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在《他与读者同在》的悼辞中，提到“大约七、八年前，光年同志告诉过我，在巴老彻底病卧在床以前的一个秋夜，他与光年同志共同泛舟于西子湖之上，他对光年同志说：现在中国人总算能直起点腰来了！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喜悦了。这样的喜悦在巴金老人的一生中并没有许多次。” 读了这段文字，内心之沉重压抑，几乎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如果把巴老的这段内心表白与中国现实相对照，确切地说，应该是“现在中国人中的文化精英们总算能直起点腰来了！”当然了，我也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喜悦”。这样的喜悦，在巴金老人的一生中也许确实并没有许多次。 而这种喜悦，不管思想深邃、据说充溢人类关爱之情的巴老是否承认或主观意识到，偏偏却是建筑在中国千千万万“下等人”不得不重新弯下腰来，去接受文革发动者所要防治避免发生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基础上的！ 很显然，无论是逆来顺从默默死于非命的无数中国矿工，还是因绝望反抗而死得惊天动地的农民工王斌余之类，均不会进入竭力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而从来不提建立“改革开放博物馆”之巴老的《随想录》；更不会进入各位文化名人赞扬“巴老充满忧国忧民之心”的悼念之文。 同样是一死，人与人所作的反应感受，却会如此隔离对立、如此天差地别！就凭他们只按自身个人境遇论短长的是非判别标准来看，中国的某些文化人，哪怕是巴老那样德高望重的文化老前辈，到底是真爱他们终生挂在觜上的“人民”吗？还是其实只爱他们自己？ 这，才是真正使人彻骨心寒和伤痛的地方！ 想起了巴老《寒夜》之中的话：“夜，的确太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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