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的个人和家庭经历其实并没有为创新理论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作者: 暂时无派
方永刚的个人和家庭经历其实并没有为创新理论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这是我写的第二个有关方永刚的贴子，第一个的题目是《方永刚教授的敬业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虽然“主流”媒体对方永刚的宣传很热烈，此人在网上并不走红。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捡这个冷话题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读了我第一个贴子的跟贴后，我发现网友们从我的贴子里得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很显然我没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第二个原因是想继续把我学习他的事迹后的感想写完，毕竟，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读了有关他的文章，不说清楚，等于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我希望我这个贴子不会让读它的人误解。
方教授在面对面的访谈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是童年、少年时代，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那要思考问题，为什么就不一样，那时候挨饿，现在就越来越富，以至于人们现在都不知道咋吃咋玩儿了。为什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理论。”这段话说得又直率又模糊。直率的是，改革开放就是好。模糊的是，改革开放前谁挨饿，哪几年挨饿；改革后又是谁“越来越富”，谁又“都不知咋吃咋玩好了”并没有说明白。为什么我要钻这个牛角尖呢？因为他的这番话会产生很大的歧意。假如改革前大多数的人都挨饿，而改革后这些人都越来越富，富得“都不知道咋吃咋玩了”，思考起来自然会得出一种结论。但是，如果改革前只有很少的人挨饿，而改革后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富得不知所措，思考起来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当然，两种结论很有可能都会归结到一点，理论。只不过，什么理论更接近真理，人们的认识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上面哪种“假如”更接近事实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凑“理工科思维”的热闹，而是因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周密的设计，严格的取样和科学的分析。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个人的观察就很难有代表性。不能回答需要大样本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小样本，甚至可以剖析个案。剖析个案虽然很难证实，但却比较容易证伪。既然方永刚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改革开放就是好，理论创新很有必要的，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他的个人和家庭经历，看看从这些经历中，我们能否直接或间接得出他给我们的结论。
据媒体介绍，方永刚1963年出生于辽西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家里七个孩子的老五。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是在缺吃少穿的贫穷中渡过的。为什么贫穷？我认为主客观的原因都有。客观原因是他们家乡自然条件太差了。辽西那个地方我去过，水土流失很严重，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主观原因呢？我相信方家的人都不懒，但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农村，养活七个孩子，怎么能做到丰衣足食？所以，我认为，多子多福的落后观念是他童年贫穷的主观原因。当然，等七个孩子都长大成了劳动力，情况自然就不同了。这是我这个普通人的直观解释，但方永刚本人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过去他们家穷，是“理论”上出了问题。什么理论？我们知道，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思想。具体在农村，就是集体化的道路。改革以后，理论发展和创新了，农村呢，也分田单干了。既然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这样深刻的变化，他们弟兄又都成了壮劳力，他的家人是不是越来越富，以至于“都不知道咋吃咋玩了”呢？事实好象并非如此。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一张方永刚提供的，他们一家人1993年在老家屋前的一个合影。方本人穿的是一件茄克，而他有两个哥哥穿的好象是军装，一个是陆军的军装，另一个是海军的。我猜测，这两身军装是他这个做弟弟的送给他们的。背后的房子呢？不客气地说，改革十五年后的这间房子比我爷爷在六十年代翻新的我老家的房子差得远去了。我的老家就在方永刚宣讲创新理论的旅顺口区铁山镇的农村，土改时给我爷爷划的成份是下中农。在我看来，我家和他家房子的差异和“理论”的关系并不大，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是地域和其它自然条件。当然，不排除他家这间房子也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在这以前他们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房子，或者是全家挤在四面漏风的茅草屋里。要不是理论创新了，尽管他们都长大成人，有了一身力气，他们家现在可能连照片上的房子都没有。当然，这些媒体没有报道，我只是瞎猜。
方家兄弟中，只有他上了大学，还有一个读了中专。上大学，是不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们都知道，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1977年是“英明领袖”在主事，“三中全会”也还没召开。他家的成份有点“高”，因为这，他哥哥不能参军，这我相信；但要是说没有“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方永刚就会因为家庭成份上不了学，我看没几个人会相信。方永刚上大学是免费的，不仅免费，还有生活补助，对此，他对共产党很“感恩”。只是不知方永刚知不知道，免费上大学正是理论创新前共产党的政策。这个政策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发挥着余热，只是在理论进一步创新后，它才作为“计划经济”的弊病之一被改革掉了。1981年，一个来自辽西农村有七个孩子的农民的儿子进了大学，四年后，他顺利毕业被分配到部队，成了一名创新理论的光荣的宣传员。二十年后，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孩子比他们家少的农民家庭，因为儿女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父母寻了短见。成长在陈旧理论时代的方永刚，顺利地念完了大学，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态度；成长在创新理论时代的马加爵却在上了大学以后心理严重变态，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同学。这些都是个案，对这些，我不知道方永刚会怎样解释？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实践出了问题？或者是永远也肃不清的旧理论的“余毒”？
方家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变是在他到大连以后。“1986年，方永刚把中专毕业的方永强也叫到大连来工作，然后，又帮三哥和四哥在城里找了份活，挑沙搬砖，一天能挣8元钱。那时大连少有工程，方永刚就到处问，这里有没有活干啊？”如果说，方永刚能上大学有其必然性的话，他到大连工作却是偶然的。大连，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前，在辽宁省也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我相信，方永刚在复旦的同学并没有都到部队，也不一定都分配到经济发达地区。假如，方永刚毕业没有分到部队，而是被分到了老家建平县的一个中学教历史，他还有条件“把中专毕业的方永强也叫到大连来工作”吗？他还有可能到处问“这里有没有活干”吗？再假如，他到了部队后没有被分配到大连，而是被分到了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或其它艰苦的地方，他还有可能把患病的父母都接到大连治病？还有可能每年初三把全家聚到一起，总结说“要感谢党的经济政策，我们家的人才能出来念书打工，过上好日子”吗？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太多了，有多少人富得找不着“北”了？我们听到更多的不是方永刚对他的兄弟们的总结发言，而是对“恶意讨薪”的责难和对“跳楼秀”的嘲笑。不知方永刚是否意识到他把特殊矛盾当成了普遍矛盾了？
1995年，方永刚曾四次要求转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93年，方永刚的母亲去世，父亲又病了，兄弟姐妹家也需要帮助，生活非常困难”。我太能理解当时方永刚的处境了，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军人，我本人也在部队医院工作过，深知九十年代中期部队干部的生活水平。直到去年部队调薪前，象方永刚这样的级别，月工资不过两千多一点。别说给父母治病、资助兄弟姐妹，如果他妻子没有收入，一家三口在大连的生活都算不上宽裕。在当今“新三座大山”的压力下，且不说经济发展较慢的辽西农村，就是沿海地区少数真正富起来的农村，有几家经得起两位老人的大病？读到他要求转业，我觉得他是个很真实的人，也是个很正常的人。他留下来，如果是为了部队建设，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我佩服他。但是，渡过难关后，他却说“我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是童年、少年时代，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那要思考问题，为什么就不一样，那时候挨饿，现在就越来越富，以至于人们现在都不知道咋吃咋玩儿了”。他的这番话使我对他的理解和佩服荡然无存，剩下的感觉只有滑稽。
我在上个贴子里说，方永刚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员的敬业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在这里，我要说完下半句，那就是：作为一个据说是有不少“研究成果”的理论工作者，他却不那么合格。我读过网友们转贴的他的几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说是空洞无物的大话堆砌。从自己人生的某些偶然经历中总结出“问题出在哪儿呢？理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牵强的。事实上，他个人和他家庭的经历，不仅没有对创新理论“证实”，反而自觉不自觉地“证伪”了。
我这样说不表明我不赞成发展马列主义，方永刚个人和家庭经历的“反证”也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党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对的，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但是，我们研究创新理论、宣传创新理论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忽悠”，能蒙人一时，不能蒙一世。不把创新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和群众基础上，仅仅靠个人善辩的“口才”，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使人们对创新理论产生误解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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