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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显然是较突出的文学才能，人脉关系，高额的翻译费三者的结合。其中高额的翻译费要据首要地位。
莫言应当承认文学才能比较突出，虽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评价称他的作品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但必然是有一种特色，这种独特风味很对西方对其它文化原始粗俗的猎奇喜爱，发展中国家艺术家、文学家想得西方文化大奖，由于缺乏硬实力，只能走这样获得的路径，不光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其它电影大奖，包括奥斯卡大奖。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这个原因获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1989年，《红高粱》再度获得法国第5届蒙特利埃国际电影节的“银熊猫奖”，继而《红高粱》还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红高粱》的作者莫言走的是同一路径。
中国文坛与莫言水平相当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人要超过莫言，莫言创作的非主流性，使得中国读者群对其看法一般，莫言首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爆炸性新闻在中国主流社会反响平平也说明这一点。非主流的张艺谋向主流社会走，非主流的莫言向也主流社会走，这说明此两人都善抓机会，善拉关系。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会做人”胜过“会做事”。
莫言以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为突破口，抓机会拉关系，作品、钱、官互动，官至副部级中国作协副主席，腰缠万贯，不管内容好坏，作品都可以出，在计划出书时代占领了市场，先占优势，遮住别人。有钱有官，刻意结交各方人士，包括对立方的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目标，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且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N.G.D.Malmqvist)。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5月中旬发布一条微博说：马悦然接受作家张一一 60万美元定金，答应推荐其参选诺奖。这笔钱，是给马悦然用来做翻译和公关费用的，目的就是影响评委，争取参选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事没办成，消息流出。
《新报》2012年8月30日报道，张一一说莫言支付给马悦然的“翻译献金”是60万人民币，“陈安娜是瑞典人，是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都是马悦然介绍的，马悦然由于身份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出面，所以在幕后操盘，他收取四成的佣金。我基本可以保证莫言是心虚的，他没有任何资格也不会、不敢告我”。至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为止，莫言也没告张一一。
据报道来分析，马悦然不收张一一60万美元“翻译献金”，却收莫言60万人民币“翻译献金”，而且把事办成了，显然莫言更善拉关系，对中国通的洋人来说，也吃关系这一套。马悦然与二婚小43岁的中国妻子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中国作协高官莫言亲为作序，主动结交且交情不一般，关系到了，收钱办事。莫言也很精明，没有翻译，再好的文章西方也没人知道。《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就是翻译得再烂，好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能读得懂，“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它17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认了。
再说诺贝尔组织因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官方关系极其紧张，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已有实力对诺贝尔组织及相关国家施加压力，并且诺贝尔组织也饱受区域无诺贝尔文学奖考虑的批评压力，多方平衡后，诺贝尔文学奖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莫言。莫言获奖，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本文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酸葡萄，只是深入分析莫言如何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本人对莫言一个苦孩子能奋斗到今天的成就深表敬佩，本人也认为莫言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白手起家，有钱有官，且有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典型的中国梦。
夹点私货：李雪林在经济学的成就比起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显得鹤立鸡群，高出一大截，有足够的硬实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做人不如莫言，更不用说高额的翻译费。恳请网友支招。
回顾2007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东方今报》刊载记者马凌的专访：
记者问：“你认为自己能得这个奖吗?”
李雪林答：“能不能得，我们说了不算，诺贝尔奖，国际上有它的评价标准。”“对诺贝尔奖，你了解吗?”“要获得明年的诺贝尔奖，要在2月11日之前获得提名。(稍停)这个提名需要知名人士来提。(停顿)要获得诺贝尔奖，需要有支持团队，也需要一定的宣传。”
末了，李雪林稍显含蓄地说：“我没有翻译，也没有渠道。”
N.G.D.Malmqvist(中文名字马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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