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的“法治”说
华为公司员工“主动辞职”这件事情，使我想到对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的讨论。这个讨论还没有触及具体问题，就因病和十七大而中止了，十七大后要不要继续下去，要视情况和需要而定。今天，就有需要。
俞可平在文章中大讲法治，他告诉我们，“法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或“依法治国”(ruleby law)，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民主与法制并提。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倡导“法治”或“以法治国”(rule of law)。“法制”与“法治”，或“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后者除了强调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法治的观念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世纪90年代后，法治的概念开始正式进入政府官方文件，并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外国是不是？中国两千多年前，孔子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不是法制？我肯定的说，古今中外无一不要人治的国家，而人治国家都或多或少要用法制。
这次华为“辞职”、沃尔玛裁员，劳动合同法能治吗？有关负责人说“不好评价”，可见有劳动合同法治还不行。笑蜀发表了意见：“就此来说，单单指望一部劳动合同法来规约资本，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就太不切实际了。”他说“文明国家的普遍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劳动者以集体形式，与资方对等博弈。”即“必须装上公民权利这个发动机，良法才可能真正驱动”。我同意笑蜀的意见。从字面上看，“依法治国”或“以法治国”，都省略了主语，如果补上主语，在现在的中国不外是“党要以法治国”，“领导人要以法治国”，无论是党、政府、领导人，归根到底都是要有人；无论这些人是“依法治国”、“以法治国”，或者是不按照法律治国，总之都要人治国，只有法没有人治不了国，什么法制、法治也都不会有。再说，当法治不了国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怎么办？是维新法治（谁来维新法治），还是由新人来用新法治？
我认为，法治和人治对于国家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开的一对共轭函数，会此消彼长，但不可缺一。
我认为，人治、法治的关键在人和法；正如网友金猴千钧棒对我的《民主，法治与人治》的评论的：“有什么样的、代表什么人的、什么阶级的人治，就有什么样的、代表什么人的、什么阶级的法制，就有什么样的、代表什么人的、什么阶级利益的民主。”
现在精英们总是玩文字游戏。
俞可平在讲“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是时候，都括注了外语，看来不是泊来品，也是要按外国话的意思来理解。不知道外语是什么意思，总之，按俞可平的说法，精英们提出改“依法治国”为“以法治国”，是“后者除了强调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外，更强调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又说是这已经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式进入政府官方文件，并且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
有传播称俞可平是胡锦淘的“文胆”、“中共新一代领袖胡锦涛的理论智囊”、“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现在看来，这个传说可能是不实之词，十七大说明俞可平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中国共产党和一些领导人身上。
十七大通过的胡锦淘的报告，通篇讲的都是“依法治国”，没有“以法治国”提法。这是偶然的无实质的文字差异呢，还是表明党和国家不接受俞可平等一些理论工作者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的“倡导”？我等待“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的解释。
如果不管外国话的意思，只按照中国话的意思来理解，我认为俞可平等一些理论工作者把“依法治国”“以法治国”的意思理解反了。中国字的“依”有仗赖、按照、根据、靠的意义，这从含要依法治国者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的意思；而“以”有用、拿、把、将的意义，所以“以法治国”的意思应当是以法治国者只是用、拿、把、将法作为治国的东西、手段。一旦法治不了国的时候，以法治国者为了不被他人取代，便进行维新，就象丢掉旧东西一样弃掉旧法，象不让旧工具碍手一样，绝对不会让旧法妨碍自己执政治国。
那么十七大是不是采取了俞可平等一些理论工作者“倡导”的实质，而只是更正他们的“以法治国”用语呢？我不好说。
十七大报告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可以认为是对俞可平的“法治”说的否定。2007年5月29日我在《今天中国民主问题争论的要害》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民主问题争论的要害就在这里：是中国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是工农大众为主的民主，还是资本家精英们为主的民主。”提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对资本家怎么办，既然允许发展私人生产，就要给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民主权利，但不能为主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尽管我感到，我关于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不少意见，和报告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新提法接近，尽管我认为党不会要愚蠢地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但是在报告否定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后，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十七大通过的胡锦涛报告的某些论点上，还是那句话：“ 关键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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