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清爽的晴空带走连日来的阴雨，也带来让人意外的惊喜。笔者与戴锦华老师的访谈邀约在经历一周的波折后，终于迎来定音。前些天，在上海的读书会令她无暇接受采访，而当“可见的左翼——纪念夏衍逝世二十周年暨30年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开幕式进行时，孙柏老师告知笔者戴老师可以在午餐后采访，笔者才知道原来戴老师一直都有记得这件事。在访谈前的漫谈和访谈过程中，戴老师非常坦率地同笔者分享了她的学术观点和看法，这令笔者受益匪浅，也令笔者得以窥探到戴老师学术思想中的那份独立和坚守。
峰尚餐厅的午餐过后，学者们纷纷寒暄交谈，笔者也从侧面旁观了发生在正式场合外的戴老师身上的趣事，比如陈奇佳老师称呼她为“戴先生”，潘天强老师送给她一盒从津巴布韦带来的香烟，途中，她同一位老先生谈起搁浅的电影史写作计划，言辞间也丝毫不掩饰对年轻学者的欣赏。
在临时约定的地点落座后，为缓解笔者这位初访者的紧张感，她拿出手机，讲起自己对微信、微博的关注乃是由于这两个主流的社交媒体所折射出的社会和文化症候，对词汇的敏锐感知也令她捕捉到丰富的社会信息。听着她幽默的谈吐，沉稳高亢的声调，我的访谈也逐渐进入正题。说起《昨日之岛》这本自选集，戴老师调侃自己爱“盗用”别人的书名，借用艾柯的“昨日之岛”，其实是想表达一种位置，找寻到那条分割也连接了昨日与今日的时间分界线，重新观照我们的历史与记忆，选择我们的未来。
回到昨日，回到30年代的左翼电影，她指出我们今天讨论左翼电影，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再谈左翼电影，是对现实的多方面回应和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它回应着80年代以来“重写历史”和政治批判，彼时充满活力的话语到今天已演变成新主流建构，关闭的历史空间需要重新打开。另一方面，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左翼意味着什么。法国大革命之中，左翼与右翼的分野凸显;俄国革命之后，左翼引人注目地与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那么，在今天，社会主义传统和左翼传统怎么在现实中重新具有力量?冷战结构不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左翼，在经历深刻的资本主义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思考今天的左翼意味着什么?它曾创造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感结构”和道德态度、道德立场，被压迫者遭遇的苦难赋予其道德正义性。而在今天，新自由主义的丛林法则渗入我们的生活，左翼电影创造出的文化情感无疑需被重新唤起。
透过戴老师对左翼电影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始终保持着对底层现实和底层大众的触摸和关怀。她曾提及，女性主义是她高度内在的立场，而当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严谨的学术思想相碰撞，她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观察视角和新鲜的解析路径。“广场大妈”是戴老师予以特别举出的一例，她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是因为中老年妇女没有获得她们自己的社会空间，“占领”广场是大妈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如果因为扰民，大妈们(有时还有大爷)受到谴责，那么，街舞少年们为何就不会?她指出，这其中牵涉到年龄歧视的问题，歧视无处不在，但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巨大的中老年群体的隐形。通过广场大妈”，戴老师穿透内在化了的年龄歧视的表象，启发我们打开社会平等意识的认知视野。
虽然曾说对女性主义，自己已感到些许倦意，但是谈到女性主义的话题，戴老师还是给予了笔者清晰的阐释。她认为，过去的女性差异主要存在于城乡两种场域，阶级问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曾几乎不是问题;而在今天，阶级分化的事实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的女性面临的情境截然不同，很难整体地表达和判断“女性”。此前，由于《民法》、《婚姻法》等等的立法的保障，中国的女性主义几乎不是在权利层面上展开，只是讨论我们缺乏相应的文化、相应的自觉。而今天，由于《物权法》及相关的财产制度改变，女权问题开始尖锐而突出，女性主义因而也更加真切、实践意义更为丰富。
访谈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戴老师对《英国病人》的解读，当说到这部影片时，笔者心中不禁暗喜，因为《英国病人》是笔者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吸引戴老师目光的是细节中的细节，他用来讨论阶级、性别议题之外的种族问题。她将视点定格到《英国病人》中的那个印度裔锡克族工兵，原作中有一个情节，是他当听到广播中广岛的核爆炸的消息时，毅然脱下军服，放弃胜利者的英雄身份，逃离战场。因为在这一时刻，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战士的对立演变成了你们——白种人，我们——亚洲人。而电影版的《英国病人》则完全剔除了这一情节，剔除了小说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内部的种族议题。
谈到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中“非观众”与“非电影”的问题，戴老师认为，9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的萎缩造成新一代的电影观众观影经验的匮乏，近年来电影产业硬件设施的快速铺张凸显了商业资本的扩张，娱乐至死的单一需求，甚至抹杀了电影自身。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它成功地讲好莱坞战争片的节奏搬上中国银幕的同时，消失不见的，正是解放战争的历史历史事实和记忆。她特别提醒道，很多“抗日神剧”的主创来自港台，这里的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人，无疑是极其有趣的话题。
经过上午的开幕式，戴老师耳后散开的短发衬出她的一丝疲惫，她的耐心和细致令笔者印象深刻。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戴老师推上眼镜架，低头查看有响动的手机，不戴眼镜的她神色显得安然沉静，此刻的她，让人忘记会场上侃侃而谈、犀利发言的“戴爷”，忘记她高大的身影;此刻的她，是一位会被微信上陌生人的打扰搞得不知所措的和蔼的、温文尔雅的长者。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生 梁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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