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研究的“两个凡是”
默看新中国历史，会产生一个感受：关注与重新解释鲁迅，是每个历史转折时期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每当出现对于鲁迅的关注与重新解释时，不管人们是否明确意识到，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点上。公认的历史转折，把新中国史鲜明地分为前后三十年（三十云者，当然是说概数，现在也可以认为是可能已经过去了的“六十年”的划分）。这一转折也伴随着对于鲁迅的重新解释。
我们先来看这个转折的发生起点。我想，对待毛泽东的“两个凡是”的出笼以及作为绝佳批判切入点的选择，是可以视为起点的，至少是主要起点之一。
说它绝佳，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是这个有确凿出处（社论）的“两个凡是”论，它的绝对化的表达方式，是人批判起来毫不费力（实际上，政治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这般行事的凡是）；另一层意思是，它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之所以还在后三十年不时听人念叨，以及产生了一些变种，就在于它是如此地能够“深入人心”。
历史有时会出现吊诡之处，在对于鲁迅的重新解释过程中，鲁迅先生遇到了毛泽东主席相似的命运：对待毛泽东有两个凡是，研究鲁迅也有两个凡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后者的出现是沾了前者的光，是活学活用的结果；而且，后者的影响在“场面”上也远不及前者。
指出鲁迅研究有“两个凡是”者，是鲁迅先生上海时期曾经共同战斗过的茅盾先生。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上，有茅盾先生答年刊记者问的文章：
“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有人说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
是谁说的这“两个凡是”呢？是“有人”。翻译一下，并没有人这么说，“一定糟糕”与“好到底”，也不过是为了立论需要而极端化的说法。做鲁迅研究的人，我想也不会出现这种不着调的论点来吧。而且，鲁迅“骂”过的人，就在先生那里，也从来没有指认过这些“一定糟糕”，李四光先生算得上被鲁迅“骂”过的人了，但是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对李先生“科学家”的这一面有过非议，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先生在地质学上贡献，也不会被人他“糟糕”吧。胡风大约算得上是鲁迅先生“赏识”过的，就在先生承认“赏识”胡风的文字里，先生同时也指出，“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也就是说，先生评价一个人，从来没有走“好得很”和“糟得很”两个极端。
就算真的“有人”这样说（没有形成印刷的文字），又怎样呢？难道只要有人说了，就可以不顾事实拿来作为进一步申说什么的基础吗？先树立一个真实世界里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展开批判，好像已经成了一些人的习惯性做法了。我这里不是想说茅盾先生如何如何，他还不至于如此。
与广为人知的那一个“两个凡是”论受到了批判热潮不同，对于鲁迅研究的“两个凡是”论，很快就有反驳的文字出现；而且，鲁迅研究的“两个凡是”论最终也没有成为某种固化概念。只是，它的精神却由是发端。就是现今，还能时时见到它的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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