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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之:隐性腐败VS显性腐败--《人民的名义》的贵族倾向

梁之 · 2017-07-1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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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部现实主义,反腐败题材,不乏艺术水平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反的只是显性腐败,而危害更深的隐性腐败,却不反,不仅不反,还予以美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倾向。

  隐性腐败VS显性腐败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之我见

  梁之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揭露了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播出不足一半,不经意间,暴露了更加严重的腐败现象。两种腐败,两个套路,一个做贼,一个劫道儿,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分子相互之间的撕扯,区别只是腐败方式不同。一个显性腐败,一个隐性腐败。“显性腐败”,敛财索贿,贪赃枉法。“隐性腐败”看似不越雷池,却默默蚕食着社会的活力因子。

  《人民的名义》中有一支“反腐败团队”,最初的中坚,由侯亮平、陈岩石、陈海、陆亦可、沙瑞金等人组成。其中的陈海,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他的父亲陈岩石,曾是汉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海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陆亦可,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一处处长,她的母亲是法官,陆亦可也算是女承母业。她的父亲是否在公安部门,不清楚,如果是,一家子公检法占全了。如果不是,也不打紧,她的小姨夫高玉良,是汉东省省委常委、政法书记。沙瑞金,汉东省省委书记。他原来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同村的长辈沙振江是抗战时期的烈士,也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因无子嗣,在陈岩石的安排下,沙瑞金做了沙振江烈士名义的后代,成为烈士子弟。剧中的一号人物,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是不是“官二代”或“官三代”,还不明确,只晓得是个“学霸”,但根据剧情,依照常理,侯亮平应该是高干女婿。换言之,这支“反腐败团队”是高级干部的儿子、高级干部的女儿、高级干部的女婿组成的“反腐败团队”,阵仗豪华,令人目眩。至于陈岩石,属于“老将出马”,他是抗战末期,十五岁就扛炸药包的小八路,后来担任要职,具有一种贵族性质的高风亮节。

  与这支“反腐败团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腐败团队”。“腐败团队”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平民百姓,如赵德汉、祁同伟、程度等人。有的以前连饭都吃不饱,有的当了官儿仍然土垃吧叽,有的透着邪性,一看就不象个良民。逃到美国的汉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出身虽未交待,但其作派,绝不是官二代,否则,他怎么会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化身”和“打工仔”为荣。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出身也未交待,但从李达康、欧阳菁二人的性格和夫妻关系上判断,欧阳菁绝不是金枝玉叶。“腐败团队”中的大人物,是前汉东省省委书记赵立春,副国级,估计编导有意将其刻划成话剧《日出》金八爷似的幕后人物,虽不出场,却无处不在。出面“闹妖儿”的,是他儿子,“惠龙集团”董事长赵瑞龙,商人身份,不是干部。

  《人民的名义》中,“腐败”与“反腐败”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腐败”一方,除了赵瑞龙,大都是平民出身的干部。“反腐败”一方,除了陈岩石,全部是高级干部的儿子、女儿、女婿,欠缺的,只有高级干部的儿媳。

  自从大清王朝覆灭,制度性质的世袭被彻底摧毁,代之而来的,是资源性质的传承。制度性质的世袭,老子是贵族,子孙一出娘胎也是贵族。资源性质的传承与之不同,父母是官员,儿女不一定是官员,不过,最终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很大,官员的级别越高,官员的儿女成为官员的概率越高。如果官员的儿女不想当官儿,只想发财,或有其他追求,另当别论。只要他(她)们想当官儿,便不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程度地打破了这种资源传承机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这一机制随之复苏,发展。如今,干部家庭的子女,成为干部的概率越来越大,和以前一样,不同的干部级别,产生不同的概率,水涨船高。总之,资源性质的传承,取代了制度性质的世袭。《人民的名义》中“反腐败团队”的成员,正是资源传承取代制度世袭的受益者。

  现实生活中,干部的来源无非两种,一是富有家庭资源传承条件的干部,二是缺乏家庭资源传承条件的干部。具体到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一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二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人民的名义》的编导对两种不同背景的干部,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性评判,形成了刻划干部形象的大致规律。该剧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大多数阳光、正直,富有文化品位。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要么卑琐,要么邪恶,要么蛮横,要么土头土脑。干部的品质,真诚还是虚伪。干部的境界,奉公还是谋私。干部的格调,雅致还是粗陋。在《人民的名义》中,这一切,由家庭出身决定。该剧出现的贪官,大多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而不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为什么成为贪官?《人民的名义》告诉观众,因为他们以前穷,“穷怕了”。现实生活中,因为以前穷,“穷怕了”而成为贫官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因为以前富,“富惯了”而成为贪官的也不在少数。然而,《人民的名义》只有“穷怕了”的贪官,没有“富惯了”的贪官。“穷怕了”,“穷怕了”……如此的台词,以及类似的台词,在该剧多次出现,这既是剧中人物的语言,也不排除是编导巧妙的信息传递。如果接受并认同这一信息,并予以逻辑推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以前生活水平很低,一旦掌握权利,小人得志,高概率犯罪。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以前生活条件优越,吃过见过,掌握权利之后,高概率廉洁。进一步推导: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不嫌其多,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不嫌其少。

  现实生活中,无数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其文化水平,综合素质,并不亚于同龄的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在许多方面也不优于同龄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方面突出的,往往都是平民子弟。而干部家庭的子弟成为“帮扶对象”的比例并不低。《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的儿子侯浩然、陈海的儿子小皮球儿,学生成绩都在平均水下之下。这一点,十二分的贴近现实。曾有教师在网上、报刊上,发表这类问题的研究文章,结论是很多平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天天盯着孩子学习,并随时保持沟通,将生活知识与社会知识,有意无意的传授给孩子。而干部工作太忙,顾不过来,对孩子学习的督促以及日常交流,相对很少。干部家庭的孩子,只有零花钱比平民子弟宽裕,其他方面,不占优势。所以,平民家庭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综合能力更强。毕业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干部序列。然而,在《人民的名义》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得到的是美化,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遭遇的是扭曲。这一点,又十二分的背离现实。

  近几十年来,被处决、判刑的高级干部,难以计数,有关资料显示,他们的子女、晚辈不少也是干部,有的职位不低,其中很大比例参与犯罪,犯罪的行为及手段,比他家老子更为恶劣。但在《人民的名义》中,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贪腐行为不曾涉及毫厘,犯罪的,只有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因为“穷怕了”。“穷怕了”,“穷怕了”,多次出现,不排除主观故意和现实指向。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本来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如此刻划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来源于现实生话,不如说来源于对现实生活刻意地选择,刻意地剪裁,刻意地屏蔽。不难看出,编导的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的贵族色彩,因而对现实生活做出贵族性质的社会判断。

  《人民的名义》中,陈海和祁同伟是校友,都是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陈海是老检察长陈岩石的儿子,干部子弟。毕业之后,陈岩石希望陈海当个检察官,一句话,水到渠成,象买棵白菜那么简单。陈海被撞伤后,其母埋怨其父,其父多少有些后悔。因为陈海当检察官,并非最佳的事业选择,由于家庭具备的社会资源,比之检察院更有名、更有利,而且安全舒适的部门多得是。让儿子当检察官,确实委曲了儿子,之所以如此,是老子陈岩石的高风亮节,还有儿子陈海的无私无畏。祁同伟出生在贫困山村,青少年时期经常“吃不饱饭”,他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不仅是个人的成就,也是全家的荣耀。干部子弟陈海,毕业之后,进入汉东省检察院属于“哪里艰苦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同时也体现了他父母的革命精神。平民子弟祁同伟,毕业之后,如果同样进入汉东省检察院,则如鲤鱼跳过了龙门。不仅是他个人的辉煌,更是他爹妈的骄傲。可惜,虽然身为学生会主席,因为不是干部子弟,不肯屈就高干女儿粱璐,毕业后,祁同伟被戴“高帽儿”,穿“小鞋儿”,分配到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的女朋友叫陈阳,陈阳的父亲,正是当时有权的陈岩石,然而,陈岩石高风亮节,不肯走后门儿,施以援手。十五岁就扛炸药包的陈岩石十分了得,不肯帮助女儿的男朋友调进省检察院,是高风亮节。几年后,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到省检察院,同样是高风亮节。而祁同伟,因为家庭缺乏社会资源,纵有“胜天半子”的气概,也于事无补,为了拓展事业空间,剑走偏锋。他抛弃多年的恋人陈阳,屈膝跪地,委身于年长自己十多岁的高干女儿梁璐,借以上位。

  陈海很早就被撞伤,躺在床上,编导为其着墨不多,但极尽褒扬。祁同伟活动的时间长,空间大,编导变换角度对这一人物进行贬抑。有意无意间,陈海与祁同伟形成了正邪、善恶、美丑的对应。陈海胸怀坦荡,祁同伟投机钻营。陈海人格无暇,祁同伟品质恶劣。陈海对亡妻一往情深,祁同伟对老婆先恭后倨,把粱璐当成聋子耳朵,在外与美女奸商沆瀣一气。但这对于梁璐来说,倒也是恶有恶报。小说《水浒》里有个高衙内,男的,依仗干爹的权势,强抢美女。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里有个梁衙内,女的,依仗亲爹的权势,巧嫁俊男。二人不同时代,却是一路货色。区别在于,高衙内知道自己不是好东西,而粱衙内却无负罪感。

  《人民的名义》的编导,无视陈海、祁同伟的起点差异,一味扬陈贬祁,根源于对贵族的崇拜和对平民的歧视。梁璐及其父亲,打断了祁同伟的腿,然后送给祁同伟一副拐,并要求祁同伟感恩。编导对梁家父女的“暴行”,确有几分谴责,谴责之后,是极力展示那副拐的精致做工,是极力痛斥祁同伟辜负了做工精致的拐。

  祁同伟与《红与黑》的于连,完全不同。于连对于所在时代,带着本能的敌意;祁同伟对于所在时代,富有充分的激情。于连的目光,“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祁同伟的内心,充满着亮色的渴望。于连潜入市长太太的房间,感到一种“光荣”;祁同伟屈膝梁璐,只有锥心的无奈。于连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起初最关注“和谁同桌吃饭”,后来主动投入“伪善中心”,依靠个人奋斗,争取荣誉和尊严。祁同伟曾经具有不理性的事业追求,权利的打击,使他的心理产生巨大落差,后来的光鲜,无法补偿精神的伤害。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的选择,是他的灵魂饮泣,自我麻醉。

  祁同伟自视甚高,既使与天对弈,都有信心赢上半子,疑似有些精神疾患。不过,他的确不是池中之物,转换公检法三个部门,都有令人信服的工作成就,他阅历全面,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最重要的,他曾是缉毒警察,曾与毒贩殊死搏斗,荣获“英雄”称号。如果他不是出身平民家庭,而是出身高干家庭,加之学历,能力,阅历,战功和“英雄”称号,副省长早就当上了,再上几个台阶,也是顺理成章。

  祁同伟的毁灭性结局,咎由自取。但他的毁灭性结局,始自屈辱的一跪,而屈辱的一跪,缘于邪恶的政治掠夺。这种政治掠夺之所以邪恶,是它完全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内,而且振振有词。

  《人民的名义》对陈岩石、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的品德多有溢美。其他方面,暂且不论,但就对待祁同伟,他(她)们毫无品德可言。

  陈岩石谈到祁同伟,满脸不屑。他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没有自己的“高风亮节”,他的儿子陈海能否进入汉东省检察院,能否成为反贪局局长?他把扛炸药包炸毁敌人堡垒,当做革命。他把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在大城市,当做革命。他把说服别人的儿子安心在穷乡僻壤工作,艰苦奋斗,也当做革命。对祁同伟心理伤害最重的,不是梁璐和她的父亲粱群峰,而是陈岩石。他坐视粱群峰对祁同伟的政治掠夺,毫无作为。之所以如此,一是畏惧梁群峰的权势,但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二是具有门第观念,也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也许还有第三、第四,无论什么原因,都会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综观陈岩石,说他是老革命,不错。说他是封建王朝,倚老卖老,皇上也得让三分的王爷,也有道理。封建时代,一些老王爷有个特点:老百姓饿肚子,他为民请命。老百姓的子弟当官儿,他踩上几脚。如果老百姓的子弟比他的儿子官儿大,学问深,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翻来倒去,都是忠君爱国。至于老百姓饿肚子,他为民请命,不排除悲天悯人,但主要是怕出“乱子”,怕“乱子”把贵族阶层乘坐的船掀翻。他具有较强的贵族性质的责任心,同时坐在船上的,包括他本人和他一家老小。如今,老革命似陈岩石者,天天发牢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尤其伤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其实,“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有赖于他当官以后的“革命”。

  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提起祁同伟,不免轻蔑,好似贵族公子、小姐们酒酣耳热之后,耻笑贫寒人家既不具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格调,也缺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节。他(她)们不会考虑,如果与祁同伟完全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又会怎样?他(她)们更不会考虑,自己现有的职务,有多大比例,来源于对平民出身干部的政治掠夺。尤其是侯亮平,陈海负伤后,他做为最高检副局级侦查处长,被任命为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惹得比他大十多岁,临近退休年龄的副局长吕梁摔摔打打,闹情绪。如果侯亮平没有高级干部的家庭背景,而吕梁是个“官二代”,能出现这种局面吗?梁璐及其父亲对祁同伟的政治掠夺,在侯亮平看来,不过是“权利的小小任性”,“这一跪,跪出个公安厅长,倒也值了”。他对梁家父女打断祁同伟的腿的“暴行”,没有丝毫谴责,但却嫉妒梁家父女送给祁同伟的那副拐,觉得祁同伟没有资格拄着做工那么精致的拐。较之祁同伟,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的优势只有一条,父母或老丈人的权利在他(她)们事业起锚之前,就做好了保驾护航的准备。如果他(她)们具有相当于祁同伟的能力、阅历、战功与“英雄”称号,职务难说再上几级。祁同伟的仕途,千回百折;他(她)的仕途,一路顺风。祁同伟的腐败,于结局;他(她)们的腐败,于起步。

  由于是反腐败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甫一开播,立即好评如潮,八方点赞。其实,凭借权利,敛财索贿,不过显性的腐败,患之肘腋。而利用私家资源,培植国家干部,对出身平民的优秀青年,进行不同形式,而又冷酷无情的政治掠夺,则是隐性的腐败,患之心腹。

  “达康书记”,颇富余韵。不难想象,他进身干部序列之初,肯定留着宝盖儿头,泛着土腥味儿,带着乡俚腔。好在那时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家庭资源传承的干部机制遭到重创,这为“达康书记”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他凭着本事,步步高升。如果李达康年轻十多岁,与侯亮平、钟小艾、陈海是同龄人,身边少不了出身干部家庭的青年干部,做为来自贫困农村,缺乏家庭资源的他,能否一步步跻身汉东省省委常委,汉州市委书记?恐怕不能。他的仕途也许早已被封闭,封闭他的正是,或者类似侯亮平、钟小艾、陈海这些高级干部的儿子、女儿、女婿,也许还有儿媳。这意味着,干部队伍中少了一个既有朴素的农民情怀,又有远见,性格直率,雷厉风行的高级干部,并且决不仅仅少了一个李达康,而是少了李达康这一类型的干部,人数不止千百,也许上万,其损失,难以估量。如果李达康年轻二、三十多岁,是现实生活中,年轻干部群体中的一员,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为来自贫困农村,缺乏家庭资源的他,既使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他的上升空间能有多大?尤为严重的,今天的青年干部“李达康”,受到的排挤来自多个方面。当前,家庭资源丰厚的,不止国家干部,还有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各科别、各门类、各行业的专家、学者、牛人,以及经纪人、CEO等等等等。这些家庭的子女,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从政,都会对李达康式的青年干部产生强大冲击。家庭资源丰厚的青年干部,利用家庭资源不难在各自部门占得先机。缺乏家庭资源的青年“李达康”如果“没有摆正位置”,与家庭资源丰厚的“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展开竞争,难敌上下其手,惨遭淘汰。

  市场经济的规律,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这早已为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证实,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有了“市场经济”,也就具备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天性。而市场经济社会的天性,本身就包含着腐败。

  光明区区长孙连城,是《人民的名义》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可以预见,这一艺术形象的寿命,要比《人民的名义》长得多。若干年后,观众忘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剧名,忘了剧情梗概,却忘不了这个独具特色的人物,就象观众忘了电影《上甘岭》,忘不了其中的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

  孙连城因为仕途障碍,锐意消磨,喜欢天文学之后,方知“宇宙之浩淼,时空之无限”。于是,再无烦恼,得过且过,不贪污不受贿,也不做为,成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庸官。但稍加品评,不难发现孙连城骨子里的不凡。在他的环境中,如果打算寻求“政治资源”,再上一个台阶,怕也不难,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原因,是具备独立的人格,不和某些势力同流合污。表象的平庸,内含着精神高度。从他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上判断,他肯定出身平民,做为平民子弟,能够担任光明区区长,足见他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足见他曾是充满朝气的青年干部。象孙连城这样的平民子弟,如果也年轻二、三十多岁,面对当今的社会环境,恐怕连一点点的事业空间都不具备,最终沦为“弱势群体”。尽管他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尽管他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而且具有精神高度。

  当前的社会环境,问题重重,而始作俑者,包括《人民的名义》中“反腐败团队”成员的父亲、母亲、老丈人。“反腐败团队”成员的仕途,之所以顺风顺水,自然而然,离不开各自父母或岳父母手中的权利。“反腐败团队”成员占有了事业空间,意味着其他人必须利用家庭资源寻找另外的事业空间。而利用家庭资源寻找事业空间,完全等同于利用私家资源,培植国家干部,掠夺平民青年的政治前程,最终,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由于缺乏家庭资源而被边缘化。

  毛主席曾说:“治国就是治吏”。这句话,再过一万年也是真理。“治吏”,不仅包括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也包括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与任用,是“治国”的核心内容,目前,恰恰这一核心,危机重重。

  总之,做为一部现实主义,反腐败题材,不乏艺术水平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反的只是显性腐败,而危害更深的隐性腐败,却不反,不仅不反,还予以美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倾向。其实,《人民的名义》不该以“人民”为“名义”,或者《人民的名义》,只以“人民”为“名义”。

  201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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