众革命性基督教的斗争）。
其它错误，则包括：认为革命就是靠着少数激进人士夺取政权，然后就可以靠着国家机器来解决民众的问题，而把民主的价值贬为次要。这甚至会朝向把革命势力与民主势力变成是两回事。如果革命势力不民主，那就会把“民主”这顶帽子丢到它那些社会民主路线盟友（social-democratic allies）的头上。
尊重差异 吸纳新的革命主体
其实早在苏维埃式社会主义路线垮台前的前10年，左翼人士已想要克服这些错误。我想指出另有两个因素，对左翼的成熟过程有一定的影响。第一个，是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教学理念。这在我们好几个国度，形成一股重要的民众教育运动，而当时也与左翼政党的基本信念“先锋党”有所抵触。那些左翼政党惯于自认为掌握真理。第二个，则是那强调尊重差异、拒绝权威的女性主义想法。
首先会把这些想法与观点给纳进来的，是那些中美洲的政治-武装运动。尼加拉瓜的“桑定革命”（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于1979年率领民众推翻索摩萨（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独裁政权，显现出这种对待事务的清新作法，而得以逐步在政治运作上迈向胜利。像是它会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中，任命一些激进的传教士担任部长，以及它采取的的政治多元路线。
萨尔瓦多共产党游击队司令官萨菲克（Jorge Schafik Handal）首度指出：拉丁美洲革命新的主体，不能再只限于劳工阶级，而是应有许多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体。因此，革命进程不能再只是由共产党员单独领导，而是应把所有新的主体吸纳进来。像是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游击队“穷人游击军”（the Guerrilla Army of the Poor），就是第一个把原住民纳进来，认定他们是革命主要推动力量的政治组织。
人们开始了解，这种新的政治组织得投入到社会中，并得深入民众部门。它得克服那种把它所经营的社会基础（social base）全部给同质化的走向，在多样中求得同心协力，尊重族群、文化、性别等差异。人们也开始了解到，这种对差异的尊重，也是指为不同的主体来改变既有的用语，接纳不同的内涵，改变不同的形式；而在当今信息与图像时代，视听语言尤其重要。
人们决定要超越霸权主义（这也是指由上而下领导，占取职位，然后对其他人施发命令），要超越那种强力来推动路线与行动的高压推进式政治（steamroller politics）。人们开始明白，这是个争取领导权（hegemony）的议题，这也是指社会中愈来愈多部门会接纳这既定政治组织的策略（policies）。
并且是在了解到，不能单纯把这些运动视为政党决策的传送带，而是当它们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发展出自己斗争的议程时，左翼势力与民众运动的关系也才会变得更成熟。
社会主义让民主充份发展
左翼势力也开始了解到，它的作用，是来协调各类不同的议程，而非居于上位精心泡制出单一议程。它也逐渐清楚自己的角色，是提出方向，是让各种社会运动能顺畅进行，是与运动齐肩并进，而非取代它们。还有，就是得消除那种压制民众出头的老大心态。左翼势力现在也明白，它得学会倾听，学会对民意做出正确的判断，仔细聆听民众提出的解决方案。左翼势力意识到：为了能协助民众成为主人翁（protagonists），并能感受到自己就是主人翁，它得从垂直式军事领导的作风，转换为民众教育者，而且能引发民间含蕴的智慧与力量。
左翼势力，在放弃劳工至上（workerist）论点后，也开始了解到，新的政治必须尊重新主体的多元性，捍卫所有受歧视的社会部门：妇女、原住民、黑人、青少年、儿童、养老金领取者、不同性取向的人、残疾者等等。左翼势力也意识到，重点不应再只是为自己的政治组织招兵买马。组织与其紧紧抓住争取解放的群众中的那些正当的代表性人士，还不如成为一个协调各个生活层面，进而转而朝向共同方案的团体。
最后，左翼势力也理解，民主是民众最珍爱的旗帜；而争取民主的斗争，不能与那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分开。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民主才得以充分发展。
如果能记住这段历史，我认为我们就可更理解近几十年来在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第一篇，是我们讨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导言。
2011-8-25
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的首长们出席秘鲁总统乌马拉的就职典礼，结束后一同合影留念，图摄于7月28日。后排由左至右分别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马杜洛、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南美国家联盟秘书长麦吉亚、苏利南总统包特西、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厄瓜多总统柯利亚；前排由左至右分别为：智利总统品尼拉、乌拉圭总统穆吉卡、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秘鲁总统乌马拉、巴西总统总统罗赛芙、盖亚那总理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及巴拉圭总理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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