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宝刚执导，王朔、冯小刚编剧，葛优和吕丽萍主演的系列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开始在银屏热播。这部电视剧通俗、诙谐、狂欢，影响巨大，甚至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语言风格：调侃、反讽、一点正经没有。
《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后，葛优成为中国头号喜剧明星。
有一个著名的广告播了很长一段时间——冯巩问：冬宝，想啥呢?葛优答：想葛玲呢。冯巩拿出一根火腿肠给葛优，镜头一转又问：还想葛玲吗?葛优翻着白眼问：葛玲是谁?
这个广告真可以说是《编》剧微续集，它用直截了当的对白诠释了“有奶便是娘”的亘古真理，明示一切超越口腹之欲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种理直气壮深得初涉市场经济大潮，沉浸在发财梦想中的国人之心，这让他们免于心理纠结，精神上得到了解放。
实际上，《编》剧当时的大红特红，正是和它这种解构传统以及宏大话语，让一切追逐私利的行为都正当起来的功效密切相关。
1992年，小平南巡讲述了“春天的故事”，中国开始急剧向市场经济转型，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放弃高蹈回归犬儒，他们急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而《编》剧的语言在表面迎合传统主流话语形式的同时，却每时每刻不在嘲笑和解构它，这让人听着十分痛快。
一脸正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牛大姐是剧中的箭靶，而葛优扮演的李冬宝则最擅长用气势磅礴、神圣庄严的“大词”来形容、描述一些庸俗、琐屑、甚至猥琐的人和事。
过去人们闻之肃然的高调、见之心惊的上纲、无限深情的讴歌，在这里全成了不着调的笑料，全没了杀气和力道。这自然和当时人们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心态相吻合了。
时间一晃过了21年，中国人心理的变化真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当时《编》剧极力解构的传统道德和宏大话语，早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真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已无影无踪，体制中人在物质方面完成了国际接轨，在精神方面完成了和市场接轨。
李冬宝、葛玲、余得利之流面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优势。《人间指南》编辑部中的人原来总觉得社会还不够无耻，好，现在大家都彻底抛弃了一切面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总该满意了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初《编》剧主创人员想要的结果?如果是，那也就算是求仁得仁了。
但这样的局面就给《新编辑部的故事》的主创人员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还解构谁呢？传统话语已经成了一具僵尸，甚至开始风化了，再去解构它，只会让自己显得可笑。据说，《新》剧出炉之前，酝酿了10年之久，我想这可能就和缺乏目标有关。
看了几集《新剧》，感觉10年“怀胎”还是值得了，编剧终于找到了新的解构目标：市场话语、消费主义、海派作风等等。这些90年代被追捧，一度似乎是“先进文化”的东西，如今成了新的浮夸和虚伪，因此也就成了新的嘲笑对象。
比如《新》剧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海归派运营总监安妮。她作风洋派，穿着时尚，说话时经常夹杂着英文单词，上任后还给编辑部的每个人都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并力主把杂志更名《WWW》。这样的人物，倘若在90年代初，绝对会被视为是“有创新精神”、“时代前沿人物”而受到一干人等的顶礼膜拜，但在今天，这一套却更容易让人产生滑稽之感，就连已经退休的牛大姐，也嘲笑杂志的新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厕所，而且是“三个厕所”。
更要命的是，安妮虽然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国际人”，但两杯小酒下肚，她就满口“海蛎子味”，露出山东大妞安红的本色了。在一次代表编辑部担任电视选秀节目“红男绿女”评委期间，安妮在酒精的作用下，操着满口的山东腔，和另一个评委发生了激烈冲突，她神态严厉，语言辛辣，并荒腔走板地现场演唱了一段《大海啊故乡》。编辑部的所有同仁都以为安妮这次出了大糗，不料她却获得网友的热烈追捧，甚至出现了大量自称“红豆”的粉丝。
应该说，这个桥段还是很有生活的。2005年“超级女声”意外爆红之后，各个电视台都开始推出选秀节目，而选秀节目的评委席上也总少不了一条“毒舌”，引起公众围观。笔者作为一名电视评论员，这些年也曾经在许多节目当中担任嘉宾或评委，发现赢得掌声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放低自己身段，说话越是无厘头，获得的掌声就越多。
安妮这个角色和“安红评委”这个桥段，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心理的双重变化：首先，海派作风已经成了装腔作势的代名词，《新》剧中的安妮取代了《编》剧中的牛大姐，成为新的箭靶;其次，在互联网时代，精英做派在草根那里已经没有市场。
因此“编辑部”系列也就不可避免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建设性。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无论是老编辑部中的葛玲、李冬宝、余得利，还是新编辑部中的袁帅、何澈澈、李童宝，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既自负又自卑。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明，他们嘲笑所有人、所有事，但除了说风凉话，他们却不能从事任何一项严肃的事业。他们解构了体制、权威和传统价值观念，但提不出新的东西来代替。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新编辑部的故事》，从解构传统、解构宏大话语，到解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编辑部》系列完成了一次乾坤大挪移，重新找到自己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但传统不行，宏大话语不行，商业流行文化也不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遵从接受的新文化？《编辑部的故事》没有告诉我们，《新编辑部的故事》也没有告诉我们。
当然，这不是“编辑部”的任务，而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任务，这个任务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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