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与人治
新华网和人民网关于华为“辞职”、沃尔玛裁员的报道和评论，大多是说华为等“误解”了劳动合同法，就事论事者多；中国青年报记者王超报道，11月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2007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白皮书》首发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科学院、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有关负责人被问及华为事件时，他们要么反问记者“你怎么看”，要么说“不好评价”。“这个事将来会有说法，现在不能说。”现场一位官员对记者连连摆手说。
精英们对这样的事情总是鸦雀无声，连平时喜爱抽象的空话也不说。我也喜爱抽象，不同的地方是我从具体中抽象，上一篇《资本对博法治》后面就抽象，说无论裁员风潮如何了结，都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法治课。我在从华为“辞职”、沃尔玛裁员对付劳动合同法这个具体的事件中，思考民主、法治与人治问题。
民主，法治、人治，争论了很多年。我们都赞成民主和法治，但有些人只讲形式，很少触及实质，看来除了我，没有人公开赞成人治。所谓“没有人公开赞成人治”，就是说，许多人实际也搞人治，但口头上却要只主张法治。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对任何事物都要分析，没有分析，就不会有综合，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民主包含法治、人治的矛盾统一。没有人治，不会有民主，没有法治，民主就成无政府，一般说来，人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民主的主导地位。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人，那有什么民，谁来立法和以法治国？没有人民，不会什么民主，也不需要什么法治。法是人立的，是须要人来执行的，总之，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没有了，还会有什么民主与法治。没有人，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许多人都讲民主法治，精英们明确反对人治。他们谈民主，总有讲民主选举，但是好像不知道选举就是选人治，不是选法治。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许多人讲民主，就是民主选举啦、民主决策啦、民主管理啦、民主监督啦、等等，有谁想到过造反也是一种民主形式？当年毛泽东拉队伍上井冈山造蒋介石的反，大家都知道是武装斗争，都说开启了新的民主革命，但是讲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主方式的，看来还没有。
我在2007年6月2日《我对民主选举的思考》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实际分析还可以发现，现实的民主选举有一个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规律，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实际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通过日常的社会活动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代表来自各种团体和组织，他们代表的是已经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一种代表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如果前一种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就能够吸收后一种代表融合在一起代表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政权可以通过选举形成相继交替的一届届政府；如果两种代表不能融合在一起代表社会各阶层民众，政治就出现危机，这时候国家政权不能由选举来继续，而要通过某种革命产生。选举和革命，都是争得民主的不同力量的较量的不同手段形式；看起来选举很民主，但是革命的发生，就证明选举已经不能实现民主，革命才能争得真正的民主。孙中山所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所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通过暴力实现民主的在近代中国的两个典型。”
2007年6月4日《我对民主决策的思考》中又说：“现代民主决策基本上还是所谓精英民主，民主决策常常是表现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这种决策形式上是民主的，实际上不一定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意志在不能通过体制内表现，就可能以街头形式来表现。我们应当避免街头民主，它的破坏性很大。因此要让民主决策贯彻于决策的全过程，一开始就要听取民众的意见。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形式，如领导人访问民众，总理请农民到中南海作客，上网，开听证会，试点、蹲点，等等，总之，尽可能多和群众接触，使领导和群众相互了解。现在网络可以为领导与民众构造了直接联系的桥梁和平台”。顺便说，某官方网总是封锁所谓有“敏感”内容的文章，能说这是民主的吗？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敏感”的文章，对领导层有什么价值作用？不痛不痒，毫无味道，看了有什么意思？
华为洗牌、沃尔玛裁员，许多人说是规避法律，我引用时打了个引号，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比较支持我，他称“这些企业的做法是在消极执行法律和政策”。不过我还要“右”些，认为他们善于运用民主与法治。外国的资本家在民主与法治中生活了几百年，对民主、法治与人治的了解，比中国的理论家深刻多了。据说华为有着强大法律专家资源，但是责令旗下工龄满8年的员工，主动辞职，重新竞聘有败着，没有弄懂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一款，忽略了“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哪有沃尔玛裁员干净利索。
现在中国的民主中的民是“多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民，都想为主制定劳动合同法，如果在人大会上作不了主，就会在会场外实行他们的“民主”。华为洗牌、沃尔玛裁员，是在法治下进行的，也是资本的民主权利，有些细节没有到家，但有谁来与他们博弈呢？他们知道中国舆论反对人治，知道中国工人现在很难联合起来争取工人的民主，如果不闹出大事情，现在是不会有人治他们的。这从中国青年报记者王超的报道可以看出个大致。
我在2006年6月24日向总书记和总理反映血汗工厂问题，接着7月1日又向总理写了《举报信》，多次催促，2006年9月12日才接到国家信访局信复字[2006]2128号函，说是“你9月1日来信收悉椐，我局已按规定将你7月份来信转广东省信访局处理。……”但是，此后多次催问广东和中央，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音信渺无。我的实践告诉我，没有人治，法治不起作用，我的民主权利也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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