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春天责备》，台北：华品文创，2011年9月
新世纪盲歌手，大陆“新民谣”代表之一周云蓬在台出版的第一本书，正编诗集《春天责备》横排右翻，附录文集《盲人影院》竖排左翻，到中间卡一张CD收录〈中国孩子〉〈盲人影院〉〈关山月〉三曲，真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文集忆述了他许多歌曲的创作背景，他在各地感受过的时代氛围，103-176页由他口述、记者绿妖（然后成为女友）的〈歌者夜行——周云蓬小传〉尤为可观，将他生长、失明、就学、走唱的经历基本讲清楚了。
下面摘录几段张铁志的序文，引出了一个有趣议题：
其实老周一点都不想被贴上抗议歌手的标签，但他确实相信：“我不能绕过所有跟音乐无关的问题一直唱歌……说有啥用呢？你一个唱歌的、卖破烂的，也有权说。一人说，声音微弱，一万人说，就是舆论。你不说，沉默地等着世界自动变好，那你等着吧。有一天，事情落在你头上，将再没有人为你说话。”
没有比这句话更代表他的政治态度。
但是，“《中国孩子》这个音乐是一时的，以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就别老想起来。如果老是想起这首歌，就证明这个社会还在轮回。老是被传唱，是社会的不幸。”
那天我和他的对谈中，他也一直强调中国音乐刚从集体主义解放出来，所以最好有更多小情小爱的歌曲，需要更多地歌唱个体自由。我也同意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自由，但是否大家唱更多情歌，而不去表达对体制的愤怒，就能达到这个目标，我是比较怀疑的。
这是我们的小小歧异，但我仍然喜欢他极了：他的人，他的歌，与他的文字。
我认为，歌曲的长处与本色，在承载情感与情感的结构，这是文字和行动难以达到的；要抗议、要革命，歌曲可以作先声，可以助声势，但效用有限，只靠军歌是打不了仗的。设以自由（个人自由也将能总成群体的自由）为终极目标，得到自由以后要怎么活？孔子之所以认同曾点的愿望“风乎舞雩，咏而归”，便是因为曾点直达了理想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情调和愿望，是我们上进、奋斗、对抗或改造体制的动力。
周云蓬极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接通了上古《诗经》到中古唐诗的精神，在现代中国的情境下翻生了出来；他出名的、被认为抗议歌曲的〈中国孩子〉可谓“变声”，但他的基调是正的，真正“思无邪”的正，他揭露体制现状，露得很白，但不流于愤怒，而是将人引向深思与厚积。
他演绎诗人海子的〈九月〉，或他自己写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虽直面淋漓残酷的现实，亦不失温柔敦厚。故马世芳序文引了阿城《棋王》的句子“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古”不只是“古老”，更是“古雅”，雅者，正也。当周云蓬载动他经过的欢喜悲愁，唱起他的歌，让我们觉得，哎呀，中国民谣的情调就该是这个样子，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活着的，我们对中国就有了更深厚的情感，推动我们为现在与将来努力。
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是堪为原点的正道，也是民谣的核心意义与价值，相对于失正已久的现代社会。体制对人的压迫、志士与小民的反抗，都是奇道。奇正须相辅，光讲革命治国，或只顾唱歌跳舞，都不能行之久远。
西方1960年代摇滚乐与全球反抗运动虽举出“爱与和平”为正，然其崩坏也速，之后再与各种思潮分分合合，但多是以奇治奇，不断的反省、批判、解构、战斗，虽可持续“反者道之动”，毕竟难以终极。重构正道的历史任务，还须着落在民谣（新的）与公民组织上。周云蓬所说的“小情小爱”，其实便有着这样的意义，可以说“进步”，也可以说“反抗”，但我想最好是说“归正”。邓丽君、罗大佑等人的歌曲在1980年代的大陆就已经起到这番功效了。
今者周云蓬潜行江湖，暗中涵化，歌唱与文字的火候都已能率性而得其中道，读其文、聆其歌，既是享受，也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砥砺自己的文章艺事，善哉。
这是台湾歌词研究者、乐评人胡又天的评论，发在他自己的数码杂志《流行词话》0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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