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厂的大火之夜，身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闻讯即刻赶往现场处置，指挥灭火;陈岩石闻讯骑着电动车也赶到了现场;远在北京的侯亮平躺在床上在网络上充当围观群众;身在京州的陈海没有出场，同样身在京州的林华华也没有出场，省委书记沙瑞金也没出场。
大风厂是李达康的辖区，出了事他自然跑不了，必须赶往现场处置，这是他的职责所在。陈岩石作为一个退休老干部，而且组织上对他并不算太好，当初为了给党做贡献虚报了两岁，临退休却因为这两岁而没能享受到副部级待遇，但他听到大风厂的消息，不顾86岁高龄，仍然骑着电动车赶到了现场。
而其他人都在通过网络围观直播。侯亮平多少算是有点关系，知道此事与他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但他在围观时的状态和表现，也就是一个围观群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和焦虑。林华华此时要么在谈恋爱，要么在梦中酣睡。
然而，他们都是同一个党的革命同志。虽然这一点已经被人忽略了，但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想象，当李达康、侯亮平与林华华也和陈岩石一样，成为退休干部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对一个牵扯到一千多工人的命运的工厂如此牵肠挂肚，听到消息就不管不顾的赶往现场，劝工人和在现场的政府部门保持冷静，不要扩大矛盾?
大多数人恐怕很难想象。
原因很简单，退休干部千千万，和陈岩石一样从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也不少，但是在那个紧急时刻，敢于冲到现场阻止政府对群众采取强制措施的，只有陈岩石一个人，没有第二个。有着和陈岩石类似经历的老革命干部尚且如此，他的儿孙辈的李达康、侯亮平、林华华们自然更不用说。
陈岩石86岁，剧中说，抗日战争结束那年，他15岁，那么他就应该生于1930年，在抗战后期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是否参加过抗美援朝，剧中没有交代。
就剧中的情况看，李达康显然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应该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省委书记沙瑞金与他年龄相仿，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没有经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但是经历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
剧中交代，侯亮平42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0年，那么他应该出生于1970年代。陈海、祁同伟与他年龄相仿。他们都出生于毛时代后期，主要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
林华华在剧中的角色设置显然是一位90后，出生于1990年之后，主要成长期是在市场化改革的时期。
四代人，出生于四个不同的时代，拥有者完全不同的社会经验，虽然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对于入党这件事，他们的理解显然完全不同。
陈岩石入党，是为了有资格背炸药包冲锋，为革命献身、牺牲。所以，虽然他怀念的只是1980年代的干部作风，但毕竟，在大风厂员工拿到安置款后，剩下的二百多老弱病残没有出路的时候，他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合作化，想到了社会主义，想到了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在他心里也许曾经被遮蔽过，但始终是有的，那就是共产党员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对他来说，无论他是否干部，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党员。
年龄比陈岩石小一些的大风厂的工会主席郑西坡，虽然在李达康等人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但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不应该给党和政府添乱。他并不认为自己天然就应该代表工人，面对工人的时候，他也需要代表党。所以，他支持工人维权，但也坚持维权应当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应该故意把事情搞大。
对李达康来说，他的表现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虽然作风霸道，搞一言堂，但是对工作一丝不苟，不徇私情。虽然他也常讲人民群众，但很明显的，他更多的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这么讲，人民群众在他这里和老百姓是划等号的。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在李达康这里实际上就是干部和老百姓的关系。
虽然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这更多的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像陈岩石那样的政治信仰。正如他和他老婆谈话中他说的，他不是珍惜他这个职位，而是珍惜党和人民给他的这份事业。也就是说，他把这份工作视为他的事业，而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共产党人的信仰在他这里，是非常模糊的。
到侯亮平这里，作为反贪总局的副局级处长，他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员。但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电视剧里，他的所作所为都更像是我们在美国大片你能看到的那种孤胆英雄，或是我们在香港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侦探，而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过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信仰，也没有打官腔的讲话，所以也没有提到过人民。只有半戏谑的提到过自己是要一个革命干部。
到了林华华，就更不用说了。作为一个90后，反贪局的工作对她而言，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和在律师事务所打工没有区别，和在外企打工也没有区别，都是工作，首先都是为了挣一份工资。当然，为了工作方便，她很显然也是党员。但入党即使宣誓的时候也读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她也不可能真的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如果她像陈岩石一样退休了，当然要去追寻她的诗和远方，怎么可能为了下岗工人大半夜的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这是四代不同的共产党员。
陈岩石这一代人中，入党参加革命就意味着有可能牺牲，但仍然入了党，这就意味着他们首先是原意牺牲的。所以，他们这一代人中，虽然入了党的未必都信仰，但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多数都是愿意入党的。
李达康这一代人中，党员干部已经开始享受到一些体制性的特权，也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能享受到特权，但原意入党的人肯定也清楚，入党不一定能享受到特权，但很显然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奉献的。所以，在这一代人中，虽然未必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都入了党，但至少大部分是入了党。
经历过文革结束之后的审查和党员重新登记，在防左已经成为主要任务的背景下，一部分在文革中表现积极的人被清除出党，一部分留在体制内的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必须装作拥护改革开放，要等到成为陈岩石那样的退休干部，才敢表明自己的真实信仰。
到了侯亮平和林华华，入党当然不是因为信仰，首先是对个人发展道路的选择。如果你打算将来进入体制内，那么必须要入党，如果不想进入体制内，那当然没有必要。而且，在改革开放后“深刻反思文革教训”的背景下，如果一个人表现得过于真诚的信仰共产主义，很自然的会对改革开放有意见，也就会成为党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要说入党，就是在社会上，都会被别人视为另类。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后入党，恰恰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为基本条件的，即使信仰，也不能表露得过于明显。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自侯亮平这一代人开始，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入党的，或者是党不愿意接纳的。
自从有了共产主义，任何时候都会有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有真心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而且为数不会太少。但是否愿意入党，党是否原意接纳他们，则取决于党首先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很明显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党在决定是否接纳一个人的时候，首先的要求并不是是否能够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而是是否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和忠诚于信仰，这是两回事。只有陈岩石这一代，既忠诚于党，也忠诚于信仰。因为他经历的党的绝大多数时候忠诚于党和忠诚于信仰是一回事，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入了党才有了共产主义信仰。但从李达康这一代人开始，后面的人首先要面对的选择是，忠诚于党，还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无论个人如何选择，党的选择显然是，无论你是否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你都必须首先忠诚于党。
这其实也就是《北平无战事》你徐铁英问梁经纶的问题，虽然你自认为忠诚于三民主义信仰，但你是否忠诚于党国，忠诚于蒋总裁?
那个大火之夜，为了阻止政府强拆大风厂，也为了阻止工人与政府发生冲突，陈岩石坐在推土机前面，他的身后，是一千多名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工人。这一幕让人感慨：改革的推土机与成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之间，阻隔着的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衰老，执着，又带着一些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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