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活跃作家。从先锋文学的干将走到现在，他一直在寻求写作突破和创新。最新出版的小说《愤怒》矛头直指时代的“恶”与“罪”，讲述了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在被迫闯入城市谋生的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与挫折，表现了在当今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人群中可能发生的故事。主题和语言一改自己以往的风格。就这部新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北村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北村，1965年生，福建人。出版有《玛卓的爱情》、《周渔的喊叫》、《施洗的河》等小说集。其中《周渔的喊叫》被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
《愤怒》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愤怒》完全摆脱了现代主义
新京报：为什么用“愤怒”作为书名？
北村：这个书名很直接，主要针对两点：第一，当下社会的现实处境；第二，当下人们的心灵处境。我觉得很多作家对这两点持麻木不仁的心态。愤怒，是针对作家良知的沉睡状态所说。本书所描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
新京报：新作的风格与你以前注重技巧、结构繁复的风气几乎完全相反。
北村：其实我一直在挣脱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不存在技术判断，也不是说现代主义的方法过时或者不过时。任何一种方法都是跟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当我要写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的和心灵的处境时，我必须摆脱原来的那种冷漠的语言，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有神圣感情的人，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个新的态度。在《愤怒》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包括《周渔的喊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愤怒》则是完全明确地摆脱了现代主义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问，这么简单的语言有表现力吗？那么我就会告诉他，你不要注视我的语言，而要看我的语言有没有表达重要的信息：即人物的精神层面的感受。这个信息是内部写作达成的，不是外部写作所能完成。内部有另一条河流，人性的困难或者心灵的巨大矛盾和希望都在那里。
很多作家在写阴暗的自我
新京报：这部小说让我直接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你更关注整个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这是否是一种预设？
北村：从作家立场来说，我觉得非常愤怒的一点就是，对于我们所处环境之中的绝大部分人的存在，我指的是弱势人群，大多数作家是漠视的。我们很多的作家在写什么呢？大量狭隘、阴暗的自我。这是不是一种真实？可能是部分的真实。
但是，还有一种更大的真实是作家应该关注的。它不是所谓“主旋律”式地关注社会矛盾，所以我不承认《愤怒》是一部社会小说，因为除了社会矛盾之外，还有我们心灵的真实处境和精神的巨大矛盾。我是有感于这一点，但没有在小说中预设一个主题，我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作家应该担当的责任。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题涉及的，可能是当下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主要关乎人性和心灵。
北村：你可以看到，《愤怒》的前半部分，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对人的权利和人性伤害一种非常真实的揭露。当初这本书的出版者跟我签的起印数是五万册，临到印前可能信心不足，印了三万，刚过去几天，他就告诉我，货全部铺下去了，赶紧又加印了两万册。这是什么信号呢？它表明现在市场上这种类型的作品很少。
我不认为我写得有多好，但从文学作品的意义来说，你真的很少看到真实反映这种伤害的作品。它不像主旋律作品或社会小说一样，预设一个别的立场，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个作家无法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作家应当有自己良知的基本立场，它面对的不是某种势力或某个阶层，而是所有生命。当然，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改变人的精神里边的基本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变革的人性基础。
主人公李百义让我产生爱慕
新京报：《愤怒》中的主人公形象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人物？
北村：李百义可能真的在中国是个别的现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人物不太真实，这正是我要塑造他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代表真理，并不能因为这种人物很少就不可信。从内在和内心出发来看，这种人比许多只写外在命运的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实。外在表现出来的反而有一种虚假性。
他们行为的依据在哪里？我以前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人性的消极面和局限性。现在我发觉，某种真实的有价值的理想主义人格，可能是我有责任把他描绘出来的。《愤怒》的主人公李百义是我作品中，惟一一个让作为作者的我非常感激的人物，这个人物让我产生了对他的爱慕。以前我作品中的人物，我是以文学家的感觉来爱，而李百义是让我以朋友的身份来爱和敬重。我写完这部小说重读的时候，竟然两次流眼泪。
新京报：这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必须用心灵来写作。
北村：我不敢说自己是完全用心灵来写作的作家，我可能还不够格，但至少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状况。作家至少应该有这种情怀———为自己人性的困难悲伤。如果作家的态度是游戏自己，那么他的使命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单独讨论的技术问题，作家的使命和他的手段是关联的。
新京报：如果以这样的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大部分作家的精神状况就有问题。
北村：有些作家的精神状况的确有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不是指心理学层面的。比方说，一个作家对一切采取游戏的态度，就没有什么能够感动他，或者他回避自己最重要的心灵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欺骗自己，接纳一个虚无之物为他的理想，因为作家不能没有一个让想象力栖息的地方，只好找一个替代品。
所以，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你是作家，但你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否则我们就不如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那样真实存在着。
圈内会有人认为它很糟糕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大部分作家都不再关注人们的心灵吗？
北村：作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失语，同理，我估计批评家对我这部作品可能也会产生失语的现象。
不是说我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这种作品太少了，且如此坚硬和直接。我估计圈内会有人认为它很糟糕。《愤怒》的前半部分看起来好像在展示社会矛盾和阴暗面，后面却落在人物身上。这个人物的可爱在哪里呢？有一个细节，在法庭上他说，有一次，他没有钱了，跟别人去倒沥青，结果有一辆公共汽车在那里翻车了，民工就上去抢旅客的钱。他虽然没有去抢，但是他很妒忌那些抢到钱的人。他很惊讶自己内心的黑暗风暴。这不是说要某一类、某阶层的人要负担社会责任，而是作为一个人要负担这些责任，因为良心的责任是人人都要负的，而恶、恨、罪也是一样的。
新京报：小说主人公的精神境界，让人想到基督教教义，这是否与你信仰基督教有关系？
北村：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联系，如果是这样，我就会用我的散文或者别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人的意义在哪里？李百义杀了人之后，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善事，为什么始终得不到完全的心灵释放和自由？最关键的是他没有安慰感。难道仅仅是逃犯的恐惧？不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作为个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小说里有一段，写的是主人公把那个仇人杀死了，他后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杀错？”其实他没有杀错，可这个疑问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作为线头绑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追溯自我心灵的人，他才会把这个看得很重。
他想，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如果他认为有，如果他足够强大，那么李百义就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式的人。但是，李百义没有这样做，他采取的是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奉献了出来，却造就成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物。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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