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惊蛰雷》并非尽善尽美，但它确实是部优秀作品，应予充分肯定;作者唐德亮也非完美无缺，但他堪称诗人楷模，值得我们效法。
人们常说，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反映人品。即从《惊蛰雷》的诗品中，便可看出唐德亮的许多人品，是为典范。
其一，有德。唐德亮不仅有德，而且有大德盛德。这就是大爱博爱。爱不是抽象、玄虚的，而是具体、实在的，即爱国、爱民、爱人类，决非只爱个体的自私，更非只爱一个人的狭隘。诗人为什么要写《惊蛰雷》?诗中说得明白，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诗人说：“我在忧虑：中国会不会重蹈苏东的覆辙?几千万先烈的鲜血会不会白流?这些思索与忧患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终于促使我于2011年10月，决定创作这么一部长诗。”(《后记》)从他的写作缘起，直到诗中的具体体现，全部充满了忧国忧民、忧世忧人的强烈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令人感慨万端。
这也应了古人那句老话：“先道德而后文章。”(明•彭时《刘忠愍公文集序》)用鲁迅的话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血，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倘是排污管，那就只能流出脏水、臭水。事实上，这样的“污水”在当今诗坛的确存在，例如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作者于坚不仅咒骂文豪鲁迅，而且热衷于“下半身写作”，却硬被授予“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因而遭到诗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批评。这又使我想到古人的至理名言：“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明•朱舜水《德始堂记》)。“昔人以诗文鸣世而人品未足称重者有矣，虽其集刻之传，亦未免为訾议之资尔，何足重哉!”(明•盛仪《淮海集序》)。
其二，有识。所谓识，就是作者对社会人生认识、理解的能力，对现实生活表现、评价的水平。诗人唐德亮非但有识，且具远见卓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朝覆亡，犹如晴天辟雳，震惊世界。思想平庸、少德无识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自然更不涉笔。唐德亮则不然。他说：“二十多年来，我总是不时在思考：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并因此上溯到1989年秋冬，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般轰然坍塌。这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是怎样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我苦苦思索、追寻。”(《后记》)最终他把自己的“思索、追寻”倾之于长诗《惊蛰雷》中。他的“思索”，当然不可能句句真理，但从总体看来，他的臧否褒贬，怡到好处;是非曲直，能有明断。他的识见高出一头;他的辨析深入一境。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国内歪风邪气甚嚣尘上乃至魑魅魍魉兴妖作怪，诗人仍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同时对前途中的坎坷曲折有着清醒认识，告诫人们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清代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说：“操一艺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绝一世之见。”说的是绘画，也适用于写诗。诗艺臻于“神明”，必有“卓绝”之见。有句诗说“妙句拈来着眼高”，“眼高”不一定写出“妙句”，因为“眼高手低”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能有“妙句”，则必定“眼高”。“帷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清•叶燮《原诗》)。正像已故老诗人公木所说：“世界观永远是创作的基石。”(《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的发言》)。
其三，有胆。诗胆有大有小，每于诗中见之。读罢《惊蛰雷》，可以看出，唐德亮诗胆不小。唐代刘叉《自问》诗说：“酒肠宽似海，诗胆大如天。”唐德亮的诗胆即使不说其大如天，也可谓“仁者之勇，雷霆不移”(宋•苏轼《祭堂兄子正文》)。
应当承认，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环境大为改善。创作禁区似乎早被消除，创作自由基本也有了保障，动辄得咎的现象极为少见。但又出现另外一种极端，那就是“躲避崇高”几成时髦，“消解理想”大行其道，“告别革命”屡见不鲜……当此之际，方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疯狂叫嚣!正不压邪，善难制恶，“理直”往往不易“气壮”，坚持马列常被诬为“极左”。诗人唐德亮敢冒当今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决然地选择事关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题材，不仅政治压力极大，而且艺术难度很高。纵然写作成功，又有哪个出版家敢担责任、肯于出版?因此，创作此诗，诗人要冒政治、艺术、出版三大风险!足见唐德亮诗胆非凡，敢于迎难而上。
由此反映出诗人的卓越识见。胆与识是分不开的，二者交互为用，彼此促进：识为胆的前提——有了识，胆才能有正确方向;胆是识的动力——有了胆，识才能够发挥作用。古人说得好：“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清•叶燮《源诗》)。反之，无胆而有识，则虽邪正是非皆谙于心，却无法见诸笔墨，充其量不过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己。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这种人：“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真正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杰出作品，就需要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优秀作者来承担。
其四，有才。古人说：“笔墨之事，俱尚有才，而诗为甚。”(清•吴雷发《说诗营蒯》)诗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方有可能写出佳作。如果仅有胆识而无才学，那就“不过冥行妄作之人”(明•李贽《杂述•二十分识》)，难有大的作为。胆识要靠才学来支撑。唐德亮才学过人、悟性超凡。《惊蛰雷》题材重大，政治敏感，篇幅浩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难度极强。作品所写，从古至今时间久远;由中及外地域辽阔;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艺术学科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各行各业各国各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革命叛徒民族败类枭雄贼寇多达一百余人，将之尽收笔下;明辩是分，严分邪正，臧否功过，美刺善恶，尽抒喜怒哀乐之情，畅述爱憎褒贬之意。真可谓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没有上天入地、丰富广博的知识，缺乏左右逢源、挥洒自如的才气，无法写出如此高瞻远瞩、不落凡近、独具只眼、自创一格的政治抒情长诗来。
唐德亮的创作实践，他的成功经验，再次告诉我们：诗人的德、识、胆、才缺一不可。诗人修养越高，越有散可能写出精品力作;否则，必须是南辕北辙，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想，在我们赞扬过人写作的同时，不可忽略出版家的功劳。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各位社长总编辑，堪称有胆有识、极富魄力的出版家。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支持，唐德亮的《惊蛰雷》才能得以面世。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丁国成: 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副主编，《诗国》主编，《诗刊》原常务副主编，编审，著名诗歌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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