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何以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郭松民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日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最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看了这条新闻，我心中不由得浮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想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发窘（实际上，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早就应该获奖了），而是出于这样一些理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非常彻底地尝试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增长。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极其丰富的，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座超级富矿。同时，经济学又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受重视的学科——有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仍然不能拿出足以竞逐诺奖的理论成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那么，中国经济学家究竟为什么始终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从近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言行看，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当成了神学来信仰，而不敢对其稍有怀疑和批判。
举个例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需求的变化，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但这条原理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而且所“需求”的也不能是生活必需品。但到了中国，这些条件都被忘记了。比如每年的春运，火车票都会紧张，怎么办呢？有经济学家就出来献策：涨价！这会导致对车票的需求下降，一直涨到旅客流量和平时的月份相当，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种态度就是对神学的态度：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至于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亿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不能回乡与亲人团聚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
据我所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无一不是那些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经济学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比如今年的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就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看似天衣无缝的原理提出了挑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结果因此获奖。
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失去了学术研究时应该具有的超然立场，自然也就无法接近真理。
比如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过一条“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振振有辞地论证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也不可能经营好企业。但问题在于，这条“定理”虽然可以为现有的企业管理层通过“ＭＢＯ”瓜分国有资产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像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这样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相当不错？也不能回答，在中国这样“家族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私人企业主由于无法信任家族以外的人，而无法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那么中国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像这样漏洞百出的“定理”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青睐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能端正学风，尽快改掉这两条坏毛病，那么对他们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将永远是镜中月、水中花。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10月11日《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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