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老师的政治方法学讲座一经发表,我和一些朋友在网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讨论到后来,那些西方“政治学”的学生们便越来越专业化,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东西我听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对“政治学”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对现有政治学知识的不满足,这也使得我有动力谈谈自己对政治的理解。
在谈政治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政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产生的事物,而按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文明又必须附着在一定的社会之上才能形成,所以谈政治一定不能不谈到社会,有关社会的定义我继续借用汤恩比的说法:“社会是人类相互关系的总网络”,(《历史研究》P19),社会不是人,群体,而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组成的网络,这个错纵复杂的网络,可以是简单的丛林规则的自然秩序,也可是文明之下的秩序,而之所以有文明之下的秩序,不是网络自动生成的,而是因为有了政治活动才使得它成为可能,政治活动是文明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进而言之,从文明早期的人类社会来看,那些从生产活动中分享出来的活动:艺术的、知识的、宗教的、军事的、司法等活动都可算作是政治活动。虽然在后期这些活动的某些部分发生了嬗变,如艺术成为一种享乐;知识成为为饭碗辩护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动在人类刚开始出现时都是出于一种秩序的考虑,或至少担负了这样一种功能。
那为什么会出现政治活动呢?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这里把这个社会限定在国家的范围之内讨论),人要合作,也就会产生矛盾,“合作”与“矛盾”这两种要素就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力量”,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就会构成一种力量,共同的利益也会形成一种力量,这些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制衡,既缓解了组成一种力量的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冲突,群体中的个体-“人”即由这些力量所塑造。政治活动正是为了缓解和、平衡这种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形成更大的力量而出现的。(同时,对于另外一种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行为,并不是政治行为,最多只能算作有政治性而不能称作是政治行为,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抢了别人的钱,然后去纸醉金迷地挥霍一空,这就不是政治行为,而如果他抢了一个人的钱后,分给路上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乞丐,这就是政治行为。)
这样人群就成了政治的对象,而人成了政治的终极目的。
如果就当下中国社会为模板来考察,至少有五种力量是重要的:权力是一种,资本是一种,世俗是一种,当然知识与技术也是强大的力量。权力是一种显性的力量,因为权力可以对它的对象进行强制,当下人们谈论政治也主要针对这一点,本文不再赘述,而后几种力量都是隐性的,特别是资本的力量常常被当代的中国人所忽视,而误以为资本是公正的,温和的。事实上许多人都感受出来了,一个人出来谋生,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虽然并没有暴力强制,但有一种“温和”的非暴力在强迫着人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这种力量在中国尤其应该受到所有人的警惕。
第三种力量即是世俗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由长期的历史文化与现世风俗所形成,发展至今天,在没有了宗教的儒家伦理作为一种权威去塑造的情况下,这种世俗的力量像一匹脱疆的野马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横冲直撞,极具破坏性,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恶的力量,它的显而易见,诸如我们生活当中常看到的道德沦丧、正义缺失、民众麻木、投机专营、虚伪狡诈……这些恶的东西都使得这个社会受到严重的破坏。正是这种隐性的力量使得权力滥用,使得资本疯狂,并且利用了技术,也将知识击打得体无完肤,每一个西方来的知识都会不同程度地被世俗化,恶搞、就连基督教也不能幸免。所以这种力量在中国是最为重要的,吴思所说的潜规则也正是由于这种力量肆无忌惮地侵蚀其它力量所致。
我本人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强大破坏力。就拿我身边的人来说,我的老板是个农民,通过与政府部门,准确来说是一个社团的勾结,然后在公司制定一个极其不平等的规则,对我们这些打工者进行剥削,每天用着那些世俗的口号:挣钱、分钱、庆祝(这几乎就是中国人日常的生活方式)……来鼓动一群傻逼为他工作,资本主义好歹还有一些叫得冠冕堂皇的目标,他们连这个都没有。所以西方人来中国后常常被吓个半死。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80年代的人,我觉得如果说60、70是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控制的话,那80年代则更是被世俗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洗脑,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将80年代塑造成垮掉的一代,他们温和、虚伪、自私、物质、脆弱,还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这些问题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行为的后果。如果一个先进的政治理念所导致的后果是将人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的话,那种“民主”,那种“平等”,那种“自由”难道不是一种退步吗?政治家必须考虑政治的后果,这里倒是不能怪那些科学家了。
所以,在这里我将不谈知识的力量,因为在中国,知识的力量是没有的,已经被其它世俗、权力、资本的力量消解得只剩下用逻辑堆砌起来的符号了。
至于技术的力量,它在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之中作用强大,但在中国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技术也将变成世俗的工具而推动调节人与人紧张关系的作用。
由于世俗的力量,任何力量将追随世俗而高歌猛进,这使得我们在中国谈论政治的时候,不能把西方的政治学,把西方的政治操作技术、政治理念照搬过来适用,因为就大多数人的体验来说,他们生存的环境是没有正义的,是恶劣的,是令人恶心和难以忍受的,人民中的有眼光的人最能体会一个政治活动的后果,所以,这也是我反对唯制度论者的原因,因为在制度论者的眼中,那种用来平衡权力的制度是万能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看清楚,任何东西都将被世俗的力量所消解,如果不谈意识形态的话。
政治不是利益分配,政治不是权力制衡,也不是什么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治理关系,这些都是政治的现象,政治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活动,这种高级的活动在任何社会中都将由那些处在社会最前沿的人们心领神会地进行,这包含了对精神的和现实生活的双重思考。这种程度来说,我说的政治能力也即这种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显然并非所有人所具备。特别是那些只知为自己捞好处的贪官与奸商,尤其与政治绝缘。
政治也将离不开意识形态,那些看似没有意识形态的商业文化、客观的制度、世俗的生活观念、貌似公允的学问其实包含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弱肉强食、下流、无耻、投机、堕落、软强迫……所以这也是我不同意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同意在文学领域、艺术活动、经济活动去政治化的理由。
我们的社会现状是由恶俗的文化领导,由一个个不自由的行尸走肉、和已经濒临解体的文化,勉强靠着权力的强制而不是领袖的号召力而苟延残喘地活着。政治真正的意义在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西方社会由于其复杂的宗教与国家政治力量、知识(科学)的力量相互交融的历史,所以他们可以单独地谈他们的“政治”问题,而置文化、信仰、精神于不顾,而中国则不具备那种条件,也没必要效仿西方,中国的政治应该去解决这些挑战,通过对各个领域:文化、经济、司法的变革去解决。这些挑战尤其是对知识工作者-政治家的一个考验。
管理学家德鲁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精彩的描写:
很久很久以前,有座城叫亚特兰提斯,因骄傲、自大和贪婪而没入海中。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他发觉在这沉没之城中,还有许多居民,每个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学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个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那个从阳世来的水手,目睹了这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能被发现,要不然,就永远见不到陆地与阳光,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彼德@德鲁克《旁观者》
其实,我也深深地担心中国的精英们,政治家们因骄傲、自大和贪婪把中国变成一个沉没的亚特兰提斯死城,人们在一个虚伪的制度躯壳中相互欺诈,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
作者: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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