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敬琏教授的平等观

评吴敬琏教授的平等观

　　从网上看到吴老有关机会平等及股市如赌场的意见，对其有关我国股市的评价我基本赞同，我还可以加一句：股市如传销，股市如陷阱。但对其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方略和机会平等理论却很不以为然。异见大略有以下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者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原因

　　1、最根本的是经济根源——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直接表现是一个分配问题，从整体上说是私有制，或者说形式上的公有制，实质上的私有制（分配由所有制决定，并且是所有制的组成部分）所致。吴教授一方面赞同消除社会成员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又要推进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这是自相矛盾的。这正是马克思经常批评机会主义者欲消除某种社会弊端，却又坚持导致这些弊端的条件之所指。近年来收入不平等加剧，正是私有制经济成分不断扩大的结果：过去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公有制企业大量地变成为少数私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产业。私有经济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大头，这种生产资料分配的状况，决定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

　　2、政治根源。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综合，分配是所有制的表现，它反作用于所有制。公有制并不在于表面上宣布财产属于谁，所有制的表面规定不做改变，却可以通过改变分配政策或通过不合法的分配方式，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不合理，甚至变成实质上的私有制。如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包括特区和非特区的分配、价格上的双轨制）成了一部分人把公有制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的机会。造成了一些弃干、弃工、弃农经商的投机分子与不愿投机或不能投机 的老实劳动者收入的不平等 ，造成了特区与非特区收入的不平等。一些单位利用扩招、发广告为员工谋得比工资还高的津贴。税收、电力等特权单位，也因为不合理的分配政策、制度才导致他们的高收入、高福利。

　　3、意识形态根源。有些人的收入高于其他人，不是来源于所有制，也不是来源于政治、政策的机会，纯粹是他们意识形态（私欲）支配他们行动（贪污、盗窃）的结果。

　　二、机会平等是个资产阶级口号

　　收入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不外乎上述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根源。抽象的，不讲阶级根源的所谓机会平等是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它排除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同讲机会平等，无视私有财产的不平等而讲平等，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讲平等,那就有如列宁所说：“简直把不平等说成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讲的是消灭私有制的平等，消灭阶级的平等。那些一方面讲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又否定按劳分配，主张恢复私有制、按资分配的说教不过是对劳动者的欺骗。

　　吴教授所讲的机会平等，大概是讲的政治、政策方面的机会平等。讲机会平等如果彻底，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机会也要平等，这种平等就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资产阶级所讲的机会平等是私有制下商品交换中的所谓平等，这种平等是虚假的，是掩盖剥削的“平等”。当然，我国很多领域连资产阶级的公平标准也没有达到，这就是吴老所指出的“好爸爸”、“寻租”等等（就是说连资产阶级法制也不允许的东西），在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范围内，吴教授的意见还是可取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把斗争目标局限在这样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

　　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公平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是社会关系范畴，更具体到经济方面是生产关系范畴。效率是劳动生产率问题，是生产力的、技术上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把无产阶级的公平要求放在实现的第一位。公平统帅效率。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平标准：剥削阶级视私有制和剥削为天经地义的公平，无产阶级则认共产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为公平。剥削阶级提高效率（劳动生产率）是为了更多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宁愿牺牲效率。如果这个目的能达到，那么效率越高越不公平。

　　蒋介石、慈禧太后都会讲效率，因为他们都要靠发展生产来增加剥削收入。他们的确是效率优先的，他们为了优先实现剥削的效率，完全无视并牺牲劳动者的公平。他们的效率服从于他们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公平观念。如果效率于他们的阶级利益 无补，他们是不会关心的。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知道，并不是任何效率都对劳动者有利。工人和资本家的公平观念完全是相反的，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越追求效率，对工人的剥削越严重，对工人越不公平。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当是统一的，公平能促效率，出效率，只有落实社会主义的公平，才会有社会主义的效率。对劳动者落实了社会主义的公平，保护了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效率当然会提高。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口号，已经导致一些官僚和资本家为追求政绩和利润无视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劳动安全的大量事件。效率既然是优先的，公平只是兼顾的，当然产生对劳动者的公平的无视，矿难这么多，农民工欠薪那么严重，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代是最有效率，或者最可能达到高效率的制度，能使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分配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只有自私者、剥削者才认为私有制最有效率。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当权的公有制企业都是有效率的，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的。资产阶级腐蚀瓦解了的公有制企业才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也反映在股市上），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效率。就吴教授承认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社会而言，那些暴发者会认为是公平和有效率的；对那些创造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而自己连起码的衣食、生命安全都无保的劳动者来说，绝不会认为公平。他们不会有劳动的热情，因而也无从提高效率。如果他们处在被剥削压迫条件下为资本家有效率地创造了财富，这既不是社会主义公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效率。而是资本主义追求的“公平”和效率。当前中国经济，按吴教授说的，存在严重不公，也缺乏效率，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劳动力被严重浪费，不能正确地组织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否定社会的计划调节，否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法则的无政府的竞争状态造成生产力的大量浪费。在实现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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