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12周年：“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上）
(作者雪莉·麦克兰妮于1973年访华——编者注）
作者：（美）雪莉·麦克兰妮 著/张桃 译
我将在这里开始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
上海。解放饭店（the Freedom Hotel）宽敞而舒适，这是外国人统治这座城市时期遗留下来的。房间的地板上铺有地毯，厚厚的羽绒床铺上，用的是棉被，而不是广东那种灰色的毛巾床罩。这里有浴缸，你可以倚靠在那儿尽情享受。你可以走进更衣室，在全身镜前摆出各种姿势，抚摸着椅背上白色的花边，赞美木质天花板上装饰着的精美雕刻。窗明几净、井井有条的房间，洁白无瑕的亚麻布，眼前的一切使我们恢复了活力，我们快乐地尖叫着。
与强调实用主义的广东的宾馆相比，解放饭店的八楼是纯粹的奢华。我欣赏这种奢华，尽情地享受着它，当有人说我们只是“一小撮幸福的资本家”时，我也和其他人一起笑。代表团的女人们看上去又显得开心起来，我也为此感到如释重负。她们互相观察彼此的房间，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赞美着这座伟大的港口城市的不同景观。她们跑到大厅的柜台前，买了邮票和明信片寄回家。我走了出去，想看看这座城市。
上海。当我踏上这个大都市的街道时，我自言自语着。上海。一千五百万人口，都在一个地方，在这个一度以它的高档妓院、鸦片烟馆、腐化和堕落而闻名遐迩的城市。我沿着外滩走着，那是一条臭名昭著的海滨街道，英国人曾在那里堆放他们的鸦片，来交换中国的财宝。在这里，最为声名狼籍的妓女们曾在那些快要饿死的同胞旁边做她们的生意。现在，黄浦江上挤满了货船、拖轮、驳船、舢板，甚至还有划艇。人们生活在河上，有些人在这儿呆的时间像中国的历史一样漫长，还有些人生活在这儿是解放以后，这个国家掀起工业大潮的结果。风吹拂着我的脸颊，我感受着河水的气息，寻思着黄浦江是从哪里流进滚滚长江的。我曾经看过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图片。我吃惊于一个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如何有这样好的身体状态。我想到了长征，毛和他的追随者们所经受的对于人类忍耐力的巨大考验。我想到了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的10000人，我还想起，据报道，周恩来如何将自己化妆成尼姑逃离这座城市。他去了北方与毛泽东会合，最后明白了，在中国，你不能在城市里革命。你要在中国的农村进行革命。
我转悠到了南京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到处都是自行车，和鸣叫着的车辆。我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牺牲了“闲暇时间”，来帮忙维持交通秩序；他看上去没有什么代表权威的象征，没有制服，没有徽章，也没有棍棒或者手枪；但是每一个人都遵守他的指令。整个印象好像是一曲恢宏的人类交响乐，而其中每一个人都骄傲地弹奏着同样的乐器。
上海。我再度自言自语。也许在这里，我将开始了解他们革命的真正意义，他们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革命。
那天晚上，我们在宾馆六楼的外宾餐厅吃饭。我想像着，在革命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那一时刻，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在同样的餐厅吃饭，谈论着权力集团和共荣圈，坚信他们的帝国将永远辉煌，他们祝酒干杯，向着服侍他们的中国乡下人屈尊地微笑。有人提起，有一个革命游击队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打仗，从这儿步行五天即可到达，我想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们坐的那两张大圆桌上，高高地堆着栗子、菠菜、牛肉、配着调味品的饺子、啤酒和苏打。当我们吃着东西，哈哈笑着，谈论着我们的食物时，侍者们静静地看着。他们和老华纳兄弟公司描述的中国形象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步履蹒跚，没有点头哈腰，没有盆栽棕榈，没有柔和地在头顶盘旋的吊扇，他们使你相信这里一切正常。那些食物，本质上和广东的食物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可口的：酸酸甜甜的鱼，奶油蛋糕，还有豆腐。我们兴高采烈地吃着。帕特·布朗森吃着黄瓜。
在另一张桌子上，一群法国人带着轻蔑的微笑，审视着这些为外国人提供的食物。一群日本人穿着职业装、干净的白衬衫，打着领带，代表了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采取一种彻头彻尾的无礼态度，来掩饰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罪恶感。我后来和日本人交谈，发现尽管他们欣赏所看见的许多东西，但还是被中国搅得心烦意乱。显而易见，对未来的预感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我想到了我在东京看到的那个交警，他在拿到防毒面具之前，还在照料着他的小花。
还有一个从不列颠群岛来的代表团：英格兰人（Englishmen）、威尔士人（Welshmen）、苏格兰人（Scots）和爱尔兰人（Irish）。因为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我们比较了一下记录。一个瘦瘦的、红头发的苏格兰男子抱怨道，他被禁止参观一个精神病院，这种抱怨演化成对中国人长篇大论的抨击。
这个餐厅变成一个缩影，象征着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中国人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们是“中国”的公民――一个中央王国，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围绕着它运转。我碰上一个美藉华人，他是1949年离开中国的，他被此后所发生的变化深深震撼。一个中年的美国记者，曾经是一个“中国通”。他年轻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比较弱小，他对中国人说话的语调也一定是颐指气使的，现在他正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去旅行，完全换了一番语气。中国人暗自欣喜，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人比我们其他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曾经是多么地令人震惊。
然而，真正的中国并不存在于解放饭店的八楼。现在是到农村去实地调查的时候了。
公共汽车顺着上海的外沿嘟嘟地行驶着，司机不停地摁着喇叭，看到每一个人，每一只小鸡，每一个漫步的小孩，有时甚至在看到每一棵树时，他都要摁喇叭。显然，在中国，带轮子的机动车还是一种新奇的事物，我们的司机带着一种无拘无束、豪放不羁的快乐来完成他的任务。
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最后在一个检查关口停下，在那儿，两个红军战士对司机说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过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中国公民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到离他所在城市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这就像从纽约（New York）到东汉普顿（East Hampton）或者从洛杉矶（Los Angeles）到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需要通行证一样。
我们又上路了，最终停在一个连绵起伏的苜蓿地旁边。在那儿，我们从车上爬出来，仰起脑袋，呼吸着新鲜、纯净的空气。
一条肮脏的路，两边栽着灌木丛，从铺好的主干道延伸到一个小村庄，村里的房屋都是用烘焙过的粘土砌的，屋顶盖着茅草。这就是马桥（Machiao）人民公社。沿着那条肮脏的路，人们在小麦田和苜蓿地里工作，灌溉着庄稼，在晴朗炙热的天空下聊天，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又是鼓掌又是招手，表示欢迎。有些人停下手中的活，只是默默地注视着。
一阵清爽舒畅的风吹拂着田野。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的随意污染是这次行程令人震惊的事实之一；燃煤的工厂喷出又浓又脏的烟雾，乡村的火车燃着煤，许多摩托车看上去燃着一种未经提炼过的原油。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同时，在中国，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吸烟，在宾馆和办公楼里，时时处处弥漫着含有尼古丁的烟雾。但是在这里，风和日丽，空气清新而令人陶醉。我们这些美国姐妹们今天都兴高采烈的。阳光对于人真是一种慷慨的滋养。
在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我们坐在主楼里的一个方形木桌边，有人给了一份公社工作进展的统计报表。该公社成立于1958年九月，当时有35800人，被分成8021户，97个生产小组，和20个大队。实际劳动力有20824人，其余的是小孩和老人。公社生产的农作物有棉花、水果、蔬菜、油料豆类、谷物，但主要产品是小麦和苜蓿。革命委员会由人数均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他们似乎对所完成的一切深感自豪。
介绍会后，我们在革委会人员陪同下四处走动、拍照。快到午饭时间了，公社的妇女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准备午餐；尽管在闹革命，妇女们仍然要做饭。酱油、豆腐、蔬菜、烧肉的诱人的香味飘荡在田野上。
在这里，我再次开始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这些人中，有一种相濡以沫的紧密关系，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团结在一起。他们生产的不是摆在次等百货商店里销售，得些蝇头小利的垃圾。他们在支撑着中国。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们的自豪感和目标意识是富有感染力的。
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证明，为了使妇女的技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真正地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她们在农场、码头、工厂工作。她们在学校教书（在革命以前，妇女是不允许教书的），妇女工作被归入革命委员会计划的各个方面，她们的宣传照片被展示在显要位置。人们三番五次地告诉我们，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必须地位平等，才能撑起她们那半边天”。
但是没有妇女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在公社里，妇女还没有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中国工农是根据工分制度来分配的，工分是在体力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计算的。通常妇女们在体力上不如男人强壮，而且例假期间，劳动时间减少，所以她们的工分比较低。中国人自己意识到这种制度不公平。他们有要求平等的愿望，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男性，告诉我们，争取妇女地位的平等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我发现自己对中国达到那个目标所花的时间，比对美国更为乐观。这不但因为中国人的态度更真诚、更严肃，而且因为新中国必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仅在23年前，妇女还被看作奴隶，受到非人的待遇。
在旧中国，女婴常常被溺死，仅仅因为是女孩，在家庭中没有价值，而且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常常殴打妻子，使她安于本分。寡妇不许再婚，如果再婚，将被用石头砸死。裹脚的传统强加给妇女身体上的束缚，使她们不能自由自在地行走。旧中国的妇女每天都必须忍受精神上、心灵上、体力上的痛苦，在某些方面，妇女们自己跟男人一样，对于这种长期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负有责任。关于妇女地位之卑微的神话不由得你不信，孔夫子就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必须放在整个革命的背景中来考虑。中国人一直提醒我们，他们仍然在为彻底的平等而斗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主要是与妇女自身有关的。在美国，奴隶和妇女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们常常不愿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白人老板不喜欢这样”。然而现在，新中国的男人正鼓励妇女相信她们自身的解放和平等，看来他们参与了“另外半边天”的解放事业，就像他们自己的解放获得成功一样。在那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宣称他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所有的人，这意味着，最终人们是为他人工作，而不是为自己工作。我再一次地感到怀疑，这样一个无私的、高尚的信念能否真正实现。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不可能统统拍下来。克劳蒂娅（Claudia）和琼（Joan）能够拍下在拖拉机上的妇女，并展示一行一行笔直的庄稼；她们能够拍下收获的场景，脱粒机旁成堆的小麦；她们能够拍下赤脚医生，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为孩子们检查麻疹、扁桃体炎和许许多多其他小毛病。我们能够展现所有的这些。我们能够拍下开会的场面，年轻人认真地背着统计资料，他们认为西方人总是想听到这个。我们能够拍下仓库前的空地和婴儿。我们能够拍下配备齐全的公社，除了人们自己的家以外，还有商店、医院、幼儿园、托儿所、主要会议厅。我们能够展现效率，生产的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效率。
然而，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更加错综复杂的。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我们还是不能够拍下中国人的灵魂。即使我们身处其中，也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理解呢？我们是美国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妇女，从来没有真正地遭受饥饿和屈辱。我们没有被迫卖女为娼，卖儿为奴。我们没有遭受骇人听闻的几千年来人类最为卑劣的剥削和压迫。我们没有必要像历史学者那样，对革命之前中国是什么样子了如指掌，感同身受。它隐藏在我们看到、碰到、感到的一切背后。中国现在是骄傲的――为她自己和她的潜能而骄傲。她获得了尊严、团结，这种精神完全渗透到作为中国支柱的公社当中。中国的农村是革命胜利的地方，农村包含着中国未来的奥秘。
我从公社往外看，看着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地里一起工作。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农村去工作，并按规定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他们低声地说着，笑着，在太阳底下进进出出。他们的身体语言倾诉着共同的希望，共同的境界和共同的自由，可以免受饥饿和污辱的自由。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们既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历史。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特性，我只知道，如果我被送到农场，我无法在那儿坚持五分钟。他们的历史、神话和幽默不是我所能理解和参照的。我在中国看到和学到的一切，无法和我在美国所了解的相比较。我不能在中国生活，我也不想在中国生活，但是我很高兴，我们都一起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太多的东西能给我带来希望。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当我观察、了解和吸取了中国的经验教训，我渐渐发现，自己又能够对人类充满希望和信心。
社会主义新家庭
上海的Fungchen工人新区看起来像是美国任何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一组简易的四层楼的建筑，围绕着一个院子，孩子们在那儿玩球，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太阳底下。我们去的那天，参观了许多整洁、实用的套房。有人告诉我们，每一套两间卧室的单元房可以住一个六口之家，父母住一间，孩子和祖父母住另一间。这些就是城市工人的家，他们占上海15，000，000居民的大多数，他们的平均工资是一个月48元。有一个家庭给我们详细列出了他们的开支：房租一个月2.50元，电费50分，鞋子2元，一套衣服5元，一年的医疗费用2元，一年的教育费用2.5元，每顿饭平均20分。一台收音机要花大约40元，一辆自行车大约75元。
有了这些费用，一个家庭的日子可以过得十分舒服。这些套房是俭朴的。毛主席在各个年龄的肖像往往被挂在衣柜上方，装饰着一瓶鲜花，一个钵，也可能是一台收音机。在白天，客厅的床当作板凳用，通常还有几张硬背的椅子。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照明。
卧室更有个性，衣柜上装饰着孩子的毕业照，全家福，毛主席语录镶嵌在镜子里。孩子们负责自己房间的清洁，男人分担所有的家务，包括洗衣和熨烫。然而，正如在农村公社一样，妇女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做饭。当尤妮塔（Unita）看到这些整洁、简朴的套房时，她肯定想起了美国黑人区，帕特·布朗森（Pat Branson）不由得与美国工人阶层的条件进行比较，甚至是南部一些地方的白人区。
正式的参观之后，张告诉我们可以随意四处走走，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去其他一些中国家庭看看。我请求张带我去没有列在预计行程上的家庭，她答应了。走过几个街区，我们来到一个姓梁（Liang）的女工家里，她结婚了，有两个小孩。
她的房子一尘不染，有三间房，住着九口人，陈设的东西包括一束插在蓝色瓶子里的塑料花，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张桌子，铺着一块带有精美花边的桌布。主人端来热茶，一碗硬糖，一些小饼干，尝起来像是用纸、小麦混着一点儿糖做成的东西。对于一个外国来访者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看上去受宠若惊，又疑惑不解。她的丈夫又高又瘦，很有幽默感，性格外向而富有感染力。儿子大约十八岁，是一个高高的、文弱的孩子，他光脚穿着皮鞋，紧张得手足无措，一直想去取一双袜子。他的姐姐，25岁，拘谨地坐着，两腿并拢。我询问那个妻子，解放以来她的生活怎么样。
她说，她年轻时在中国东北一个日本人开的工厂工作。日本侵略者残酷而又暴虐，他们指使一个中国工头殴打她和她的工友，强迫她们加快生产速度。按照野蛮的陋习，她快八岁时被缠了脚。“我妈妈缠的，”她说，“这样我才能得到一个丈夫，我得到了。”缠脚的时候，脚趾头必须一点一点地拗断，才能成形。在工厂的时候，她必须站着工作，一天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以致于一天结束的时候，她的脚肿胀起来，流血不止。晚上，她不得不跪着清洗地板，还会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殴打。
“但是，我宁可挨打，也不愿没有工作，”她说，“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没有吃的饿死了。至少，在我工作的时候，我能买一些粥。”
解放前，她的丈夫遵照封建习俗，从来不许她问候和接待客人。她的婆婆是旧中国典型的厉害婆婆，不允许她抚养自己的孩子。正如她说的那样，“女人们自己忍受了三十年的折磨，她们等着在儿媳妇身上报复。”年纪大的女人不能支配家里年轻的男人，但完全可以对女人颐指气使。梁还说，别人教导她要遵守“四德”：
1举止要符合中国的道德规范
2跟男人说话要保持一定距离
3永远要保持严肃端庄的神态
4在家里要像奴隶一样地劳作
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被教导要做到“三从”：
1婚前从父
2婚后从夫
3夫死从子
在梁跟我交谈时，她看起来像是把她的过去当作久已忘怀的事情。张静静地坐着，为我们两个翻译。大约一个小时后，梁宽厚地微笑着，问我是否愿意问问她的丈夫苏楚（Suchu），解放以来他的感受和经历。
当苏楚开始谈话时，梁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到门边的地板上。
“这场婚姻是包办的，”苏楚说，“我不知道我会娶到什么样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梁。她可能患过天花，或者有其他疤痕，或者是瞎的，诸如此类我所知道的疾病。但是我们结婚那天，当我看见她时，情况还不算太糟。”梁笑了，孩子们迅速地瞄了我一眼，看我是否觉得他们父亲说的事情很可笑。
苏楚重复了一遍“三从四德”，他说因为他“那时信奉封建思想”，所以他希望他的妻子遵守所有这些要求。
“在旧社会你打过你的妻子吗？”我问，想知道他对这么一个直接的问题反应如何。
“当然，”他回答，“就像这样。”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叫梁也站起来，开始演示他过去是怎样用肘部殴打她的肩膀和胸口。“我所有的朋友都打他们的妻子，所以我只是遵守习俗。有时我打她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好一阵子没打她了。梁对这种殴打逆来顺受，因为在她意料之中。尽管隔三差五地，由于贫穷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我感到意志消沉，脾气粗暴，需要把我的坏情绪发泄在什么人身上。不过我没有真正地伤害她，是吗，梁？”
全家都笑了，梁对他摆了摆手。
我必须问一个问题，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一个人问，“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打你的妻子？”
“哦，”他说，“就在解放后，毛主席的新教导禁止我再打她，对我来说这很难适应。我有时会发脾气，抬手想打她时，她和孩子们会制止我，提醒我毛主席不允许这样，于是我就忍住了。这并不容易。我和我的朋友讨论了很多次，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也有同样的问题。妇女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改变。他们坚持着一种反叛精神，如果我们虐待妻子，他们都会反对。不可能再打了。”
“那么，最后你是怎样转变的呢？”
“开始时，政治学习小组教育我们，妇女必须得到平等的地位，因此我们不该打她们。然后居委会和革命委员会又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但是主要是通过实践来教育。我学着不去虐待她，不久我开始意识到，她值得平等对待。”
“梁是否曾经因为别人教导她，她不值得平等对待，而拒绝解放？”
“不，如果你说的是我不再打她的话。”全家又一次笑了起来。“年纪大的女人拒绝解放，是因为这意味着，她们不能再虐待年轻女人。解放前，年纪大的女人从来不做家务，要求年轻女人做全部家务。解放后，年纪大的女人要跟男人一起来分担家务，因为如果年轻女人地位平等的话，她们就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
“你对你的妻子出去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梁咯咯地笑着。
“我不喜欢，因为她和其他男人打交道。有一段时间，我跟着她去上班，看一看她在做什么。但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努力工作，我感到自己很愚蠢。不久我就不担心了，不再跟着她。我甚至接受了她晚上去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会议。我认识到，如果我不理智地去适应这些，只是一味地嫉妒和愤怒，我将不会成为新的革命的一分子。我的朋友们，以前也是思想守旧封建，现在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期。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否则那是违法的。”
苏楚停下来，沉思着。看来，他对和我一起重新评价他的新生活感到津津有味。对于此事他相当坦率，一些参与我们聊天的邻居也像他一样感到津津有味。
“解放后，有时我们也会发生争执，女儿站在母亲一边，儿子站在父亲一边。我们会吵架。那是一个自我批评变得有用的时期。起初我发现这很难，因为我不习惯被批评，而且会为我自己的错误找理由。但是通过跟家里人一起讨论，同时随着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我觉得这变得容易些了。那时我也可以自由地批评其他人。通过那些自由而开放的日子，我们一起完成了思想转变。现在我们有了新作风。在新社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提倡三大作风：（1）理论联系实际；（2）密切联系群众；（3）批评和自我批评。”
“你能够自由自在地批评这个国家吗？”
“当然。因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知道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那么，如果犯了错误，并且发现了错误，我们就要指出来。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依靠人民。因此当错误发生时，人们能够而且必须承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责任。”
“随着外国人的涌入，你认为你们的社会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吗？”
“多数外国人只提问题，而不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他们没有谈到太多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通常只询问关于我们的事情。”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思想观念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没有，只是年轻人更有活力。哦，是的，年轻人觉得较容易适应我们的新社会，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旧的封建习俗。”
“你的孩子决定结婚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是同意他们自由选择还是干涉他们？”
“我们家里很民主。我们会内部讨论。但是，如果我们的哪一个孩子选择了我们不同意的对象，最后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
苏楚看着他的孩子们。他们害羞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
“近期内你打算结婚吗？”我问他的女儿。
“不，”她平静地说。
“你认为你会选择独身吗？”
“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我转向儿子。
“你认为因为解放，是否有更多的女孩子主动建立恋爱关系？或者男孩子还坚持这是他们的特权？”
他脸红了，拉扯着他那想像中的袜子。
“我跟女孩子不熟，”他说，“所以我不能确定。但是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是这样的。”
整个屋子爆发出一阵笑声，他一屁股坐进了椅子。
我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与革命无关的私人问题会遭到嘲笑、怀疑和冷遇。这些问题好像也侵犯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个人隐私。他们是“典型的西化”，所以不“成熟”。从苏楚告诉我的关于他自己对妇女解放的适应过程来看，我得理解，年轻人不愿意讨论什么时候、和谁结婚。
在中国，大家齐心协力，好像一个人似的
在中国，没有人是独居的。当我们在人口稠密的乡村旅行，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闲逛，或者在三代同堂的公寓里采访，我渐渐地理解了，在性方面，中国正在发生着非同寻常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提倡性自由，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清教主义和性压抑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最终会危及到其他形式的自由。在中国，我的一些最基本的信念动摇了。
“在农民中，即使在革命前，也从来没有任何时间，来真正地探讨性的问题，”韩素音（Han Suyin）在行前告诉过我。“他们曾经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养家糊口上。现在整个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因此道理也是一样的。”
我感到纳闷；在我看来，性欲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望，而且大部分的心理学研究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于是，一天下午，菲莉斯（Phyllis）和我跟我们的向导张（Chang）进行了一番长谈，她是妇女联合会的领导，解放后曾经从事过中国妓女的改造工作。
据张所说，中国人民有太多的事要做，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性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国家提倡晚婚――晚婚年龄大约在二十六岁，为的是控制人口增长，并使年轻人把“年富力强的大好年华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张说，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婚前性行为，没有卖淫，在学校里也没有性教育。“无论如何，”张说，“到年轻人二十六岁时，他们自然而然什么都知道。而且，在婚前没有必要经历性行为。”“我们的年轻人，”她说，“不会被外貌或性感所吸引，而是被政治思想所吸引；即使他们在性方面彼此吸引，他们也无处可去。没有私密的地方。”
同时，在解放前的中国，性自由和对妇女的压迫、征服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人来说，一个性自由的社会，意味着男人可以欺骗女人。解放后，张曾经做过成千上万个从前的妓女的改造工作，她知道，对于她们而言，谋生有多难，她们没有技能，而且没有多少男人愿意娶她们。
张曾经在挪威（Norway）呆过一阵子，和她丈夫在那儿的中国大使馆工作。对于尝试新的性行为方式，她流露出一些好奇心，甚至向菲利斯和我暗示，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乐此不疲。但是显而易见，在中国，标准的方式是传统的“传教士”姿势，男人在上面，而口交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性恋被认为是“堕落”的；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从未听说过这回事，而其他一些人听到这回事时，流露出避之唯恐不及的神情。张也假装不明白手淫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久就承认，当小男孩手淫被看见时，他们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并被告知他们会“被传染而生病”。张说，他们灌输的恐惧如此有效，以至于小男孩“再也不敢这样做了。”对于女孩而言，她让我们相信，她们从来不会手淫，因为她们看见男孩子们所遭遇的一切。
孩子们极少见到父母的裸体，到他们七八岁时，他可能再也不会看见父母不穿衣服的样子了。一个女人不结婚是很不正常的，而她如果没有孩子也同样不正常。张觉得一个女人的生活中没有孩子就没有了意义。
我发现，对于性的无知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刘红（Liu Hung），长得如花似玉，十九岁了，甚至还不知道“婴儿是怎么来的”。在生物课上，她曾听说“婴儿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生长的”，但她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到那儿的。我们坐着汽车的行程中，代表团的一些女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性方面的话题，但刘对于他们讨论的内容从来不置一辞。她多多少少有些尴尬，因为十二岁的凯伦（Karen）知道的比她还多。对于性的无知不止刘一个人，另外一个三十岁的男导游，为了搞清“卖淫”的意思，去查字典。当我问张，为什么国家不对公民进行性教育，她顿时显得有些戒备。
“每个家庭都不认为它有责任传播性知识，”她说，“国家已正式声明它是一个私人问题。而且学校也不进行性教育。”
就是那样简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新婚之夜相逢，彼此都期待对方是处男或处女――对于他们该干什么，他们知道的少得可怜――于是就无师自通。维多莉亚女王会喜欢现代中国的。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在中国，你会忘记性的存在。没有为了销售香皂、香水、软饮料、苏打水等等与性相关的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广告。不分性别的服装也削弱了性的特征，从而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使你更加关注中国人的个性，而忽略了他或她是否具有身体上的优势。在中国，每年有18，000，000人口出生，这个统计数字证明，某些人，在某些地方进行着性行为。但是性肯定没有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按照在生活内容中占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算，性可能名列第七。
我们代表团的美国女人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女权主义者谈论着男人的“好色”，而其他人则带着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谈论着她们的男人。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和中国男人接触。后来，我们碰见了呆在中国的美国男人，他们描述着由于缺少和中国女人的接触，他们是如何沮丧。我们都开始憧憬着和异性的接触。真正的、缱绻的、温暖的人与人的接触。我们在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它。
在上海的一个下午，我们参观了少年宫。一座庞大的向四周延伸的建筑，曾经是外国大使馆，现在成为孩子们的大型课外活动中心。我们每人都分派了一个小孩，领着我们参观体育馆、音乐厅、训练厅、戏剧创作室、舞蹈班。孩子们拉着我们的手，无忧无虑地笑着。他们看着帕特·布朗森表演一些动作，这些是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在德克萨斯（Texas）舞蹈班学的。一个小孩向尤妮塔展示了一小幅画，画上一个黑人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尤妮塔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是我碰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这个中国小女孩拉着尤妮塔的手，领着她和我们一起去下一个地方。
这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围坐在一个长桌子上，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少年宫，关于在中国的生活，以及许许多多我现在已不记得的其他事情，因为代表团的成员一度感动得哭了起来。凯伦紧紧握着她的中国新朋友的手。妮妮芭（Ninibah）送给她的朋友一件羽饰。尤妮塔挥动着那幅画。叶和菲利斯紧紧拥抱，凯伦把头埋在她朋友的肩膀上开始啜泣。我泪如泉涌。仿佛有一种有形的――然而又是神秘的东西――同时触动了我们大家，一些关于我们自己家庭的记忆，一些对于回到我们原来生活的需要。认识到那种被叫作“共产主义”的怪物，也有着深不可测的积极的方面，随之而来的深深的内疚得到了惊人的释放。我们变得自自然然，不再设防，而容易受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不满，因为我们总是被教导说，共产主义是可怕的。
那天晚上，我是那样地渴望爱的呢喃、偎依、抚摸和拥抱。一个孩子，一只小狗，或是另外什么人都行。我在中国做过两个性梦，那天晚上就是其中之一。
代表团发生了更加令人心烦的事情……
尤妮塔的腿发生了水肿。南茜（Nancy）开始发烧，最后急升到106度。琼的胃一直不舒服。菲利斯咳嗽得厉害，吃了大量的维生素C。罗莎（Rosa）摔倒了，扭伤了脚踝，帕特的脸开始显出黄瓜的颜色。最糟糕的是，克劳蒂亚（Claudia）的官能失去了协调性，拿着器材摇摇晃晃。她的双手发抖，嘴唇哆嗦。在汽车上我和她一起坐了一天，问她出什么问题了。
“我想，我在这儿看见的事情，让我开始分析自己，”她说，当她把头发从眼前拨开时，她的手在颤抖。“我想我也认识到，我是多么争强好胜，这太可怕了。我努力使自己不要这样，因为我知道这样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性。但我无法控制。有时候我担心琼在怕些什么，比我担心自己的工作还要厉害，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我们俩都不错。为什么不能有我们俩同时存在的空间？我甚至和她交流都有困难，因为我是这样地怀疑自己的感情。”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只是在中国，我看到所有的人都齐心协力，好像一个人似的。他们如此无私，这对于我所知道的一切是一个挑战，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工作方面。这很沉重，你了解吗？这就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如果我能够停止考虑关于自己的问题，我的官能会活动得更好些。这些人提醒了我自己的缺陷，这是很难去面对的。”
她陷入了沉默，挥挥手让我走开。我默默地坐着，羡慕着克劳蒂亚不加掩饰的、脆弱的诚实。中国正在影响着她，因为她足够开放，能够接受中国的影响。我认为，毋庸置疑，每个人身上都在发生那样的事情。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说过一些美妙的东西，和耶稣说的没什么两样
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雪夜，我在密尔沃基（Milwaukee）的一个中餐馆里，这些美籍华人对电视上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关注。他们应该这样。在屏幕上，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美国总统步出飞机，踏上中国的土壤，受到共产党员周恩来总理的欢迎。在威斯康星州未开发地区的中国人大吃一惊。
现在我们在北京，踏上了停机场，就在这里，理查德?尼克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这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都是妇女。她们在入口栏杆的另一边等候我们，以张开的双手和热情的拥抱来迎接我们。在她们身后，候机大厅像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官方政策宣言一样浮现出来。毛泽东的肖像横跨一百英尺，俯瞰着所有新的来访者。在通往候机大厅的台阶上面，两个西方男人看上去很焦急地盯着我们。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他们向前走。
“吉姆?普林哥（Jim Pringle）和乔那森?夏普（Jonathan Sharp）在这儿，”他们中的一个说，“我们来自路透社（Reuters news service），我们想你会对水门（Shui Men）事件感兴趣。”
“水门”我问，“那是什么？”
“水门事件，”普林哥说，接着他们递给我几页通讯社的稿件。“Shui的意思是水，而Men的意思是大门，它确实是件大事。”
我们翻了翻这些稿件。霍尔德曼（Haldeman）、埃尔利希曼（Ehrlichman）和克莱因戴恩斯特（Kleindienst）辞职了。约翰?迪恩（John Dean）被开除了。尼克松全面活动，构筑起来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所有不堪一击的大坝崩溃了，整个腐败的大杂烩一股脑儿倾泻出来。女人们面面相觑。帕特?布朗森满脸通红，叫嚷着，“好啊，好啊，我再也不会投那种家伙的票了！”尤妮塔正在跳上跳下，玛格丽特（Margaret）说，“我可能是一个共和党，但是我来自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并不理解。我站在那儿，盯着那几页通讯稿在风中飘拂，在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我还记得麦克加文（Mc Govern）受伤的脸，他太正派了，不愿开除汤姆?易格顿（Ton Eagleton），于是各种猛烈的抨击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我们的一个向导以一种疑惑不解的表情看着我。
“就是这个人称他自己是我们的总统，”我试图去解释。“当他的手伸向饼干桶时被逮住了。”
“哦，是的，尼克松先生，”她说，“我们曾很荣幸、很开心他能来这儿。”
没有办法去解释，我就不再继续解释。我们走向汽车，它将送我们去民族宾馆。
在通往北京的林荫路边排列着长长的白杨树。一排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他们的车铃叮叮当当地发出轻柔悦耳的声音。有些事情让我感到蹊跷――接下来我就意识到，这儿没有狗。在宽阔的主干道上没有，在解放前的老北京的小街道上也没有，他们有繁荣的市场，忙碌的人们和灰色的建筑物，但是视线里没有一只狗。我问我的导游这是为什么。
“它们对于革命没有用处，”她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所以它们只好挨饿，或者被吃掉。”
我努力克制着想要调侃一下的欲望。这时，一辆长长的黑色高级轿车从巴士旁驶过，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车窗摇了下来。一个英俊的非洲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斜着探出身子喊道：“喂，姐妹们，欢迎来到北京！”尤妮塔摇下她的车窗喊了回去：“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喜欢这个地方！是的先生！”
我们都笑了。帕特斜着压在她身上，叫着，“哦，你得到了一个，尤妮塔――他全是你的了。”
中国人说的Minzu宾馆就是“民族”的宾馆。在尼克松访问期间，这里住着新闻界人士，现在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上海享受过相对的豪华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革命的实用主义：小小的房间，肮脏的浴缸，时好时坏的抽水马桶。但是这里还有新的东西。北京正处在戈壁滩的南部，四、五月间，风一成不变地吹着，带来一层细小的灰尘和粉末状的沙子，沾在你的头发和皮肤上，使你一呼吸就忍不住要咳嗽。我希望这不会使我们的参观比在其他城市更为艰难。
我没有必要担心。不是担心灰尘。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在民族宾馆的九楼，住着在北京制造新兴通讯卫星设备的全体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是由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组成的，他们已有几个月没看到过一个西方女人。我们的中国之行给他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余下的旅程都在北京渡过，九楼成了大多数女人的避风港――可以远离孤独，远离文化冲击，远离她们每天都在看着的不可思议的新社会。那些西方男人已经在这儿呆了六个月，虽然他们喜欢自己所看见的大多数事物，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儿。就像其中一个人所说的，他们想要看“妇女的饰物和其他女性物品”。如果他们在中国，他们想看老式旗袍，在侧面开着一条缝，对于这样明目张胆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仅仅带着一丝羞愧，抱怨道，“妇女平等”产生了“不分性别的”服装，使得女性单调乏味，缺乏魅力。我们中的一些女人似有同感。
几天之后，九楼看起来像一个男女同住的军营。一台短波收音机发出震耳欲聋的乡村音乐和西方音乐，直到中国服务员看上去眼睛都发直了。有许多黄色笑话，是关于“裂缝”和洗衣男工。晚上，在大部分女人离开这儿去休息后，他们觥筹交错的声音还要持续几个小时。我们这一群“有女人味儿的女人”来了，化着浓妆，戴着耳环，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带着卖弄风情的本能，这一切大大刺激了那些搞卫星工作的男人。
白天，我们一些人恪尽职守地去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参观，而另外一些人开始呆在房间里。灰尘越来越厚，感冒和咳嗽越来越厉害。几个女人晚上大部分时间不睡觉，和那帮搞卫星的家伙一起喝酒，所以她们早上太累了，无法去了解中国。妮妮芭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要求他叫她回家，好像那样会将她从一个人逃跑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他拒绝了，告诉她，她正在经历一生中难得的体验，她必须坚持到底。尤妮塔发现了几个来自赞比亚（Zambia）的男人，他们正在北京大学学习，她和他们玩到凌晨三点；她的水肿更厉害了，玛格丽特要花好几个小时按摩尤妮塔的腿。尤妮塔于是感到很内疚，她不好意思再叫玛格丽特把开着的窗户关上，结果着凉了。南茜的嗓子很疼，不能说话。琼的高烧经诊断已发展成为肺炎，她必须住院。凯伦跟和她年龄相仿的几个小孩交了朋友，他们是加拿大大使馆的，不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们在一起游泳。
我不能相信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为了我们的行为，我不停地向中国人道歉。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把跟她同住的另一位锁在了门外，于是我们需要两个房间。罗莎吃饭时不吃猪肉。卡贝尔（Cabell）想吃玉米面包，有一天，当她在少数民族研究院录音时，渐渐地，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少数民族的孤独使她想家了，她是情不自禁。凯伦开始对任何她认为是“仆人”的人无礼。琼坚持要离开医院，那个中国人很不情愿地让她走了，告诉她必须卧床休息。克劳蒂亚常会头昏眼花，当琼回来工作时，她们之间的摩擦升级了。玛格丽特对着其他女人公然发怒，因为她们的举止像“一群被宠坏的小孩”，菲莉斯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试图劝说她们控制自己，一切都是徒劳。
集体出游几乎不可能实现了，经常只能是一个人出去。我猜想，每个女人对于在北京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晚上，我一次又一次地追问自己，是否这是我的过错，是否我挑错了人，是否我应该做得更周到一些，使她们觉得事情会更容易一些。
当我首次组织这次活动时，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的、敏感的头儿，因此我能够处理任何麻烦。不久我就认识到，比起关心女人们的问题来，我更关心我所了解的和看到的。中国是我成年之后生命中所有的期待，我发现自己不去顾及任何阻止我的梦想实现的东西。
尤妮塔要求举行一个“牢骚会”，和中国的“自我批评会”有着相同的目的，但是我担心这一群人会因此而解散，我们会大喊大叫，彼此说一些让人无法原谅的话，正如我们诚实地说出我们真正所想的东西。
我想，发生这一切，大多和我们是美国特定的一代有关。我们被反复灌输这种信念：共产主义是糟糕的。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食品价格便宜，街上没有犯罪，也没有贩毒。毛泽东看起来是一个被人民发自内心地爱戴着的领导人，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女人对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需求或欲望，比如说装饰精美的衣服和化妆品，孩子们热爱工作，而且独立自主。一夫一妻制是国法，几乎没有人会违背，所以夫妻间好像没有妒忌和怀疑。所有这些事情，和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一切是如此不同，这在很多方面触动了我们，我们不能以常规的反应来面对它们。我们不能写一张卡片说，“我们过得很愉快，要是你们在这儿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旅行不是那样的。它是一种有条不紊地朝着未来的飞跃，而对于一些女人来说，她们已经等不及了。
对女人们的同情心和对她们缺乏自制力的怒气交织在一起，我变得越来越坚定，不要厌倦她们，不要让自己沮丧。当我感觉到泫然欲泣的时候，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如果什么事情让我伤心，我就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束阳光，或者远处的瀑布，直到情绪好起来。以前，我从来没有真正地以这种方式来锻炼我的意志力，在任何电影里没有，在我跳舞时没有，在任何人际交往中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我肯定成熟了十岁。想不到的是，没过几个星期，我也失去了控制。
我走出去，了解中国，我看了《红色娘子军》的表演，这是一出精彩的革命戏剧，表现的是严肃的社会斗争，演出很美，舞蹈训练有素。凯伦没有看这个，她去加拿大大使馆观看演出，叫作《男孩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小孩》。
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在同一天参观了紫禁城和人民大会堂。紫禁城错综复杂，富丽堂皇，使人想起中国的帝王，以及他们成群的妻妾和仆人。人民大会堂宏伟壮观，是新中国的统治者兴建的，它看起来是为了表示对人民的信任而建的。大会堂里有上万个座位，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是来自人民代表的意见，大会堂里据此作出的决议就会生效。我想起了我们的民主传统。可能有两种民主吗？一种是在专政国家里，另一种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领导的国家？在每一层楼都有方形会议室，陈列了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艺术品、工艺品和绘画，它们展示了各个自治区的风貌。人民大会堂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成为新社会的象征。帕特错过了那次参观。她呆在宾馆制作海报，为一个搞卫星的男人举行生日晚会。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阳光明媚，我们作为国外的贵宾坐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中国各地富有特色的歌舞。数百面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看了表现革命主题的军事芭蕾舞演出，那些表演者，很难说是士兵学会了舞蹈，还是舞蹈家学会了射击。每一场芭蕾舞剧，都在表现这些“民兵”如何推翻了旧社会。我想起了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苏联的五一庆典，坦克、火箭和行进的步兵排列成长长的队伍，我又想起在尼克松就职典礼上举行的特种兵阅兵仪式。我曾期待中国也能同样地展示军事力量，但是演出除了回忆过去的革命岁月，并没有强调军事方面。父亲们把孩子驮在肩上，年轻人在宽敞的广场上互相拍照，每个人好像都在吃着冰棍儿。当那些年轻人欢迎外宾时，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带着一种令人难忘的好奇的表情。这是我在中国处处都能感受到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在中国生活着800，000，000人口，虽然我知道这是真的。主要的印象是那种万众一心、恢宏壮观的场面。
音乐和舞蹈持续了几个小时，这时一个年老的中国妇女坐在我的身边。不一会儿，她就被摄影者和艳羡的旁观者们包围了。那女人的脸端庄、慈祥，她的眼睛充满了俏皮的神色。她穿着朴素的灰色的毛式套装。从她的举止，我猜到她是某个重要人物，但我不知道是谁。令我尴尬的是，我问过后才知道，她就是邓颖超（Ten Yingchao），周恩来总理的妻子。这个女人经历丰富：从1935年开始6000英里的大规模撤退，到长征结束，她和她的丈夫一直并肩战斗。她目睹了她的战友牺牲在中国的道路、山野。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她得过肺炎，还自己拿着机枪战斗。现在她就坐在我的身边，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于是我便听她说。她询问我们情况如何，我们在中国过得怎样。我对她说我很抱歉，没有认出她。她说那并不重要，因为她本人并不重要。她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是重要的。她向代表美国妇女的访问团致贺词。
后来，在茶话会上，我喝着桔子汁，吃着坚果，问周恩来夫人，艺术家在中国的地位如何。尽管预料到了我的问题，她还是随即承认，新社会必须为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更加有益的环境，但是她表达了国家对文化艺术控制的必要。当我告诉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能接受国家对于创造性工作的控制，她点着头说她理解，但是接着，她温柔地、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国家，它的主要问题是养活数百万人口，文化艺术必须居于次要的地位，于是你只能服从于革命的利益。她说，在为一个新的国家服务这一点上，艺术和政治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她重复道，她和其他的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为艺术家提供创作的机会――因为没有革命的进步，创造力最终也会受到影响。
我想问她关于江青（Chiang Ching）和中国作家的问题，以及批评的必要性。我想知道她是否赞同艺术和个性有助于使人们更富有人情味儿，而政治则有助于使人们更有组织性。但是她温柔、清晰的解释使我犹豫了。也许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会追问下去。但是像我，来自西方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过去，我能够享有而不是被剥夺这种权利。于是我不再追问，只是专心享用桔子汁和坚果。
三个小时后，当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的女人们哭了，周恩来夫人也哭了。她用白色手绢擦拭着眼睛，她向我们挥手，祝我们五一节快乐，和每一个女人吻别。我想，要是尤妮塔能见到她就好了。头一天晚上，她和她的赞比亚朋友呆在一起，太累了，不能来。
早上大约七点钟时，玛格丽特听到帕特?布朗森在浴室里的动静不对劲儿，她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帕特正在吐血。玛格丽特叫我，我打电话找医生，他们几乎马上赶来了。帕特是得了溃疡而出血，他们说，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治疗方法：喝汤，吃松软的食物，并卧床休息。帕特脸色苍白。她在家的时候也得过溃疡，五年没有喝过酒了。然而，前一天晚上，在九楼的“军营”里，她玩到很晚，一直在喝伏特加酒。
“我不是到中国来卧床休息的，”她说，像一只忧伤的、瘦弱的小鸟一样，背靠着床头，满脸痛苦。“我只是躺在这儿，一天比一天虚弱。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
她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浴室，吐了更多的血。
“你看到了吗？”她说，“躺在床上对我没有好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帕特受到了伤害，她不需要我进行长篇大论的关于戒酒的说教。但是那天她还是呆在了床上，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开始对我讲述她的经历，她从小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在亚瑟港，他们“把我打扮得像一个性感的洋娃娃，从来不让我和男孩一起外出。”后来有了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在许多糟糕的地方做过许多糟糕的工作，第二次婚姻好些了。她认识到，不知为什么，以前，她常常无法光明磊落地面对自己，如今，她开始推心置腹、情真意切地与我交谈。在她入睡前，她拿出了她的日记。
“看，雪莉，”她说，“我已经记下了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你知道，他说过一些美妙的东西，我想把它带回去，带给德克萨斯亚瑟港的人们，那样他们将会明白，他说的一些东西和基督耶稣说的没什么两样。”
于是，我问她是否确定要这么做。
“当然，雪莉，”她说，“为什么要问呢，我还想带一本‘红宝书’回去呢……关于组织，那里有许多很好的语录。在美国，我们必须学会组织。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组织。如果我们不去组织，共产主义者肯定将会把国家从我们手上夺走。”
他们拥有的比我们少得多，但他们如此幸福
我们打算去参观中国长城的那一天，克劳蒂亚出现在大厅，穿着一件迷你裙，领口开得很低，高高的淡黄色的鞋跟。她正在抹口红，画眉毛。显然，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都被她深深吸引。在那时，全体工作人员平时都穿着工作服、平底鞋或运动鞋。我不介意化妆，但是，穿着迷你裙、高跟鞋，扛着二十五磅的摄影机和五十磅的软片去爬长城，那似乎很荒唐，我告诉了她这一点。克劳蒂亚回到了房间，换了衣服，但是她好像带着满腹怨气想要发作。
在长城，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阿拉伯人，法国人，墨西哥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工作之余出来度假的中国人。这儿有三三两两的红卫兵和人民解放军，安安静静地注视着外国人，妮妮芭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径直走到墙边，坐在凸起的地方，敲起了那伐鹤人（Navaho）（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的鼓，对着群山唱起了赞美大自然的民族歌曲。中国人惊愕地看着她，觉得外国人都是一些不可思议、感情外露的人。我注意到，在整个行程中，妮妮芭第一次显得很快乐。
晴朗的天气，清新的风，加上周围的青山绿树，似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轻松自在，包括导游叶，她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呆在一起。她不再介意面对摄影机，开始坦率地谈起自己的生活。她告诉我们，即使在家里，不同成员对新社会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我丈夫努力地洗、熨衣服，但是他做不好，”她说着微笑起来，“于是我得再做一遍。”在理解她小女儿的需要方面，她担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她还解释说，她丈夫吸引她的地方是他的“政治思想”。我说，在中国，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因此她可以嫁给任何一个人，她对于我这种西方逻辑开怀地笑了。她说在中国，有一个需要首先考虑的事，就是政治，比你嫁给谁更重要。
“我们结婚生子，”她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会是优秀的红小兵，他们会在所有受压迫的人们中，帮助传播毛主席的思想。我的丈夫和我一起为此而努力，于是我们很忙。我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理解，我们尽量做到自立和无私。我们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导。”
在纸上，这些话看起来像是机器人的话语，但叶不是一个机器人。她很有幽默感，而且善解人意。我们关于婚姻、孩子和性的问题在她看来难以理喻（一些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性狂热者”），因为她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晚上还要参加政治会议或自我批评会。孩子们被当作革命的参与者，而不是个体家庭的私有财产。
“个人的喜好总是讨论的话题，”她说，“但是这种喜好从来不会出现偏差，因为我们的思想也被集体化了。通过毛主席思想，所有的个人问题都可以解决，所有的喜好都是可能的。他教导我们说，‘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当人们团结起来，他们和谁结婚无关紧要，共同分享的爱是为了团结，而不是其他一切。大家相互的爱就源于此。”她停了一下，“一根筷子可以折断，”她说，“但是一把筷子就不可能折断。”
当她说话时，我注意到，她一直握着菲利斯的手。
现在，旅行快要结束了，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参观。我们看到一个婴儿，是仅以针刺来麻醉进行剖腹产生下来的。琼在手术过程中头晕目眩，不得不躺下来，但是她克服了恐惧，继续摄影。在手术中，产妇的肚子被手术刀剖开，她咬着苹果，朝着我们挥手。
我们参观了一家工厂，有四百多个聋哑人，在忙忙碌碌地制造机械工具。他们组织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开自我批评会时用手语来表达，有一些聋人正在接受针灸治疗。
我请求参观一个摄影工作室，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能如愿。有人说，从来没有摄制过什么东西，但我觉得，中国人只是不想让人观察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因为任何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然后决定它适合在社会的哪个范围内放映。中国人一向坦诚，但是不管任何时候，当我问到作家、艺术家、摄影家的情况时，他们就含糊其辞。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西方世界，这就是我从事的工作，而且他们知道，我能专业地报导我所发现的一切。我还觉得，虽然在新社会，艺术家的地位确实让他们感到困惑，他们还是没有指出，在这个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里，如何对待艺术的革命民主主义。我同情他们。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能够指明方向，哪怕是暗示出一星半点。
当我们从学校来到街坊，从一个介绍会到另一个介绍会，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之路很可能会是未来之路。接着我又记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访问了苏联，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林肯?斯蒂芬斯说道，“我看到了将来，而它已经起作用了。”――以及后来的幻灭，当时这句话传遍了死亡集中营、斯大林的谋杀者和消失在夜色中的人们。
当然，我们看的地方经过了仔细的挑选，显而易见，中国人想给我们展示最好的一面，而不是最差的。但是似乎不存在苏联式偏执狂，中国人没有瞻前顾后，而是开诚布公地和我们交谈，团结的意识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来自于农民和工人，他们在解放以后的这些年里获得了尊严，实现了自我价值。我从来不觉得，中国的团结是从上层强加下来的，或者是通过恐怖手段。
但是，我仍然没有看到足够丰富的东西。我想去革命的诞生地延安旅行，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农村和生活，锻炼了那群出类拔萃的男人和女人，是他们发起了革命。然而，代表团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使这变得很困难。女人们似乎越来越疑神疑鬼，每当听取了一种看法之后，她们就开始陷入思考，而后又打退堂鼓。在介绍会和其他会议上，她们看上去无动于衷，好像是她们正在了解的东西使她们麻木了。
我们到中国的那一天，我就申请把我们的签证延期，同时了解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需要时间来确认交通和住宿，而且需要确认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如何。最初，女人们对能多呆一段时间充满了热情。但这只是第一波的兴奋，那时她们刚到了两天，采访了一些中国的奇人异事。现在她们好像挨了枪子而休克一样。我没有为整个代表团申请延期，但是，我问能否让我一个人多呆一阵子。旅行社同意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这一次表现得像一个集体，她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除了菲莉斯，大家都按计划离开。临行前两天，菲莉斯放弃了回国计划。因为她得了肺炎，被送进了医院。
我们其他人坐在火车上，久久注视着窗外的乡村景色，努力去接受所发生的这一切。
我看着帕特。她正擦拭着眼睛。我轻轻地移到她身边，问她怎么了。
“是因为我正在看着的这些，”她说道，“是这些人们――他们如此幸福。他们拥有的比我们少得多，但他们如此宁静、祥和。我希望我能够找到原因。我希望我能够知道他们的秘密。”她捂着肚子，眼里充满了泪花。
“雪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正在错过一些东西……而这些人们没有错过，我会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是我能够找出原因就好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大家都闷闷不乐。九楼房间的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衣柜上贴着旧的《中国画报》，床上散落着一些废弃的包装纸和几页通讯稿。搞卫星的家伙们垂头丧气地下来告别，从现在起，他们得自己在中国呆着。帕特四处走动，向那些茫然的中国人告别，给他们分发德克萨斯的纪念品。她别有意味地碰了碰我，因为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唯有她给了中国人一些回报。
叶和其他一些官员走下民族宾馆的台阶来告别，要我们给美国人民带去他们的问候。接着，叶跟我们一起上了巴士，直奔机场。这些女人们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在北京机场，我们等候着飞往广东的飞机，在那儿，她们将乘火车去香港。女人们谈论着她们曾经看到的东西。她们会想念毛主席下巴上的那颗痣；这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中国人的革命工作干得很出色。女导游的衣服上别着妇女解放的徽章。接着我们登上了去广东的飞机。现在女人们谈论的是清新的空气、香港购物、男朋友和火奴鲁鲁（Honolulu），帕特?布朗森笑了。最后，大家都不再流泪。
叶和张跟我们一起来了，当我们在广东降落时，下起了一阵倾盆大雨，她们带我们去了航空宾馆，我们要在这儿过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将乘火车到边境，然后，我会返回北京。当我们走进宾馆时，琼撑不住了，脸色煞白，浑身发抖，面如死灰。
“我没事，”她说，“我没发烧。我没事。不要把我看成像生病的样子。我没事。我只是累了。”
我量了她的体温，有106度。她不想看医生，但我们还是给医院打了电话。医生说，是的，他们认为她又病倒了。他们从北京的医院拿到了病历，如果琼不去广东的医院的话，她的病会加重。我恳求她，但是琼不想去。
“不要，不要，”她说，“他们会强迫我呆在那儿。”
我们都恳求她，和她讨价还价，最后把她送到了医院，X光显示她右边的肺部有块巨大的阴影。她坐在检查台的边上，脸色惨白，两眼无神，面部扭曲，显出漠视一切的样子。
“我不要呆在这个医院，”她冲着张和叶说道，“如果我能够拖着身子穿过边境，明天我就离开这个国家了。”
这两个导游，曾和我们一起走过了迢迢旅途，她们似乎已成为代表团的一部分，此时站在那儿，脸色苍白。我把她们带到外面，向她们致歉，解释说，琼病了，正在发高烧，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张和叶勉强地笑了。我回到琼那儿，她保证如果X光显示有阴影，她就会留下来。
“如果我呆在中国，”她说道，“我想要另一个美国人留下来陪我。”
我问玛格丽特是否愿意留下来，她说她很乐意多看看广东。中国人延长了她的签证，我和其他人来到了边境。我记起了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当我们沿着相同的路途来到中国时，曾有过那么多的诺言。现在大多数的女人离开了，就像从士气低落的军营里离开的逃兵。琼呆在医院里，由玛格丽特照顾着。菲利斯呆在北京的医院。其他人都忧伤无语。在海关关口，尤妮塔试图领着大家一起唱歌，选了民权运动时期的老歌，但看起来无人响应。我在跳墨西哥草帽舞时扭伤了脚。一切都是徒劳。中国的一群海关女职员，在我们跳舞时先是旁观，随后就加入了我们，跳着，笑着。但是，一听到去香港的火车要上车了，唱歌和跳舞就停了下来。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面前，拥抱，告别，然后冲向火车，经过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世界人民团结万岁！”
火车开动了，车轮和铁轨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远去了，留下我孤伶伶一个人。
在广东，琼已经平静下来，对于中国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本好书，以及玛格丽特的好意，心存感激。她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她说，她只是对自己生病感到恼火。她保证直到康复才离开医院。我向她和玛格丽特告别，跟叶、张一起返回了北京。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我曾经和韩素音的一次谈话，她警告我，代表团的女人们会给我惹麻烦。她说，男人在中国会生活得相对容易些，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经济，工业化，利润和亏损，国家生产总值，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女人们更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人的价值观的根本革命，特别是如果没有男人来缓和这种冲击。在中国，真正的变革包括孩子的抚养方式，善恶的评判，彼此尊重和相互需要，以及工作、家庭、与人相处的观念。在西方社会，这些通常“更少”为女性所关注，但是在中国，这些基本上为所有人所关注。在某些难以说清的方面，代表团的女人们会被恭维，因为她们相当敏感，而受到了不同的基本观念的影响，她们曾经显示出了这种不同。
那就是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人来说，这已是太多了。中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融入其中。我的鼻窦堵塞，尽管我在广东进行了一些药物治疗，我还是开始抽鼻子。那没什么关系。女人们都欢天喜地地离开了中国，那时，一个人在中国的飞机上，这个国家以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在我下面掠过，我很开心，她们都走了。
在中国，自己的思维变得海阔天空，越来越关注人的本质
菲莉斯身体虚弱，卧床不起，中国人说，她至少还要在医院呆上一个星期。于是我和张一起带着一个旧箱子，开始乘火车横穿中国，朝着革命诞生的西部省份进发。
这片土地的风貌展现在我们面前，荒芜的、崎岖的、天然的风貌，我第一次开始理解，中国革命有着非常自然的根基。在这片土地上，天气、地形、大风和气候联合起来与人作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必须与自然斗争，然后又被迫与其他人作战，直到现在，中国人认识到，他们只有彼此才是真正的朋友。他们是唯一能够永久地联合起来，对抗恶劣的干旱、贫瘠的土地的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彼此。
当我们快速前行的时候，火车里总是充满了生姜、大蒜的味道。我的脑海中闪现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见解，其中一些就像我们正在经过的地面一样坚不可摧。在中国呆了快一个月后，所有的事情就等着评判了。自由的概念突然变得可疑起来，在美国人看来，这儿没有我们所崇尚的各种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对立的政治团体，没有写书或创作艺术作品的自由。但是这儿有其他的自由：不受饥饿、不受歧视的自由，免受剥削、免受奴役的自由，和避免早夭的自由。
我发现在中国，自己的思维变得海阔天空。我好像越来越关注人的本质。我像西方的许多人一样成长，相信人的本质包含了许多永恒不变的概念：竞争，拥有的喜悦，土地的获得，野心，妒忌，自私，自我表达的需要。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在这里都无足轻重。人们似乎很满足，甚至很快乐。我不是指那种极度发狂的快乐。那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但是这些人心满意足，他们住在一个神权之国，这里有一个神（毛泽东），一个纲领（红宝书），还有对最终理想和群众公正性的坚信不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信念。
我们在火车上看到的那片土地如此坚硬，要下定决心与它斗争需要很大的信念。风吹得到处都是灰尘，在干涸、结块的山上打旋，从火车的窗户底下钻进来，然而人们还是在劳动着，在小麦地里耕耘，用手提着水桶，在沙尘中走来走去。我看见在山上的岩石上开辟出来的梯田，一排排长在土里的庄稼被提到山上去栽种。在悬崖的正面挖了一些山洞，冬暖夏凉，在这里可以安度四季。在悬崖上面，用红色的漆刷了一些标语。
让大山低头
让河流让道
在荒地上种粮
与天斗
与地斗
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没有垂头丧气的余地，没有令人衰弱不堪的、正在毁灭印度的宗教服从，也没有开始扼制美国的贪婪。在一个站点，一个男人上了火车，通过张的翻译，他问，在美国，农场主杀死两百万只的小鸡，来抬高市场上的价格，有没有这回事。有的，我说，这是真的。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他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耕种时间之长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粮食还是弥足珍贵的东西。他无法相信，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小鸡还没有等到可以食用就被杀了。我没有办法向他解释这一点，那时无法解释，永远也无法解释。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曾经和一群美国妇女到地球的另一边旅行。在此后的一年里，我试图去理解所见、所闻、所触摸和所感知到的一切。中国之行的这段经历，和我以往的其他经历迥然不同。我能够累计旅行的天数、小时、感受和到过的地方，但这种累计起来的总和，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次旅行的全部意义。中国是一个实例，这种事实与真理没有多少关系。
跟随别的西方代表团去中国的人，也都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很难带着与亲身经历那些事情时同样的情感，来叙述当时所见到的一切；也很难相互交流各自的经历对于各自的基本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中国之行是痛苦不堪、难以忍受的，因为，这种感觉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
我们代表团的各个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背景各不相同，如果我没有竭尽全力，去清楚地描绘出美国妇女的生活片断，首先一点，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如此亲密无间地相互交流，彼此接触。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游览并了解了中国，而且了解了彼此，从而最终了解了我们自己。
“听着，雪莉，”尤妮塔说，“我理解中国那儿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是农民，这有点像我在美国这儿的情况。他们那儿发生的一切简直太奇妙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这儿太丢脸了。在这儿，你会时时担心有人正从肩膀上面看你，晚上不敢走在街上，年轻人吸毒。亲爱的，在中国，我才认识到了我们的价值观。我说的是，我们所关心的东西。即使在民权运动中，我们也关注着许多错误的东西。我是指，在这儿，我们总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将会在我们头顶坍塌；仅仅靠我们现在所做的是难以成功的。我知道，在那儿，我们有时的行为很愚蠢，但是，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
我问她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关心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拥有什么样的车，佩戴什么小饰物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说，“我理解他们现在所做的很重要，因为他们彼此关心。即使这样，我妈妈还是担忧，你知道，因为他们那儿不信奉上帝。但我对她说，‘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上帝。’我告诉她，在我看来，他们的上帝就是人。她看起来像是理解了我的话。她的确是理解了。”
“我的朋友说我更平和、更快乐了。”尤妮塔告诉我，“而且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的确如此。我一直努力想使自己比别人更好，那种痛苦使我情绪低落。现在我不再管那些了。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拥有什么。就像欣赏窗台上的花骨朵儿。你知道最好的那些吗？我本来以为这种全新的感觉会在什么地方不翼而飞。但是没有。”
当妮妮芭·克劳福德（Ninibah Crawford）从中国回来后，她卖掉了活动房车，在图巴城（Tuba City）买了一幢小房子，在那伐鹤人居留地找了一份工作，然后结婚。她本不需要如此按部就班的。她说，中国之行使她对自己本身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美国体制适合白人中产阶级的需要，”她说，“但不适合我的需要。有时，我会想，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员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也许印第安人就不会遭到屠杀。至少，中国人允许少数民族保留某些个性。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帮我重新拥有了那些古老的价值观念。与外人教我的那些价值观相比，这些价值观念使我成为我的人民当中更加亲密的一分子。记住那伐鹤语中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基本上，语言描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当我看到中国人给予了孩子们那么多自由时，我意识到，我把自己十几岁的孩子们束缚得太紧了。我抓得越紧，他们便越想逃离。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把他们放开，我们都感到更愉快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加自信了。我有信心表述一些也许并不流行的观点，并且不再惧怕真理。”
帕特·布朗森在这以前从未离开过家，她曾满怀信心地向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肯定是个共产党员，因为他曾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kefeller）工作过。回到德克萨斯以来，她举行了巡回演讲，给所有人解释，为什么说，毛泽东和耶稣基督在本质上是兄弟。
在代表团成员中，帕特·布朗森是唯一来自白人阶层的。她在一个大公司上班,每周靠薪金维持生活。她挑战雇佣她的体制，但她充分了解，并且意识到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工会。她是一名坚定的工会会员，致力于地方民主政治。她效忠于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因为她感到民主党的权利正落入一些不能理解她的人手中：一些有教养的城市“知识分子”手中。尤妮塔和妮妮芭是少数派的成员，这些派别是以所谓正义事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但帕特希望从这种体制中得到更多的金钱和公正。对帕特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建立组织的能力。
“妇女、孩子、所有人都被组织参加工作”她说：“周围的所有朋友都对此兴趣盎然，他们不问共产主义的问题，而且，我的上帝，我一直在到处演讲。我的明年已经预定完毕。他们问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是人们齐心协力地工作，去建设国家。”
“一些人想知道，在那儿，中国人是否企图奴役我，或者对我实行洗脑。雪莉，我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说，这些中国人坚信毛主席的教导，而且我说，如果那是他们想去信仰的东西，那真是太好了。因为他们在二十三年前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老毛，是他让他们有所期待。也许他们只是展示了美好的一面，但如果他们来我们国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肯定不会展示贫民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确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看法。”
“你知道，我比以前更加喜欢我在家里所拥有的。我意识到，有一份像我正在从事的这样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有一个现在正生活着的国家是多么幸运。我要回到政治团体中去工作，并建立组织，来帮忙清除桌子底下的某些污秽东西。腐败的政治家们对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多么卑鄙无耻。我看到中国人坚决拥护他们所信仰的。我们同样能够做到。在这里，人们往后靠，而让其他人来做这项工作。中国人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会投身于其中。若有东西坏了，他们会修好。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去读读那本“红宝书”（Little Red Book），来学会如何建立组织；否则，象我以前说的，我们将被共产党接管。”
帕特滔滔不绝地继续谈着，热情洋溢，前后矛盾，并带着幽默。我记得，在中国，她曾是怎样地生着病，除了黄瓜她什么也不能吃。我还记得，在关键时候，帕特已理解了关于中国的问题，而我们其他人正要去考虑、去思索。
“你知道，雪莉，”她最后说，“叶说的某些东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呆在一起。她告诉我，她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了两年，当她离开后，她又是如何被分配到田地里，工作了六个月。我问她真正想做什么，她说：‘当老师，一名学校老师。’我问她，如果她想去做，为什么她不能做，她说：‘因为我的工作是他们替我挑选好的。’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在这里，你有权力去做你想做的任何工作。”
在我们这些人当中，玛格丽特·惠特曼9Margaret Whitman）是心情最愉快的一位。整个行程中，她保持快乐和活力，极少流露出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有的迷茫。这种自我控制力的关键在于她的生活背景。“从小到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控制自己。”她说，“但现在，我认为，我要脱离这种约束，从而真正地改变。我肯定我以前从来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原来只是认为，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也应该这样。”
在玛格丽特离开中国后，她独自环游世界，在此以前，她要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趁着还年轻，也利用这个时机去环游世界。她从新加坡给我写了一封信，而我会永远珍惜这封信的，她谈到，在此之前，她曾一直是如何地不情愿，甚至可称作难堪，来表达她的深情。“但我羡慕中国人，他们的情感是如此地无拘无束，让我也想改变自己。我感到了一种全新的解放，”她写道，“我可怜的丈夫，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还是又笑又哭。”他不再爱这位全新的玛格丽特。
罗莎·玛琳（Rosa Marin）和菲莉斯·克容豪森（Phyllis Kronhausen）对于中国是一种更冷淡更漠然的反应。她们是专家，受过社会调查方面的训练，而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比我们其他几个更客观地观察事物。那种培训使她们的反应中较少地掺杂个人感情。她们发现，很难将看到的东西个人化，而且好像坚信一种信念，那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且跟她们个人没什么关系。
在绝大多数行程中，罗莎跟我们是分开的，最后，她自己要求一个单独房间。这样晚上她能够安静地进行研究。因为她的翻译说西班牙语，她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了解中国的。她回到家时，坐了下来，并写下了有关自己经历的文章。她正在以色列做另一个旅行，从那儿给我寄了封信，附上了这些文章。
“如果在中国有精英，”她写道：“那便是群众；而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和士兵。他们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具有最大的影响。也许，根据我们的标准，他们是贫穷的。但他们的贫困是等量划分的。没有贫富差别。”
她的文章充满了报告文学的细节，主要阐述了“革命社会的益处和忠诚。”但她也看到了中国的一些缺点。她一点都不赞同中国的择业情形，即使涉及到的个人心甘情愿去遵守。同时，她好几次谈到艺术方面的孤立（在中国，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没有外国的电影、书籍、杂志或报纸），而且缺乏艺术个性。“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了一幅画，上面不会出现他的名字，”她写道，“强调匿名，取消个性。”她认为，在毛主席死后，他的形象就会像佛教里面的如来佛一样，为每个人敬畏，他的话被每个人引述。
“但我认为，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革命在于革命本身，”她写道，“不是那些抽象的陈词滥调，而是具体的行动。”
菲莉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速度，中国人以如此的速度，“用相对比较低的成本，取得在价值目标上的彻底转变。”她认为那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悲哀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被改变了，或者被废除了，可能还是永久性的废除。她继续写道，“目前的体系严重压抑了所有不合规范的人，如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等，然而，无论如何，大多数中国人绝对识别不出像他们那样的人，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是农民。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牺牲没有多大意义。”
菲莉斯和其他人一致认为，“中国人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们的愉悦和彼此间的热情。与西方相比而言,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很贫乏的，但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沟通，而不是他们想要拥有的东西。中国在降低个体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因为它必须这样。而且整个世界的未来也是如此，包括美国，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性动物；而当人口压力太大时，很难使相互依存和独立存在这两种态度得以并存。人口越多，越会倾向保守主义和降低个体重要性。”
在医院，菲莉斯还了解了有关另外一个中国的方方面面，她花数小时与医生、护士交谈。此次经历使她改变了很多。
“对于我而言，亲眼看到中国在运转是很重要的，”她说，“在我亲自看到它之前，我辨认不清是宣传还是事实，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这此中国之行的感激之情，因为它使我相信，人是能够改变的。作为一名心理医生，现在我感到我们心理医生有一个目标。这几天，当我觉得沮丧时，我就会想起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我只是遗憾，我们不能更自由自在地去游览，因为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互相学习。顺便提一下，中国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没有更多地向外界学习。但我希望，我们能更自由地从他们那儿学到什么。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和幸福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有没有不断争取进步发展。这是中国人正在做的。”
当凯伦·特里亚（Karen Boutillier）去中国时，她十二岁，朝气蓬勃，表达力强。我认为，这次经历对她来说，在将来的意义远远大于在当时的意义。在中国，她的言行举止经常像是不知所措的样子，仿佛她所说的是别人想让她感受的东西，而不是她真正感受到的，在情感方面，代表团中美国成年人的低落士气肯定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如果凯伦看起来对中国没有什么了解，那可能是因为，她发现跟我们相处是令人痛苦的。回美国后，当我在电话中跟她交谈时，她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这次经历。
“朋友说，当我跟他们讲话时，我已经变了，”她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我的举止变了。现在他们对我很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名人了，我永远不会分辨出，他们是喜欢我，还是因为我有名。我告诉他们长城、紫禁城、少年宫以及同周恩来总理的会面。而接下来，当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相互之间多么热情时，一些朋友想知道，毛泽东是国王，还是上帝，还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说，他的话和语录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总是赞美他。有人问我，那是否是一种有意的卖弄，我说不是，我认为真的是那样。也有人问我，是否他们只是把好的一面给我们看，我说不是，他们似乎允许我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但除了内蒙古。但我的朋友们有时会想，我在演戏。”
“是吗？”
“噢，没有，”凯伦说，带着一丝犹豫。“但是我想问你一些事情。你知道，我要上‘实话实说’节目，我想知道，我应该如何去做。”
此次中国之行，四名工作人员――克劳蒂亚·威尔（Claudia Weill）,卡贝尔·克里克勒（Cabell Glicker）,琼·威德曼（Joan Weidman）和南茜·雪莱伯（Nancy Shreiber）曾受到最强烈的震撼。她们去那儿不是当观众的，而是去工作的。这就使她们感受到更强烈的文化冲击。作为电影摄制者，她们要从视觉上来诠释一个社会，所以她们不能很轻易，或者很迅速地理解这一切。在没能看到头一天拍的样片的情况下，她们不得不继续拍摄，因为时间紧迫有限，不当的计划，时而坏掉的设备，增添了她们忧虑的情绪。结果，她们中不时有人感到无助、动摇，并对所作的工作失去信心。因为她们四个都冰雪聪明，素质很高并且受过良好的训练，而这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亵渎了她们的职业道德。当她们发现，自己正被中国的姐妹们注视着，这种挫败让她们感到双倍的痛苦。
回忆过去，我相信当时，我们在中国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必须去面对作为我们自己的女性形象。在中国，除了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群众的组织团结及中国人彼此之间多么愉悦，给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男人面前，中国女人的言行举止如何。在中国，这一方面还处在一个自然而又原始的阶段。“平等的安心自在”，这些每天都随处可见。中国女人穿着难以形容的、不分男女的衣服，没有化妆，没有首饰，没有专业发型。她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装饰。然而，确切地说，她们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东西，因此，她们作为女性，显得很有安全感，同男人的关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是一种高尚的、美好的关系。
我们碰见许多辩论和争执，丈夫和妻子之间、同事之间、男女之间或学生之间。但性别从未成为引起争论的因素。在争论中，不会有轻佻的眼光和充满敌意的轻蔑的话语。争论的主题远比争论如何进行重要得多。
中国女人好像没有想要比男人“更好”，或者“同男人一样好” 。她们更有兴趣来发展自己的潜能。她们正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工作，而且通常能够与身边的男人做得一样好，或者超出这些男人。如果她们不能做到一样或更好，她们似乎不会恼火，也不会沮丧（特别在公社里，体力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她们很现实地接受这种情况，不知怎么，她们很有把握地认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总有她们胜出的地方。我们的一些女人正时不时地玩一种糟糕的权力游戏，而那儿没有这种迹象。
这种意识摧毁了我们所有人，特别是这些工作人员。你会很容易掉进与男人竞争的圈套，而不是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争取平等的这场无益的战争中，把男人作为敌人会令人感兴趣。对于中国女人而言，这是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态度。当我们和中国女人讨论妇女解放时，她们会问起美国争强好胜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中国人认为她们是优秀战士和组织者。当我们描述一些西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在抵制男人方面走得有多远时，中国人不能相信这些。性别之战是她们不能理解的，而且她们不认为这种极端的防御反应有什么必要。当然，在中国，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看到性别歧视（这并不是说，这些情况不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存在着）。
我相信，除了其他的价值观念困惑、文化冲击和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西方那种性别角色的顿悟把我们压垮了。人造卫星工作人员在民族宾馆九楼的偶然出现，也没帮上什么忙，因为这些西方男人热衷于重新强调和加剧这场男女游戏的上演。而我们，作为妇女代表团，早已开始领会到我们需要避开。
尽管对中国女人的观察会让我们一个个感到震动而摆脱某些偏见，然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她们自己奉行男女平等主义。在中国看到的这些颠覆了她们所有的基本观念，包括工作、艺术、性别、性别角色、个性、妇女解放和孩子的培养。我们装腔作势地要求妇女解放，而承认我们的妇女解放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令人痛苦的；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扰乱了我们的心绪，以至于我们生病了。
回来以后，我已见过克劳蒂亚许多次了，因为我们在一起剪辑胶片。她的摄影工作做得很出色，结果让她学会相信自己的工作技巧和职业作风。就个人观点而 言，她说，“作为一名男女平等主义者，我的许多想法只注重表面的东西。现在我感到更加真诚了，而且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会坚持以诚待人”
南茜想立即返回中国。她很生气，因为纽约电工联合会的排斥政策——它不允许有女会员加入。这让她想起了中国的例子——在那儿，平等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而被加以实施。南茜剪短了头发，减轻了体重，并同一个女导演一起制作电影，从而找到了满足感。她说，“我能把中国之行保留起来，保留在我脑海中的某个地方，当我需要镇定和平静时，我能够触摸到它。”
回到美国不久，卡贝尔背上断了一根骨头，因而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她说，美国医生和护士的迟钝，和她在中国见到的耐心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忍无可忍。她说，这辈子头一次愤怒于美国对待穷人的治疗方式，进而作出结论，“一旦你看了中国,你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美国。”
琼的中国之行，于其说在其它方面，倒不如说在她个人自律这一点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还经常生自己的气，因为在广东医院时，她的行为举止不够理智，“我当时一心想完成工作，”她说，“对于我自己注定要发生的问题，我从来就缺乏耐心。我一直认为，用意志可以战胜一切。中国教会了我放松——使我自己不至于固执僵化——当有些事毫无疑问一定要发生时，要轻松对待这些必然的事。因为对自己有耐心，中国人赢得了革命。我向他们学习。”
我们的旅程结束了，现在我们又回到家，继续我们的生活。尽管我们在旅程之初彼此都很陌生，在中国的四个星期，我们十二个人变得很亲近。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了彼此，而且建立了一种我们余生中持续不断的联系。这些方式是在美国永远不会发生的。
我花了一些时间，同玛格丽特和克劳蒂亚谈论我们“在另一个星球的时光”。但是，除了我给她们打过电话，和克劳蒂亚一起制作电影，我再也没有收到她们的音讯。
就我而言，经历了回来后的几个月，逐渐明白宇航员从月球上返回的感受了。晚宴上，人们问我问题，我会竭尽全力去回答，但他们的反应通常是“那接下来如何？”这次经历还不能用言语来解释，它还不够成熟，没有成形，也太难了。就象月球，你曾不得不在那儿呆过。
但很明显，这样做是不够好的。成年后，我曾经以不同方式与人们交流。那么，我应该能够传达中国的精髓。但几个月过去了，我意识到，想要阐述一个内涵丰富的想法，语言显得多么地贫乏苍白。人们问我是否会住在那里，我告诉他们不会，我不会住在中国，那不是我的国家，我不懂那儿的语言，我不知如何面对中国加在我个性上的诸多约束。但我猜想，如果我住在中国，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再强调一次，我不能准确地解释为什么，但我知道，我将不会如此关心我自己，我的需求，我的财产，我的欲望。在中国，我将会学着少一些自私，对他人更关心，对周围的人更敏感。而这原因很简单，我将被教导――或者说再教育，这会成为我这一代人的典型――而不会仅仅考虑我自己。社会将不停地提醒我去考虑他人的存在，换言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不寒而栗――我将会习惯。
关于这一点，我想了很多。
出生之后，我曾习惯了美国西部，当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些“习惯”曾发生在我上过的学校里，在毕业后工作的弗吉尼亚（Virginia）的大街上，在纽约当我是一名年轻舞蹈者时，在阅读报刊杂志的时候，在我看电影电视的时候。在这习惯过程当中，有许多价值观念传递给我：惧怕共产主义，“美国式”的信仰（当然“美国式”信仰指资本主义信仰）。也有一些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每个人都有价值”；“政治家都是骗子”；“钱越多越幸福”。而且所有这些价值观念都围绕个人自己。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从大人嘴里听到“争当第一”的口号，仿佛自私是美国主义的同义词。作为一名美国成年人，我目睹了美国的炸弹把一些亚洲的村庄夷为平地。这样的话，美国自己就能是世界第一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已变成自私自利的杰作。
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相信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它不会伤害到他人。而接下来我突然到了中国，在那儿不存在个人主义。我感到神舒气爽。我到那儿的第二天就中止了吸烟，中止了毕生的紧张习惯――啃手指咬指甲。我开始欣赏落日、树木和食品，而不是每天匆匆忙忙，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在白天，时间似乎不够用来享受生活，我睡得比较少，当我醒着的时候，我感到精力充沛、充满活力。
我比较少叹气了，尽管有的日子我感到厌烦得要命，因为有义务来制作影片，以及把代表团成员召集到一起。不过这些仅是琐碎的事情。重要的是，每天我都会感到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因为这一大群不知名的、健康的人们，他们就是中国人民。
那似乎和经济学或哲学没什么关系，却和共同的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她好像已创造了一种个体和谐感，在那儿所有的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
于是，我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所指的是否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许共产主义只是描述和谐的另一种方式。当然与一个表面上和谐社会的联系，也就是我们大家在中国时触动我们的东西。也许，在过去的五百年里，西方价值观念曾是人类的扭曲，而竞争也仅仅是同和谐相冲突，隔绝人类的幸福。也许，竞争的要求仅仅来自于对个体的夸张强调的结果。也许个体仅仅是不如团体重要。
把这些中国的复杂难懂的片断放在一起，鉴于我在中国所见的一切，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生活方式”——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真正意味着什么。根据美国伦理道德，各种层次的自由竞争对于进步和创新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被教导去为自由而死，而没教导如何去面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我对所有的那些观念提出疑问。如果一个社会只注重给予而不求索取，这个社会可能存在吗？这种观念太骇人听闻了，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于是就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我们构成了根本的威胁吗？
我认为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过去认为人性是绝对的；人性的某些缺点和弱点是基本而永久的。对我而言，这已是不用讨论即可认定的结论。若面对邪恶，我会耸一耸肩说，“噢，那就是人性。”若有人偷窃、欺诈、凶杀或者特别贪婪，我经常会因相同的理由，对此行径不予理睬。人在本质上是自私、凶残，胆小、野蛮而且贪婪，我曾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我不能再那么想了，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它曾是如此堕落腐朽，道德败坏而且受尽剥削，而它的本性正在改变。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处在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800，000，000人口的国家，还是有人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大多数人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之间友好体面，热爱和平，怀有人道主义。
我意识到，如果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东西能够改变，那么可以断言，任何东西都可能会改变。从那时起，我的生活改观了。
最后，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我接触了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抑制有创造性的文化，仅把艺术看作服务于革命的一种手段，我却又开始考虑成为一名艺术家。
美国政治的错综复杂，突然让我感到索然寡味，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现在，我要运用我的才能进行思考。我曾花太多的时间否认这种才能，没有合理地利用这种天资，对它漫不经心，几乎与它擦肩而过。我从来不知道它的极限。在漫长的征途上，我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这种天资。
从中国回来之后，我认识到天资可以磨炼，可以培养，可以达到最高极限。它不仅能“服务于人民”，我自己祖国的人民，还能对我个人有所帮助。我不是战士、哲学家或政治家，我不能治病，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也不能领导革命。但我能翩翩起舞，我能放声歌唱，我能给人们带来欢笑，我能让人们感动哭泣。
一周后，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走进了舞蹈工作室。
一年后，我在拉斯维加斯（Las Vegas）登台演出。现场有许多记者、名流，更有喝彩声和闪光灯。一名孤独的记者站在一个角落，泪流满面，从黑暗中伸出双手来触摸我。演出结束时，所有室内的灯光都亮了起来，我看到一名十四岁的女孩正同她的家人坐在一起，当时我有一种冲动，我想告诉她，什么是生活、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的和谐。我想告诉她，要珍惜生活、珍惜国家和以她为一分子的这个地球。我想告诉她，要热爱一切，以她的每一块肌肉与沮丧、仇恨和贪婪斗争到底。我想告诉她，关于中国的一切，告诉她，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念，在生活中，任何辉煌都是可能的。你会听到这样的陈词滥调，“你去不了那里。”但你能这样做。我到达了那儿。
一名记者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化妆室，问我为什么重返这生机勃勃的舞台。我谈到了看到人们的需要，听到人们笑声的需要，尽可能和人们交流的需要。接下来我听到自己说，“实际上，我在这儿可能是因为毛泽东。”这名记者看上去百思不得其解。他很不自然地笑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玛格丽特?惠特曼正兴高采烈地站在房间里挤得满满的鲜花和电报当中。“你去问她，”我告诉记者，他问了，玛格丽特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当我最后离开旅馆回家时，天即将破晓了，远处光秃秃的山脉升起一大团紫红色的烟雾。我站了一会儿，倾听着从山那边吹过的山风，它吹起了杂草和沙尘。我参与演出的节目单在停车场上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我突然觉得，这风和在中国吹拂的是相同的一阵风。它吹过海洋，吹过山谷，吹过山脊，穿过世界远道来到内华达（Nevada）。对我而言，它是可能之风，希望之风。不是因为它是中国风或者美国风。但就是那阵风，使得空气属于我们大家。
我走向汽车，坐了进去，向家的方向驶去。刮着大风的街道上静悄悄的。到第三个红绿灯时，我居然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BY SHIRLEY MACLAINE，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P.154-201, 230-249 张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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