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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评论小辑

木弓 等 · 2011-12-28 · 来源:左岸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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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第十二届深圳读书月重点主题活动“深圳文学发展论坛”期间,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举办了“第七届打工文学论坛——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作品座谈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深圳新生代(80后)打工作家的部分作品,进行了审读研讨,撰写论文。本版刊发的是本次座谈的部分成果。
 
 
“打工文学”精神在传承
读几位深圳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
 
木弓
最近读到深圳作家毕亮、陈再见、程鹏、唐诗、傅关军、庒昌平等人的部分短篇小说,知道了新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传承着“打工文学”的精神,正在成为深圳文学创作的有生力量,感到非常高兴。
深 圳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打工文学”也一直是深圳文化的一张名片。这座资本财富那么集中的现代化在都市一定会有许许多多与资本财富相关的 文化名片,但能坚持做出一张与劳动者精神和命运相联系的耀眼的名片,让我们有一种敬意。这些年来,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讨论有很多,但是还是少有把“打 工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经验放在一起评论,还是少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精神的高度去认识“打工文学”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种看上去还很 青涩很幼稚的文学创作,却能给全国文学带来深刻的文学思想话题,确实也不多见。
很 显然,这几位作家继续保持了“打工文学”的表现主体__以在深圳打工的进城农民的生活为基本内容,表现这个群体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生活命运,努力塑造 这个群体的文学形象。毕亮的《铁风筝》《外乡父子》《消失》,陈再见的《忘记》《寻找》,程鹏的《故乡》,傅关军的《天梯》《欲望之城》,唐诗的《工厂里 的病人》,庒昌平的《寻人启事》《措手不及的幸福》等都以打工者以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作为主人公,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他们的生活际遇,真实表现他们的生活情 景。真实是这批作家作品的鲜明特色,也是这批作家作品的价值所在。这些作家,对生活的思想认识也许不同,看待生活的角度也许不同,甚至他们的艺术气质也有 很大不同,但他们都是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直面打工者的人生,讲述虚构的小说故事,真实地表现小说主人公生活形态以及生活命运。例如《外乡父子》篇幅 不长。却真实准确地写出的打工者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痛苦。《故乡》却真实写出了找工者家乡状态以及回乡的无奈心态。《天梯》真实准确地写出了白领心态中的疲 惫感和面对这个金钱世界的茫然。《工厂里的病人》写出了打工者因生活的挤压而产生的扭曲心态。《忘记》写出了探索了打工者家庭关系的隐秘。《措手不及的幸 福》则有一种普通人的道德崇高感,在普通人艰难生活的冷峻描写里透出了一道亮色。
因 为不粉饰,不做假,率真而无忌,生活质感坚厚,所以这些故事可以被看着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纪录,可以看着是对我们时代生活的矛盾与冲突的展现与揭示。我们知 道,打工者其实就是进城农民。他们是中国城市化进城的产物,更是我们时代矛盾冲突的痛点。抓住了他们,写出他们,就能接近问题的本质,就能从这些矛盾冲突 中分析和把握时代精神本质内涵。通过打工者命运的真实揭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都市浮华生活的后面,潜藏着一座大都市的深层伤痛。我以为,这种伤痛不应该 被遮避。“打工文学”就这样直愣愣地端了来,勇气和锐意可佳。
当 然,对一部好作品来说,光停止在真实上是不够的。有这样一个立场,就一定需要相应该的价值判断,就会有自己的道德指向。所以,我读到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品都 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作家的社会道德批判例如毕亮的《铁风筝》,巧妙设计了一个相亲的情节,从而揭开了一个令人心酸令人同情故事。小说女主人公杨沬的男人为了 挣钱给孩子看病,参与了抢银行,被特警击毙。而她现在爱上的,就是一个特警,甚至有可能就是枪杀她男人的人。小说写出了普通人生活的困窘和道德挣扎,引人 思考城市犯罪的问题。傅关军的《欲望之城》写了一个打工青年为了节省奋斗成本,以自己的情感为代价的故事,反映了了一代青年情感的麻木,对真情的不珍惜, 从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另一面。他的另一篇小说《天梯》则写到了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为了攒钱买房不得不接受富婆玩弄的那种屈辱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两极分 化有不公平。程鹏的《故乡》写出了一个打工者回乡时那种惆怅感。其中有一个细节具的相当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一场突如其不的车祸,死了不少外出的打工者, 其中有跟着父母去打工地读书的孩子,非常惨。但当地人却若无其事地要施救费,认为这是应该给的物质奖励,否则没有人会去救人,其中还有两个警察也笑着来领 取。这个细节,很真实地传达出人性的冷漠与无情的现实。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打工是我们不可抭拒的命运,但孩子们却当着理想。那个死在车轮下面的打工者后 代,正是这种理想殉道者。小说给我们提出了打工者命运问题__他们何时才有个头。
“打工文学”中,会有相当的内容与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有关。爱情的描写中透露出对社会生活的思考。我们会注意到,这些故事中的爱情总会自然而然地蒙上一层阴影,使男女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社会的问题。唐 诗《工厂里的病人》写出了工人情感困扰纠结的变态,转化成心理暴力的危机。庒昌平的《寻人启事》设计了几对青年男女的不建康的关系,写出了当代社会动荡, 人心浮躁,心理失衡的的情感风险,揭示了当代人的道德困惑。小说巧妙地发排了小说主人公寻找女朋友父亲当年恩人的情节与青年男女情爱并行发展,把两代人的 情感关系进行了比较,的确让人深思。陈再见的《寻找》并不重写爱情,而是描述一个打工者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做了父亲,却要面对早产儿夭折的惨状。 小说近似于白描的写法,却很触动我们的心灵。傅关军的《天梯》可以说写爱情写得最有暖意的,但当我们读到主人公不情愿地与别的女人上床时,这种暖意却成了 一种虚幻的象征。
这 些作品不同程度反映了现实,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作家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展示了打工文学很有青年特色的价值观。不过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打工者生 活的尊重。他们当然渴望走出打工者的生活,改变打工者的命运,但他们并没有自我轻薄,自我贬低,而是在真实表现生活中努力看到希望的一面,相信人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庒昌平的《措手不及地的幸福>典型地表达了打工文学的自信与自觉。
这 些作品艺术上也值得一说。我们注意到,象《铁风筝》这样的作品,显示出作家构思上的功力。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很优秀的短篇,而且不落俗套。结尾很有冲击 力,也很有控制力。男主人公是个特警,他对女主公说了一句,表白自己杀过人。小说没有让男主人公说出真相,说明作家分寸撑握得好。《外乡父子》也是一篇非 常精当的作品,平静叙述下隐藏着作家的情感,是一部得到现实主义精神贯注的好小说。《寻人启示》在复杂的多个层面展开叙述,把故事讲得很有节奏,不慌不 乱,使小说的结构丰厚了许多。《故乡》语言表达则很质朴,看似随意,却有用心,有许多段落具有散文的韵味。《天梯》的故事里很可读,很吸引人,主题很有一些哲理,思想凝炼。这篇小说的主题很有明确现实主义道德批判意识。《忘记》构思非常精当,人物心理变化捕捉得很准确,显示了作家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优势。
我 们看到打工文学思想的探索,也看到打工文学艺术的进步。尽管我们还是看得出,这些语言感觉很好,艺术上也很敏感的小说,总体上来说还不够厚重,不够成熟, 但这些作家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将会走得很远,将会有一天成熟厚重起来。顺便说一句,“打工文学”要真正发展,光靠 打工作家是不够的。“打工文学”应该理解为,除了是打工作家的精神家园以外,还应该是成熟的作家关注的题材领域。需要有更多成熟的优秀的作家共同参与,努 力塑造中国打工者的形象,“打工文学”才能冲击时代精神的思想制高点,才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中挺立起来。
(作者系《文艺报》副总编辑、著名评论家)
 
 
 
 
 
从生存的实感经验中生成文学
 
张新颖
 
我要谈的几篇作品的作者,都是“八零后”;不过一般说起文坛上的“八零后”,不会谈到他们。我愿意就此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写得没有那些“八零后”的“成名”作家好?这个问题太直接了,对比也总是让人尴尬,但不回避它,或许能够发现和思考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无论对“八零后”文学说好还是说坏,有一点大概是一致的:他们所谈论的,大多(甚至全部)是聚光灯照射到的那几位,而处在正常光线下的更广大的“八零后”的写作,则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更不用说那些在幽暗中坚持发出自己并不悦耳、却是从生存的实感经验中生成的声音的文学。
坦诚地说,我偏爱这几位新生代打工者所写的这些作品:程鹏的《故乡》和《在大地上居无定所》、唐诗的《病》和《尘埃里里的行者》、陈再见的《变鬼记》和《张小年的江湖》、毕亮的《外乡父子》和《消失》。所以我记下了阅读它们的感受。
在 外打工多年回到故乡,迎面而来的是满目的疮痍和荒凉,挥之不去的是满心的无奈和伤痛。当代的乡土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乡》用密密麻麻的细节、实实在在的人 事来呈现,作者写自己的老家和亲人,写村庄,写乡邻,写儿时伙伴现在的境况,一笔一句,都贴着真实的生活。作者不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这里生活着他的母亲 和儿子,这里有他的历史也有他的现在和将来,他的一笔一句,都牵扯着切肤之痛。故乡让人怵目惊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同样还有精神上的荒芜、没有依 靠;更痛切的是,没有未来。儿子的理想,是打工:“对于我们,打工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在我们的下一代,却成了他们的理想。”“ 我喊,这些孩子们啊——”
程鹏的写作所形成的作者和文字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今天的文学中是少见的,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文学”,不如说是生命的血肉化为了文字。用《在大地上居无定所》里面的话来说,就是“这 些词语从我身体的暗处醒来抚摸着我”,“这些词语汇合成血液从我的四肢骨骸流出来”,“这些词语会从我的肉体里出来再注入我灵魂中去”,“这些词语像点滴 从我的皮肤滴进我的血液中去”,“这些词语它会注入到我的灵魂里让我不得安宁,打下烙印来触痛我”。在文字泛滥的时代,在词语的通货膨胀比拼着物价指数的 时代,在见惯了文学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浮滑虚空的时尚潮流之时,读程鹏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感受到异样的震动。
同 样的原因,读唐诗的作品,也让人不能无动于衷。我想大概不会有太多人的喜欢唐诗和程鹏这样的作品,他们的文字不轻松,不光滑,不漂亮,不给读者甜美的愉 悦。倘若你以为文学是风花雪月,是客厅里的摆设,是饭后的甜点,是人生的装饰,那么,他们的作品就太不符合这样的标准了。唐诗写的是吞噬着躯体的病,是谋 生的艰难和屈辱,是和粗砺的现实摩擦得遍体鳞伤的生命,是在尘埃里的卑微的挣扎和生存。唐诗的文字带着女性特有的尖利和敏感,也含蕴着女性特有的坚韧、倔 强和勇气。
陈 再见的两篇小说写的都是小孩,呈现出来的却不是惯常概念化的纯真童年,他的笔触深入到幼小的心灵,探测成长之初的心理的幽暗区域。小说的叙述表面上看去是 平静的,甚至有那么点若无其事的轻松,但叙述的结果却让人警醒和深思。嫉妒,一个非常普通的心理反应,当它成为一个症结,会滋生出什么样的极端行为,导致 什么样的后果?《变鬼记》写的就是一个小女孩由嫉妒而“变鬼”的过程。《张小年的江湖》比《变鬼记》更精细地展现了幼小心理的曲折变化,而在小说结束时这 个孩子的谎言,更是令人震惊。张小年所以会说出谎言,一方面是因为他周围所有的大人“一起期待着”他“能 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明白了他们的“期待”,他懂得什么会让他们“满意”;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有“期待”,他“期待”着他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之 后,他们会怎样对待他。一个小孩子的审时度势,一个小孩子的利弊取舍,会让大人瞠目结舌吗?大人也都是小孩子长成的,小孩子心理的幽暗部分也会长大,人性 这东西,在大人那里,也在小孩那里。
当 我们说打工文学往往在艺术性上不够讲究、显得粗糙的时候,毕亮的小说可以拿来做一个反证。《外乡父子》和《消失》显示了充分的文学自觉和艺术上的成熟。小 说写的是被生活一点一点击垮的人,写他们的走投无路、沮丧、绝望,作者在叙述的时候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直面无望的失败者却克制着表达。读毕亮的小说,会 感受一种自始至终绷紧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形成和保持,主要来自小说写出来的部分和那些被省略的部分、暗示的部分之间的对话关系。没有写出来的部分和写出来 的部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特别是《消失》这篇,让我联系到雷蒙德·卡佛小说中的那种特殊的张力。卡佛以极简主义的“减法”写那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他 曾经说,“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消失》的结尾写女孩说屋子里的怪味,“估计是什么东西烂掉了。”就有这样的表达力量。
以上简单谈到的这几位新生代打工作家的作品,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实感经验,更让人看到了从实感经验中生成的文学——文学,本来就该跟实感经验紧密相关,只是在今天,在虚浮的文学空气中,强调这一点,不会没有意义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学者)
 
“内心的疼痛”如何表达?
——读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
 
李云雷
 
 
深圳的新生代打工作家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他们不仅感受着新的经验与新的现实,而且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探索与追求,以下我们以毕亮、陈再见、付关军、唐诗为例,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些分析。
毕 亮是一个在情感与技术上已很成熟的作家,他善于发现生活中隐秘的真相,并能选取独特的视角加以表现。小说《外乡父子》以打工者“我”的视角写一对“打工父 子”的生活故事,“男人”带着父亲出来打工,住在出租屋中,“我”帮人收房租,也以旁观的角度观察着他们,小说通过“男人”在工厂打工、失业、收破烂,照 顾父亲、思念女儿、找小姐等事情,写出了他困窘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困窘也是属于“我”的,小说以《孔已己》式的视角与语调,写出了打工者无望 的生活。《消失》写的是一个房客将房子转租给一对青年大学生的故事,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初闯世界的激情,以及两人之间的深爱,而他也预示 了他们的未来:屡遭挫折之后的颓废与委顿,恋人之间的争吵、反目与伤害,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气味不仅暗示着一场情杀,而且象征着梦魇一样的生活氛围。《铁风 筝》写马迟与杨沫的相亲故事,“铁风筝”是他送给她儿子的一件礼物,小说表面上写他们两人的相亲过程,但是通过银行、骆驼、狙击手等反复的出现,暗示了一 个更为隐秘的故事:杨沫原先的丈夫是一个骆驼饲养员,为给儿子治病铤而走险去抢银行,被公安局的狙击手击毙,而这个狙击手马迟为了照顾杨沫和她的儿子,隐 瞒身份来相亲……,小说将最具戏剧性的核心情节隐藏在背后,在平静的叙述语调中暗含着波澜,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篇小说在叙述技巧上颇为成熟,从 一个很小的入口切入,将不同的叙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暗示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
毕 亮的另一篇小说《绝活》,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小说中的父亲在南方打工,轧断了一条腿,要将这个消息告诉读高中的孙子,孙子正好带了 同学来家里,爷爷无法说出口,而孙子却与他的同学们打扑克,调笑着,对爷爷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小说在三代人的命运之间展开,远在他乡受伤的父亲,默 默承受的爷爷,和娇纵任性的孙子,展现了当代农村代际之间的隔膜,和“留守儿童”的心灵问题,其中爷爷与孙子心理上的对峙与沟通的困难,尤其构成了一种现 实与心灵的悲剧。小说从爷爷的视角展开,这是一个孤独的驼背老人,他的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孙子在县城读书,他一个人在家中生活,只能与一头青牛说话,他的 生活世界是空缺的,在得知儿子受伤后,他也只能捡起做篾匠的绝活,默默地为儿子编织了一条“腿”。他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曾经“是园艺场四里八乡闻名的篾 匠”,但是“自从流水线上生产的塑料制品茂盛起来,市场打开传到乡下,老人这门手艺就慢慢丢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在技艺层面,这都是 一个“过时”的老人,不再为人需要。而他的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中国农村习以为常的也处于瓦解之中,而成长中的孙子对这一切却是漠然的,他只沉浸 在个人的世界之中,而在祖孙二人平静的隔膜背后,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内心风暴与社会危机。
陈 再见的《张小年的江湖》、《变鬼记》等小说都以儿童视角来切入,从他们的眼中展现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张小年的江湖》写张小年初涉“江湖”的故事,从偷 家里捡的饮料罐,到抢小朋友的钱,到撬别人的门窗,再到去偷锡渣,张小年在盗窃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不仅在于他的好奇,而且在于困窘的家境与“江湖”的逻 辑,小说的最后,张小年得到了救助,但明显的说谎虽然可让他解脱困境,却又让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小说通过对张小年心理与内在逻辑的揭示,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孩子的世界及其堕落的可能性,不能不发人深思。《变鬼记》写的是“我”的童年故事,银剩是“我”和金枪、国雄的玩伴,他们对鬼都很好奇,二叔爱讲鬼 故事,他死了,传说与一个女鬼结合了。“我”和银剩因新来的女老师而发生矛盾,互不理睬,学校闹鬼,女老师到“我”家去借宿,“我”去侦察,果然发现了 鬼,落荒而逃,第二天才听说,银剩在学校的阳台上摔下来死了。小说通过对死亡与鬼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儿童的世界及其好奇心。
付关军的《天梯》、《血蝴蝶》、《欲望之城》,写出了都市中青年人的压力与欲望,以及人性被扭曲的过程。《天梯》中的冯小北与暖暖相爱,决心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后就结婚,但是购房的压力实在太大,虽然意外得到了一位成功人士的帮助,但是离付清首付还差6万 块钱,短时间内无法筹措到这笔钱,为了散心,冯小北与认识的一位美女去了丽江,回来后,这个被富豪包养的女人给了他这笔钱,而当他回到家时,暖暖也疲倦地 拿回了一笔钱……;《血蝴蝶》中的“我”与周玲玲相爱已久,共度过生意的难关,但宋小梦闯入了他的生活,与他缠绵悱恻,但到后来“我”才知道宋小梦是生意 伙伴派来的谍报人员,他在生意上一败涂地,宋小梦也离他而去,在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真爱在哪里;《欲望之城》写一个奋斗者唐山与一个富家女崔梦的恋 爱故事,唐山与同学郑小梅相恋,在艰难的环境中共同奋斗,但年轻貌美的郑小梅禁不住诱惑,最后离他而去,唐山处于惨败的境地,他的经理崔梦虽然出身富家, 但因为长得丑却嫁不出去,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但公司里的议论纷纷,让唐山离开了崔梦,去独自奋斗,他的事业很快就有了起色,并且逐渐发达了起来,在 请原先的同事相聚时,一位同事挑明了他事业成功的背后,原来一直有崔梦暗中相助,深感震惊的唐山找到在产房的崔梦,说,“亲爱的,我们结婚吧”。付关军的 小说充满了戏剧性与传奇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代都市生活瞬息万变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了在欲望的挑逗下人性的种种扭曲与变形,但另一方面,语言的芜杂与 结构的随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可能达到的艺术性与深度。
唐 诗的作品《尘埃里的行者》、《病》、《工厂里的病》,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在风沙中磨砺成长的灵魂,《尘埃里的行者》写“我”打工生活的记忆,最早出来谋生的 艰难深刻地烙印在她的心头,我们可以看到她如何在辗转中中挣扎,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病》写了“我”对病刻骨铭心的感受,“该从哪说起呢?关于这身体里的 病。是从脚踝处的伤开始,还是说额前永不消停的痘?碍人眼的是这该死的手腕,和皮肤上面淡淡的耻辱的痕。”作者从乡村记忆写到城市生活,写到不同的病对她 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不仅在于身体,而且在于心灵,它们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感觉与认知。《工厂里的病》以男性“我”的视角,写到了乡村与家庭 中性关系的混乱以及对一个少年人带来的耻辱,到工厂后,“我”对傅霞的追求、相恋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我”竟然幻想将她奸杀,当看到一则关于轮奸的新闻 后,“我的人格又在分裂: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犯罪者……”这个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的残酷,以及主人公 的内心是逐渐变得强硬的。唐诗的作品深入到了生活的底部,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及其残酷性,但语言与行文的率性随意,也降低了对生活揭示的力度。
每 一个打工者都有自己内心的疼痛,每一个打工作家都在表达自己的经验与思考,但是,如何在这些共同的体验中发掘出个人最独特的部分,如何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艺术表达方式?则是摆在每一个打工作家面前的问题,只有从这些问题出发,新生代打工作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在以上这些作家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们一种新的美学的萌芽,且让我们试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著名评论家)
 
 
超越命名的写作
李国平
集 中阅读了深圳新生代作家陈再见、程鹏、傅关军、李双渔、唐诗、西西、庄昌平、毕亮等的若干作品,一时无语,多少有些惊异。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打工作家,追 溯底层写作思潮,打工文学现象,如果把周崇贤,安子、林坚等为代表的打工作家称之为第一代,把以王十月、戴斌等为代表的称作第二代的话,那么,这个创作群 体则可以称之为第三代打工作家。这个群体的写作,已经显示出了较高的起点和相当的层次,我这个地处偏僻西北的读者阅读前沿地区的文学并无陌生之感,这个共 鸣源于他们的作品中传达的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我隐约感到,这个群体形态的写作,体现着某些文学规律性的东西。
一、 打工文学是深圳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全国不同文化地理区域间或有作家群出现,这不是深圳所独有,但打工作家作品群体现象是始于深 圳,兴于深圳,承传于深圳,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依赖于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提倡,依赖于良好的文学氛围,依赖于良性的刺激,这个刺激既来自于外部的环境, 也来自于创作群体内部的砥砺。还有对于文学承传的重视和养护,深圳虽然是一个特别文化区域,可是,一旦有健康的文学生长出来,它就珍惜它的承传。曾经享誉 全国的陕西作家群、山西作家群,现在的宁夏作家群体的成长,莫不是拥有这样的质素,共建着这样的文学认同和文化背景。
二、 打工文学是一种命名,这个命名曾经存在着争议,某些占据主流者以文学的名誉质疑他们的合法性。啊哈,如果考察现在的成名的、一线的、一流的作家的履历,他 们曾经的身份,与现在打工作家们何止相似乃尔。打工者文学的命名来源于创作者主体的身份和创作者的描写对象。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执着和文学虔诚。 而且,我们得允许创作者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曾经的陈忠实、路遥们最初的写作包含着改变身份命运的色彩,当然也包含着时明时隐的文学理想。 这个理想,构成他们生存方式是后来的事情。陈忠实写出《白鹿原》之后喊出“文学依然神圣”的口号,此前他为什么不能喊出,是写作抵达的文学认知的程度不允 许他喊出。文学虔敬,文学理想是一个通过写作体验的过程,认知的进程,提升的过程,执着坚守的过程。
三、 文学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写作是怎样发生的?理论家可以谈出许多高深的理论,但是,它有着最质朴的道理。文学写作,需要游戏,需要表达欲望,需要精神补偿, 需要情感寄托,需要心灵安妥。它来自于最本质的内心冲动。深圳这一批作家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青春祭。在本质意义上,是内心的呼唤。他们的文 本,透现出的是和某种夸饰明显有别的本真,在他们的创作中,能阅读出文学的发生学、生长学、成长学。
四、 在什么维度上看待打工者文学,在社会进步,在民主自由精神进程的维度上评估打工者文学,今天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写作者、边缘写作者、非体制内写 作者,文学书写的合法性,文学的话语权,再不是少数职业者、专业者所垄断。这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冲突之一,当越来越多的自由写作者、边缘写作者、民间写作 者,冲击传统的写作体制的时候,这是文学的活力,也是社会的活力和进步。这个文学的潮涌发生于、发展于深圳,非思想的解放和前沿不能解释。
五、 我注意到,深圳这一批作家创作起点之高令人惊异,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发表于比如《人民文学》《作品》《天涯》《文学界》《鸭绿江》等国内知名和前沿的文学期 刊上,有的还被《小说选刊》等一流选刊类杂志所选载,主流文学期刊,被视为文学的门槛,这个门槛的真实含义是它的文学含金量。而且我注意到,他们注重文学 的基本训练,这是一种健康的创作态度。文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一是在既有的文学经验上的累积,二是在自身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累积。我不知道,我阅读的作家 们,意识到这一点,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
六、 曾经对于打工者文学的争议之一是谈他们的写作局限于题材层面,局限于经验层面,的确,深圳打工者作家书写的是自身这一群体的悲欢爱恨,有些甚或有自身浓厚 的影子,这不可避免。可是如果我们深层阅读,不仅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读出经验,而是会读出创伤性经验。书写创伤性经验,恰是有含金量的文学,有深度的文学, 有感染力的文学必备的质素。放大点说,如果谈经验,中国的前行,得益于创痛性经验的促动,农村改革的发生源于此,为什么要在邓小平谈的发展起来之后不比发 展初期问题少的论述中找资源,也是我们遇到了创伤性经验。阅读这一批作家的作品,明显可以读出他们超越题材层面抵达人情深处的努力,明显可以读出文学现实 主义的骨力,这是他们超越身份和命名最可贵的质素。在当今的文坛,如果充分重视会发现一种微弱而顽强、感伤而清新的文学气息。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杂志总编辑、著名评论家)
 
 
 
由悲情向温暖的文学转变
                  ——毕亮短篇小说印象
 
                        孟繁华
 
“打 工文学”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概念,它的主体性或对象化从来也没有说清楚。或者说,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还是写了打工者的文学,究竟哪种文学是“打工文 学”?因此,将深圳新生代作家的文学称作“新生代打工文学”恐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否深圳后来作家的创作只能是“打工文学”?另一方面,“打工文学” 已经不能概括深圳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特点和经验,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毕亮的小说是否是“新打 工文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亮的小说与早期同类题材作品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这是我们所关心。
毋 庸讳言,早期与“底层写作”相关的小说,“苦难叙事”是受到诟病最大也是最多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在“底层写作”的文学中,一直是泪水涟涟无尽的苦难, 悲情讲述是其最初也是终极的叙事策略,底层人群生存的苦难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批评或不满确实有道理。如果小说只能处理到这个层面,那么,小说完全可以不必 存在,因为小说解决不了底层人生存的困难,小说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远不如民政部门和社会救助组织。但是,到了毕亮这代人,他们在表达底层人生存境况的时 候,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个群体心灵和精神状况,这才是需要文学处理的。《铁风筝》是一篇情节曲折的小说,那里既有写实也有悬疑。小说的外部场景没有更多的变 化,失明的男孩、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女友的单身汉、失去行动能力的父亲和悲苦的母亲,这些元素是小说的外部条件,它确实构成了苦海般的画面。但是,毕亮 着意表达不是这些。面对生不如死的杨沫,马迟送给杨沫的是具体的春风拂面般的暖意,那是马迟对杨沫失明的孩子张特发自内心的爱。这里不是英雄救美,也不是 王子与灰姑娘。这里当然有马迟对杨沫的男人和女人的想象关系,但马迟的行为超越了这个关系,马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男人。小说情节扑朔迷离,但毕亮仍慷慨地 用了较大篇幅讲述马迟与张特的见面和交往,尽管短暂却感人至深。
《外 乡父子》写尽了一个男人的艰难,也写尽了一个男人对父亲的孝顺和对女儿的爱,也写尽了一个男人心理与身体的寂寞。外乡人女人离异,他打工也需带着无人照料 的父亲,中风的父亲没有自理能力,但他会把出租屋和父亲收拾得干净利落。他唯一的念想是自己的女儿,当他听到女儿要来看他时,他节日般的心情与平时的愁苦 形成了鲜明的比对,他给女儿做木马玩具,和年轻的店主谈曾经的人生理想。后来他成了一个贼,被工业区的保安打得半死,打瘸了一条腿。然后他说要回广西老家 看女儿,此前他说女儿在越南。小说不止是写这个外乡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个神情的深处是他捉摸不定微茫的希望。内心的枯竭并非是《外乡人》的写作之 意,一个女儿的存在,临摹的梵高《向日葵》的设置,使一个无望的男人绝处逢生,使一篇灰暗的小说有了些许暖意。
《消失》讲述了一个失恋的男人。失恋后他每天能做的是就是喝啤酒,他只能生活在回忆中,生活在过去。他讲述的朋友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后来寻出租屋的女孩在书柜发现的“马牧”“杜莉”的情书证实了这一点。是什么让这个80后男人如此颓废和绝望?当然不止是失恋。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活的前提,这是娜拉故事的男生版。房间里飘忽的那种味道应该是一个象征——那就是生活的味道,这个男孩的生活就这样烂掉了。但是,生活毕竟还要继续,新的爱情还会生长,这个房间的味道就会改变。
毕亮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青年小说家,他对留守儿童的书写,对城里外乡人的描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我们看到了80后一代作家的另一种风采。值得注意的是,毕亮的小说极其简约,甚至有卡佛简约主义的风范,无论人物、场景还是故事。但这还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更关注的是毕亮对这个领域叙事倾向的改变,这就是由悲情向温暖的改变,由对外部苦难的书写向对心灵世界关注的改变。
“底 层写作”,是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关于这个现象的是是非非,也是近年来文学批评最核心的内容。这一写作现象及其争论至今仍然没有成为过去。在我看 来,与“底层写作”相关的“新人民性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文学现象。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直接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就是底层的边缘群体。他们微小的社会影响 力和话语权力的缺失,不仅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付出代价,而且也最大限度地遮蔽了他们面临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状况的存在,“底层写作”才集中 地表达了边缘群体的苦难。但是,过多地表达苦难、甚至是知识分子想象的苦难,不仅使这一现象的写作不断重复,而且对苦难的书写也逐渐成了目的。更重要的 是,许多作品只注意了底层的生存苦难,而没有注意或发现,比苦难更严酷的是这一群体的精神状况。毕亮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个倾向。于是,底层写作在 这种努力下就这样得到了深化,与我们说来,这毕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文学症候。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阳师大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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